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发源于青岛村 胶澳设防章高元建总兵衙门

2015-03-08 作者：黄默

青岛村是青岛的发源地

1897年前后的青岛村一片荒凉

青岛村村民

青岛山下的青岛村是市内最早有人居住的地方，与会前村一样，同为明初建立的第一批青岛村落，历经近500年的繁衍与发展后，却在上个世纪初被德国殖民者拆除。村落实体虽早已消失，但因为村名中有“青岛”二字，一直被青岛人视为城市发展的起源，而青岛村里住着的居民，也被公认为是最早的青岛人。岛城知名文史专家鲁海先生说，青岛村是青岛市的发源地。

青岛之名来自青岛村?

青岛这座城市的名字是怎样来的，至今学术界仍无统一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这样的：青岛是因海上的一座小岛“小青岛”而得名 。因为史料中关于青岛最早的文字记载来源于明朝嘉靖年间王士性的《广志绎》，书中“青岛”是作为一个小岛的名字首次出现。在明万历年间即墨县令许铤编撰的《地方事宜议·海防》中，也有这样一段记述：“本县东南滨海，即中国东界，望之了无津涯，惟岛屿罗峙其间。岛之可人居者，曰青、曰福、曰管、曰白马、曰香花、曰田横、曰颜武。”此文中，青岛再次与田横岛、福岛、白马岛等岛屿一起被提及，有文史专家认为 ，这里所说的“青”，是指青岛，也就是现在的小青岛。

另一种说法认为 ，青岛是由青岛村这个海边小渔村得名。有学者认为 ，虽然在同治版《 即墨县志》和《胶澳志》中提到了青岛这个岛屿，但均未有文字明确指出青岛就是以岛命名。从字义上来说，凡带“岛”字的都是由岛命名的也不确切，如青岛附近的薛家岛、顾家岛等村都是陆地，并非海岛。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道员刘仓芬在《查勘胶州湾条陈》中说：“……胶州澳澳口东青岛，高四十七八丈，有市有关，地属即墨。”文中所说“高四十七八丈”，实指青岛山，在陆上而不在岛中：“有市有关”，更非在岛。这样看来，清末时青岛已是陆上的一个地区名，再后来成为城市名。至于“青岛”这个村庄名称是怎样来的，还需要进一步志证。

但无论青岛之名是否来源于青岛村，这里是青岛市内最早有人居住的地方却是无可争辩的。据编修于1924年的《胡氏族谱》记载：“吾族相传自明永乐初年由云南迁居即墨，世居青岛之‘ 上庄’”，“聚族而居，五百余载”。清末胡氏族人胡存约的《海云堂随记》写为“明洪武迁入鲁”。以此推断，胡氏一族应是明洪武年间由云南迁至山东某地，而在明永乐初年才定居青岛的。已故的文史专家侯文程先生在《岛城的胡姓移民》一文中，对青岛村胡氏家族的发展变迁有详细的记述：“明代初期，最早的一批移民在青岛市区建村定居，胡姓所创建的‘青岛村’即为其中之一。”

胡氏一族来青后最初聚居于今迎宾馆和龙口路一带，后繁衍发展人口众多，原村址无法容纳，又分出一支，迁到前海一带筑屋而居，逐渐发展为村落，其具体位置今天看来应该就在江苏路基督教堂、天后宫、人民会堂和青岛市美术馆四点围绕起来的这片区域。因为地势较低被称之为“下青岛村”，而原村则被称为“上青岛村”。上青岛村村民多从事农业 、渔业和畜牧业 ;下青岛村离海较近，居民多为渔民、艄公和商人。

“街里”源于青岛村的行街

老青岛有“上街里”一说，现在青岛人所说的街里多指中山路，但实际上在清朝末年“街里”就在青岛村的天后宫附近出现了，那时候称其为“行街”。

明万历年间，青岛开放为海运港口，清代后期，随着青岛港口的日益繁荣，下青岛村开设了许多商号、店铺、作坊等，称为“行街”。“行”有多种释义，其中之一为店铺之意。清同治十二年(1872年)刊印的《即墨县志》，就把青岛村的位置标注为“行街”，可见当时行街的知名度已经超过了青岛村。在德国占领青岛之前，周边各村村民到青岛村的天后宫和行街买卖交易、赶会进香、许愿看戏等，都称为“上街里”。

