青岛首富刘子山之子捐无价之宝《楚辞集注》

2015-03-08 作者：宫岩

宋版书价值连城，曾有“一页书一两黄金”之说，现在则是“一页书一万元”，那一整套《楚辞集注》价值多少?无价之宝!刘少山就把包括这个无价之宝在内的二十六种共计四百二十七册宋元善本古籍全部捐献给政府。1972年，毛泽东曾将其影印本作为国礼赠送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刘少山，名占洪 ，刘子山的长子，作为一个“富二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被称为“开明绅士”、最喜欢收藏古籍、为了国家可以抛弃自己拥有的一切。今年恰逢刘少山百岁诞辰，所以他的子女谈起捐书之事感触就格外深，他的大儿子刘燊还特意写了一篇纪念性的文章。

17岁就开始掌管家族产业

刘少山是刘子山的长子，家族重任之后要交到他的手上，所以刘少山从小就得了解和学习管理家中的产业。同样是一张半身照，身穿西装、梳着分头的刘少山五官像极了他的父亲，但他嘴角的一丝丝笑意和温和的眼神更增添了几分与世无争。

刘子山的重孙子刘理耀说：“刘子山35岁才有了第一个儿子，所以对他寄予厚望，爷爷刘少山从虚岁17岁就开始出来管家了，他主要负责厚德堂的一些事情，比如房产等。”(这里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厚德堂，除了东莱银行外，刘子山旗下的房产、木材、砖瓦等生意全部属于厚德堂。)

刘子山为改善银行管理，曾组成东莱银行总管理处，组成人员除银行经理外，还聘请了留学经济专家做顾问，但总管理处的管理方式并未达到刘子山的预期效果，反而出现许多矛盾，刘子山就终止了总管理处的运行。刘少山的四儿子刘植介绍：“在这种情况下，刘子山才接受了天津分行经理薛赞庭的建议，让儿子刘少山进入了银行的管理层，时年23岁。”

不过，刘少山虽然进入了东莱银行的管理层，但他从来没有当过总经理，最多只是做到协理和常务董事，整个东莱银行的事情还是由董事会说了算。

将孤本书籍捐给了国家

比起进银行做生意，刘少山更喜欢藏书，青岛著名文史专家鲁海说：“刘子山在临终前，把全部财产包括股金、不动产、动产，按子一份、女半份来分配，刘少山所得的动产大部分都用来购买图书了。”曾经山东聊城有个“海源阁”藏书阁，藏书多达20余万册，堪称“北方图书之府”，《楚辞集注》就是从那里购来的 。宋版书籍价值连城，曾有“一页书一两黄金”之说，而现在价值更高，达到“一页书一万元”，如果是整册的书籍价位那就更高了。朱熹的《楚辞集注》价值多少?无价之宝!到民国时期世上只存一部，刘少山以巨资购得。刘燊交给记者的一份纪念材料中详细记录了刘少山买书、藏书、运书、捐书的全过程。

1926年海源阁杨家的第四代杨敬夫举家迁至天津居住，此时的杨家已家道中落，他们便以卖书做生意来恢复元气，得到这个消息，一些藏家，还有一些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也闻讯而来，谈价看书，想带到国外。刘杨两家虽都住天津，但两家并没有往来，后来买书也是通过中间人青岛老报人伊筱农。杨敬夫为了生存虽然不得不卖书，但他也明白这些古书是国家宝藏，不能让这些书流失到日本成为历史罪人，更何况其中还有朱熹的《楚辞集注》等珍贵的宋元善本。但这些古书价值连城，谁能将其买下?杨敬夫便托伊筱农去询问刘少山。买书费用不菲，刘少山需要禀报父亲才行，起初刘子山认为古书应为国家之物，不宜私人收藏，婉言拒绝了。之后杨敬夫道出自己的难言之隐后，刘子山甚为感动，同意刘少山购书，但只是暂存，等到适当时机还应物归原主，上交国家保管 ，所以刘少山捐书的爱国行动也是完成刘子山的一个遗愿。

杨刘两家相约都不向外界透露古籍转手之事，避免日本人作祟。在家中除了刘子山和刘少山的太太外，其他人直到刘少山宣布捐书时才知道。刘少山太太经常变换古籍的安置地方，四楼库房、三楼储藏室等处都放过，为遮人眼目放置时旁边还堆上许多杂物。天津沦陷后，为防止日本宪兵抄家发现古籍，曾一度存放于盛锡福刘锡三天津的家中。1948年古籍分成两批运到上海，一批是混在皮货等细软中，乘陈纳德和金城银行合办的民航空运队的一架运输机运抵上海龙华机场;另一批放在一樟木箱中，由东莱银行属下的太平船务贸易公司的太吴号货轮运到上海吴淞码头。古籍运到后全都存放于上海东莱银行二楼一卧室中。

直到1952年，刘少山将这二十六种共计四百二十七册宋元善本古籍全部捐献给政府。

捐献古籍不要钱、不要政治待遇

算算时间，今年正是刘少山捐赠《楚辞集注》的六十周年。刘植向记者提供了三份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签字写给刘少山的信件。

“家父对自己将所藏宋元善本海内外孤本悉数捐献国家的义举，只是淡淡地看作为应当做的本分之事。郑振铎先生一手操办家父捐书事宜，他会见家父时，除了代表文化部颁发奖状以示表彰之外，还表示可以登报，并征询家父愿意登在哪份报纸上;还表示可以由他上报推荐家父担任政协委员。家父坦诚向郑振铎表态：不要钱，不要登报，不要政治待遇，捐书只是他应尽的一片心，不为其他。”刘植说。

刘少山捐书为国家作出贡献，应当是非常光荣之事，但他从不向外人宣扬。刘少山的女儿刘玳告诉记者，她参军后第一次回家时，刘少山对她说：“你参军我是光荣的 ，我愿意别人知道我女儿是解放军，所以我把它(照片)挂在客厅里。我给国家捐书，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我不愿意别人知道了去宣扬，所以把文化部的奖状挂在我的卧室里，”刘家许多至亲和好友都不知刘少山捐书还得了奖状，直至1972年香港大公报报道了毛主席送田中首相《楚辞集注》的原善本为刘少山所捐，捐书的事才逐渐传到亲友耳中 。

田中回到日本后，将《楚辞集注》交日本读卖新闻社复印了100套，在美国的刘燊得知后想办法拿到一套辗转带回上海。刘植说：“父亲第一次用颤抖的双手捧起这套书时，他抽泣了，我默默地看着他既喜又悲的表情，我知道他心中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会哭泣。”

1996年，经山东省政协副主席苗淑菊女士居中联络，刘燊将这部日本复制本捐赠给了重建后的聊城海源阁，这段佳话最终画上圆满的句号。

公私合营他把自己房子也捐了

刘少山在私营企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期间的表现也值得称赞。

银行是先于其他行业实施社会主义改造的，东莱银行是属于1953年第一批公私合营的为数不多的知名私营银行之一。在合营前清产核资期间 ，刘少山代表东莱银行表示：“合营不抵触、财产不转移、报产不隐瞒。”刘少山主动迎接改造的态度，起到了带头作用，受到当时领导的表扬。合营后刘少山任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金融研究委员会专员和公私合营银行董事。

任专员期间，组织为刘少山定的工资待遇与11级行政干部相同。但不久他以身体欠佳为由辞去了专员的职务，薪俸虽然没了，因为仍是公私合营银行的董事，所以每月领80元的车马费。刘植说，刘少山辞去专员一职的原因之一，是考虑到研究金融并非他的强项，不能不干活白拿钱，所以毫不犹豫地辞掉了专员一职。