1891年，清政府在青岛设防，总兵衙门就设在“行街”的东南侧，俗称“老衙门”，这让行街从商贸海运中心，一跃成为政治和军事中心，这就进一步带动了行街的发展。1928年出版的《胶澳志》对青岛村有这样一段描述：“青岛村初为渔舟聚集之所，旧有居民三四百户，大都以渔为业，今之天后宫太平路一带，乃三十年前泊舟晒网之所。章高元驻兵而后成为小镇市矣。”

青岛早期的知名商人胡存约在其编写的《海云堂随记》中，就详细记述过当时行街上的诸多商铺：“丁酉年(1897年)三月十四日晚，商董首事集议本口商铺数目，除新近由即墨、平度、金口、海阳来此赁屋暂营者六家外，计马车旅店九，洪炉一，成衣、估衣、剃发三，油坊、磨坊、染坊六，杂货、竹货、瓷器店铺七，药铺二，当铺一，织网、麻草、油篓、木材八，肉、鱼、盐铺六，帽、皮货各一，纱布绸布、洋广杂货店三，酒馆饭铺九，酱园、豆腐坊各一，糕点茶食三，计六十五家。航载写船(代办海上客货运输)多由广洋杂货、木材诸店号兼业。”商号、作坊云集，往来商贸通达，如今读来这段文字，让人轻易就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清末时属于青岛的“清明上河图”。

德占后重金打造欧人区

1897年，德国侵占青岛，首先看中了前海一线的区域，要在这里建设欧人区。于是自1899年开始，对周边村落进行了大规模驱赶，而青岛村，也跟会前村、大鲍岛、小泥洼等几个村庄一样成为了驱赶对象，近500年的历史由此终止。《胡氏族谱》中记载：“不幸遭光绪二十三年胶澳租界之变，德意志独居青岛，恢宏商业，大兴土木，张徙附近村落十数余，而故里首当其冲。”

在这次大规模的强拆中，古老的村庄被国人视作再也回不去的家乡，而在德国人眼里，这些却是“危害城市居民”的卫生隐患。“为了有可能自始至终实施欧人区和华人区的空间分离，规划一开始就规定要拆除直接相邻的村庄。由于那时居民爆炸性地增加，中国村庄周围的卫生情况也难以控制，最终还是把那些村庄买下并拆除。出于‘卫生原因’，总督府自1899年10月始就买下上青岛村和大鲍岛村，以便将其拆除。下一年，即自1900年10月开始，以相同理由把稍远一点的小鲍岛和孟家沟也拆除了。下青岛村在1901年秋天时，被视为是‘中国人不卫生的最后住所。’”这段文字来源于德国学者托尔斯藤·华纳遍查中德史料撰写的《近代青岛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此书于2009年由青岛档案馆编译出版，也为我们提供了回顾德占历史的新角度。

从1899年到1909年，德国人先后买下并拆除了包括上青岛村和下青岛村在内的9个村庄。但从今天能够掌握的历史资料中，并没有发现强迁时中国老百姓抗议的证据，这也许是与德国人给予的补偿款数目较大有关。时任德国青岛办事处的翻译官廉·路易·单威廉曾在《骄傲发展备忘录》中记述，最初有些青岛村村民不愿出卖其土地，因为他们担心会从此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为了能够缓和地解决这一问题，德国总督府“试图通过描述为村民们提供‘在房屋 、货栈和其他设施’中的‘辅助工和工厂劳工’的新工作前景，并许诺在该处可以赚到比过去更多的钱，来安抚他们。”在购买土地的费用上，德国人也肯下本钱，仅1904年至1905年购买扫帚滩村就花费了23000大洋，平均地价高于周边其他村落。他们本着“要使他们感到比以前更好”的原则购买土地，对旧住房的补偿超过盖一座新房子的造价。

能得到土地补偿款，还给介绍工作 ，德国人还在台东镇修建了劳工居住区。这些做法有效地避免了与本土居民冲突的发生，而淳朴的农民和渔民们则完全预见不到此后的变化，于是大多也对相关地价和建筑物的补偿表现出满意。据德方史料记载，作为“代替拆掉的中国村庄”而建的台东镇，成为了青岛村搬迁居民的新住所。除了台东镇以外，据《胡氏族谱》记载，青岛村强迁后，胡氏族人四处迁徙，有的迁往海阳县柳树庄和前塘村，有的迁往胶县的徐哥庄，也有的迁往即墨县王演庄、庄子、青中埠等，还有的迁往近郊的南渠、仙家寨等地，另有部分胡姓族人，迁往市内的浮山所一带。记者 黄默

章高元建的总兵衙门

青岛村当年有两处胶澳(青岛地区昔称胶澳)最有名的建筑，一处是天后宫，另一处就是章高元建的总兵衙门。明代万历年间青岛口的开放，让青岛村这个小渔村逐渐成为商贸往来之地，天后宫前的这片港湾改变了青岛村民半农半渔的生活方式，航运、贸易，这里孕育出了青岛的第一代商人。如果说青岛口的开放，为青岛经济发展之始，那么1891年清廷在胶澳设防，则是青岛建置之始，次年，章高元带兵移驻青岛，成为青岛历史上第一任军事长官，他选址建造的总兵衙门就在青岛村。

许铤开放青岛口，繁荣初现

“许多德国人说，德占前青岛是个荒凉的小渔村，这显然不对，从明代起这里就已经是港口了。”提到建置前的青岛，岛城文史专家鲁海先生还想起了一个小插曲，他笑着告诉记者，多年前有位德国学者来青考察，在德占前青岛的发展状况这个问题上两人还展开了一场辩论，直到鲁海先生带着这位德国友人来到天后宫内清朝同治四年(1865年)重修天后宫时立下的《募建戏楼碑记》前 ，这场舌战才算告一段落。石碑上刻有：“青岛开创以来，百有余年矣。迄今旅客商人，云集而至。”以此推算早在德国占领青岛一百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是个繁华的港口了 。“他看到这段文字，这才心服口服。”鲁海先生表示，青岛之所以可以在清朝中期就能发展至此，就不得不提到青岛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许铤。

明万历六年(1578年)许铤任即墨知县，他主持编修成历史上第一部《即墨县志》，为后人留下珍贵史料。在任期间，还实施了“垦荒田、招流民、筑堤岸、通商艘”等一系列措施，使当时经历百年战乱又遭倭寇侵扰的即墨逐渐富裕了起来。而其作为“父母官”，他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向万历帝上书，在即墨开放海运港口。

因倭寇时常侵扰，所以明代时朝廷在沿海地区建立诸多卫所的同时，也会经常实施“海禁”，禁止船只出海。而当时的即墨，因为经历了百年的战乱，一切都处于百废待兴之态。许铤为当地的贫困状况忧心不已。后来，他发现有农民不顾禁海令，偷偷驾船出海到别的港口进行贸易，收入大增。作为地方官员，他没有以此治罪，反而认识到了靠海吃海、发展贸易的脱贫策略。于是，许铤向朝廷递上了《地方事宜议》的陈条，并举出了贸易致富的实例：“嘉靖十八年，本县城阳社民牛稼者，告允行海，舟自淮安，觅海，两昼夜直抵城阳之金家口通贸易，是岁大饥 ，沿海之民是以不死。行至数年，牛氏以富，附舟者咸利之。”万历皇帝被其言之凿凿所动，遂批准了许铤在即墨开放海运港口的请求，于是从那时起，青岛这个小渔村开始被称为“青岛口”。

与青岛口同时开放的还有金家口(后改名为“金口”)和女姑口 ，开始阶段这两个港口的发展好于青岛口，但到了清代中期，青岛口已超越女姑口 ，逐渐发展成为比较繁荣的贸易港口。青岛口的居民，不再以渔民为主，居民多改从事海运、商贸。同治十三年天后宫再修，庙碑又记：“青岛口 ，宏舸连轴，巨舰接舻……”虽然现在看来有些夸张，但当年港口的兴盛之状也可见一斑。而同治年间两次重修天后宫均为民间捐款集资而成，庙碑上刻有捐款的商人、船主四五十人，其中多数为青岛村人，由此也可看出那时的青岛的确为商旅云集之地。