社会的变迁，刘家的收入和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家庭住房也从天津南京西路591弄近3000平米的花园住宅，逐次缩小到东莱大楼的四间房。刘少山对每次生活紧缩都会欣然愉快地应对，并开导家人说资产阶级接受改造、逐渐向劳动人民靠拢是好事。

东莱大楼是公寓房，除了刘少山自住的部分，其余全部出租。刘少山女儿刘玳说，1956年私房改造时，有政策规定出租房合营时自住部分可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说刘少山住的那四间房可保留产权，即仍可属于私房。但合营时刘少山向房管部门表态：“社会主义改造坚决不留尾巴，我把我住的房子也参加合营。”就这样，刘少山把自己住的房子也参加公私合营改造了，合营之后和其他房客一样，每月都向房管部门交房租。

1978年，刘少山去世。他虽出身殷实的资本之家，但他生来淡泊名利的性格，让他有了之后的那些举动。这个低调的父亲至今让刘植等兄妹心疼，在他老的时候经历了“文革”的折磨，当这位60多岁的老头子穿着一身脏衣服从改造场干完活回家，谁都不知道他就是那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刘少山。但他对捐赠古籍不后悔、对公私合营更不后悔，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位爱国者。

1927年，因山东战乱青岛首富刘子山放下青岛的生意带着家人定居天津，85年后虽然事过境迁、物是人非，但刘子山这个名字始终刻在青岛的记忆里。今年11月初，刘子山的子孙后代从各地会聚到青岛，这是他们第一次来青寻找祖父刘子山曾经留下的痕迹。从湖南路到天津路，再从天津路到浙江路，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感到既熟悉又陌生，记忆像片段一样一点点浮现出来。

这是他们第一次全家人来青岛

那是11月初的一个普通周末，记者接到青岛文史学者王栋的电话：“青岛巨富刘子山的后代来青岛了，他们想看看曾经的一些建筑，你来不来?”说完，记者的脑海中迅速蹦出几个地方：东莱银行 、湖南路39号被拍卖的房子……

刘子山在青岛人人皆知，作为曾经的一位传奇人物，岛城不少文史专家都对他做过研究，但无奈年岁已久资料缺失，无法将那段历史完全复原。而这次，岛城一位文史学者向他们发出邀请，希望他们能来走一走、看一看。借着这个机会，记者才有幸与他们亲密接触。

这次来的是刘少山的子女们，刘少山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有一个儿子已去世)，记者眼前这几位头发花白、谈吐不凡的老人家便是了。老大刘燊今年已是84岁高龄，一直定居美国，此次他特意带着儿子从美国赶来，老三刘权今年也79岁了，是从贵州过来的，老四刘植是带着儿子从上海而来，还有女儿刘玳也是从上海来的。他们还有个特殊的称谓，并不直接叫名字，而是称“爷”，“大爷”“三爷”和“四爷”，可能还是老天津卫的习惯，外人这样叫起来也非常顺口。

虽然与85年前相比这里早已大变样，但一站到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他们脑海中的记忆便迅速蔓延开来，记者也跟随他们一路寻根。

湖南路39号，一家人的避暑地

南临湖南路，北临湖北路，西临河南路，东临中山路，湖南路39号就处在这么一个绝佳的位置，曾经这里是他们跟着爷爷刘子山来避暑的地方，也曾做过东莱银行办公地 ，房子在历尽沧桑后，青岛市政府在1993年经过审查，明确了它是刘子山的合法财产，因此政府按当时政策给予刘子山后人一定的补偿，这有力地说明了刘子山从未将这栋房子送给过日本人。湖南路39号在2011年时被一位低调的寿光企业家李宗章花费9000万元买下，这里被列为寻根的第一站，因为这里的故事可是相当丰富。

一行人来到时，湖南路39号正在施工建设，建成后这里将成为一个博物馆，“非常感谢李宗章先生保护了这栋历史建筑。”从三楼下到二楼，再从二楼下到一楼，装修期间楼梯有点陡，但老爷子们还是坚持全部看完。

“你看看这里，一楼的客厅当时摆放着很多樱桃木的西式家具。”“啊，是的是的，我记得还有一张大地毯呢。”他们在这住的时间不长，关于这里的记忆也是支离破碎 。说到地毯，四爷刘植在自己的博客中回想：“爷爷曾在济南兴办了一所慈善性工场——厚德平民工场，吸收无业者做工编织地毯，为了扶持工场发展，还请他们专为湖南路39号一楼客厅编织了一条很大的地毯。后来该地毯运至天津，因怕弄脏，平日不铺，只有过春节才会铺于一楼中式客厅，铺放时我总是十分兴奋，因为这预示着即将过年了。”而那套樱桃木家具在上世纪50年代初捐献给了政府。

湖南路39号是由业余建筑师杨浩然设计的，据说刘家在青岛的很多房子都是出自他手。虽然曾经在建造时是按照住宅设计的，但没住几年他们便搬到了天津。此后，先是租给国民党宪兵司令部 ，后来东莱银行又在这里复业，青岛沦陷后被日本宪兵队霸占……走到门口时，大爷刘燊看了好一会，“以前这两边都是草地花圃，门口还站着两个门卫。”

青岛市集邮协会理事金立生也是掖县人，从小就在这附近住，除了这些已经被大家熟知的事情，他还记起童年一事，解放后湖南路39号曾经还是军部办公楼。“那个时候每个星期都要给解放军改善一次生活，这里就包水饺让军人来吃。包水饺的时候他们便到我们周边住户家里借擀面杖、面盆，而且从来都没有出过差错。后来这里开始放露天电影，绝大多数都是前苏联影片，比如《斯大林格勒大血战》《夏伯阳》等。那时一听放电影，我就跟刘子山外甥的孩子们一起去看。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五六年时间。”

安娜别墅是凶宅朝鲜李王府?

从湖南路39号出来，一行人去天津路附近看了看那里的老房子，这一路一直是刘燊老先生在前引导着，虽然周边的楼房都是新的，但对路、对周边的几家银行他还是非常清楚。除了记忆好，记者得知，刘子山还曾经带着刘燊悄悄回来过一次，到所办过的企业和住过的房子都去看了看。

天津路上东莱银行是一栋典型的银行建筑，营业大厅的顶部是玻璃的，自然采光。刘燊兄妹还到位于东莱银行旁，刘家的另两家企业东华旅社和振华金店旧址看了看。转到浙江路1号时大家兴奋不已，因为这里有座非常精致漂亮的别墅，它有个美丽的名字叫安娜别墅，这也是刘子山的故居。到了这里，兄妹们左看右看，讨论起这座安娜别墅是不是家中被称为“凶宅”的朝鲜李王府。

兄妹们对“凶宅李王府”的印象太深了，因为是家中老少常谈的话题。1917年刘子山把妻儿从老家接到青岛后，住的第一栋大房子就是朝鲜李王府。先是刘子山的第一个妻子林氏在那里故世，时隔几年，包括刘子山的续弦焦氏在内多人煤气中毒，并有一个女佣中毒抢救无效身亡。几年中连续发生不吉利事情，家人就迷信地认为那栋房子是“凶宅”，并说是房子的尖顶影响风水所造成的。“尖顶风水不好”也成了上世纪30年代刘少山大修太平路37号和湖南路39号时，敲掉了这两栋房子各自四个尖顶的原因。

刘权老先生看到了安娜别墅也有一尖顶，仔细想来说：“朝鲜李王府是当时的曲阜路1号，而安娜别墅现在是浙江路1号，因为青岛的路名和门牌号变化很大，因此很难根据路名或门牌号判断安娜别墅是不是朝鲜李王府，也不能根据房屋有无尖顶去判断。”

除了这些地方，还有一块房产太平路37号也是刘子山的，对于这座大楼有人说，1929年国民党政府接管青岛后，因惧怕追究，刘子山将太平路37号大楼让予国民党青岛市党部 。但这个说法被刘家后人否定了，那是被国民党市党部霸占的，绝不是拱手相送。

刘少山的儿女们都考上了大学

把在青岛的家族建筑转完 ，四爷一路拍照片录像，这些祖父留下的东西他们要留个念想。此次来的是刘少山的四个儿女和孙子们，一行共八人。或许更多人会问，曾经家族那么殷实，作为后人他们现在都在做什么呢?

刘家对子孙的学业管得很严格，所以从小他们就是班上数一数二的好学生。四爷刘植补充：“读书时，我是最顽皮的，学习成绩最不好，哥哥姐姐都是班级第一、第二名，没有考过第三的，我最差考过15名。母亲就总说，你怎么考得这么差?每次考完试，我的哥哥姐姐就会拿了成绩单给爷爷看，爷爷就顺便摸出几块钱奖励他们。我呢，因为考得不好就不给他看，有一次，大概是上三四年级时，我考了第7名，我开心得不得了啊，我也进前十名了。就拿着成绩单去给爷爷看，爷爷说，哎呀你总算给我看了，考了个第七名啊，有进步，多给你点奖励。”

之后刘少山的儿女们都顺利考上了大学，学的分别是经济、建筑、医学 、化工等。而刘玳的情况比较特殊，抗美援朝时她参加了军事干部学校当了兵，10年后经单位推荐通过系统内部考试上了大学。之后他们大多在学校工作过，还有人在教师岗位上退休，有人成为大学教授。刘玳说：“你要问我们从富裕家庭得到了什么，我想就是能得到学习的机会吧，毕竟那时很多人上不起学，而我们从小就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

说到上学 ，刘玳又想起一事：“我小时候在天津培才小学就读，这是个教会学校，学生并不是很多。当时学校的校长叫郝铭，京剧大师郝寿辰的胞弟，他从小学习太极拳，所以学校从三年级以上就有国术课，专门教太极拳。1936年郝铭去柏林奥运会表演太极拳，但当时国民党没有足够的钱让他们回来。恰好父亲去欧洲看奥运会遇见了他，便资助他路费绕西伯利亚回国。”

回归平淡，以普通人身份生活

为什么这些年一直没有回青岛看看?作为商人之后为什么没有让子孙也经商……这些疑问还在记者脑中旋转，刚才还比较善谈的四爷刘植叹了口气：“我一直觉得，我欠儿子一笔账，一个解释!这些年从来没有告诉他关于家族的任何事情，所以很多时候他都不知道二叔是谁、三叔又是谁。”

“为什么不跟他说，曾经祖上有过这样荣耀的历史?”“不能说，怕他背上祖上富有的包袱，影响到学习，怕他向往过去的富有，产生不好的情绪，所以我们都淡化了那些历史，让他们靠自己的努力，以普通人的身份来生活。”

采访的最后，刘植非常诚恳地对记者说：“我们是刘子山的后代，对刘子山的错误不包庇、不回避，唯一的期望是社会能够了解刘子山、刘少山的另一面，给他们一个客观、公正、全面的评价。非常感谢城市信报给了我们一次介绍刘子山、刘少山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事情的机会。”

这是第一次对刘子山、刘少山的事情进行系统报道，因为能查询到的资料不多，很多都是后人努力回忆再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得来。整篇报道要感谢刘子山、刘少山后人的帮助，感谢岛城著名文史专家鲁海，青岛市十大藏书家、青岛市博物馆原副馆长王桂云，还有青岛市集邮协会理事金立生的帮助，以及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岛城文史爱好者的大力支持。就像四爷刘植先生所说，他们还会对祖父刘子山的事继续研究，我们也会给与及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