胶澳设防，青岛村建总兵衙门

如果说青岛口的开放，为青岛地区经济发展的伊始，那么1891年清廷在胶澳设防，则是青岛城市发展的原点，青岛的命运也由此转折。

早在咸丰九年(1859年)，山东巡抚文煜就调查了山东的沿海形势，并奏明清廷，要求增加青岛海防：“即墨县至金口及胶州之塔埠头，有青岛遮拦口外，船只必由岛口进出，形势紧凑……沿海防不胜防。”然而咸丰皇帝并未予以关注。

光绪十年(1884年)许景澄奉命出使法、德、意、荷、奥五国大臣。出使德国期间，他的任务本是主持勘验接收在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建造的“定远、镇远”等战舰，然而在亲赴德国造船厂调查时他却有了意外的“收获”。他发现了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交给德国政府的一份中国地质调查报告，那是李希霍芬先后七次到中国考察的结果，其中特别指出胶州湾是天然良埠，适宜筑建现代港口 。实际上，此时德国人看上的并不仅仅是这个优良的港口，还有胶州湾腹地丰富的煤矿资源。自此，许景澄感受到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于胶州湾的欲望与野心，1886年3月13日，他向清政府上奏列强觊觎胶州湾一事：“西国兵船测量中国海岸，无处不达，每艳称胶州一湾为屯船第一善埠。”并强烈要求在胶澳设防。无奈清末政府腐败，国库亏空，此时李鸿章要发展北洋水师，又在建旅顺港，已为军费短缺大伤脑筋，根本无暇也无银两在胶澳设防。同年7月9日，陕西道监察御史朱一新也向慈禧递上了一道折子，陈明利害，要求在胶州湾设防，但同样没有引起清政府的重视。

直至1891年，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侵略行径越发猖獗，清政府才终于意识到在胶澳设防的重要性。据《青岛市志·政权志》记载：“1891年6月，李鸿章和山东巡抚张曜对胶州湾进行了两天实地调查，认为胶州湾水深港阔，形势险要，是一天然良港，即联名奏请光绪皇帝在胶州湾设炮台、驻扎军队，所需经费拟由山东海防中截留。1891年6月14日，光绪皇帝正式批准在胶州湾设防的建议。1892年秋，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率广武前营、广武中营、嵩武前营、嵩武中营四营兵力，约2000人移驻胶澳。”章高元成为青岛历史上的第一任军事长官，上任后他首先在天后宫东侧(今人民会堂所在位置)建胶澳镇守衙门(后称总兵衙门 ，俗称老衙门)，作为办公和居住场所。后在八关山西北侧(今青岛海洋大学五校门)建嵩武中营，在小鱼山之北(今青岛海洋大学体育场)建广武中营，在今市公安局址建嵩武前营，在西镇(今青岛肉制品联合加工厂)建广武前营。在团岛岬建团岛炮台，在西镇筑西岭炮台，在莱阳路8号修筑青岛(衙门)炮台。1893年在杨家村北侧(今台东邮电局)设立军用电报房，在小鲍岛村(贮水山南麓)设军火库。

《海云堂随记》记载，沿河大街是总兵衙门，其规模大于一般的县衙门 。总兵衙门整组建筑依照自然的地势面南而建，建筑屋顶均采用中国传统灰色筒瓦，围墙为花岗岩砌筑，周边以青砖包饰。官衙大门外建有砖石结构大照壁一座，通宽约15米，上绘一状似麒麟的神兽名为“ ”(tan)，提醒官员不要太贪婪。传说“ ”生性贪婪，占有再多的金银财宝也不满足，张着大嘴还想吃掉太阳，最终因过分贪婪，落海而死。章高元建此照壁，是要警示出入官员，勿有贪欲，勤政廉洁，虽然他有意遏制内部腐化，但这个总兵衙门却并没有因此变得长命，设防五年后德国人侵略者的坚船利炮还是将大清的官员们赶出了衙门 。

1897年，德军借口“巨野教案”在青岛前海突然登陆，总兵衙门被改为德国胶州占领军临时司令部。随后这座传统的中国式建筑，先后成为德国胶澳总督的办公地点及日本占领者的临时海军兵营，后又成为居民住宅。1940年前后，汪伪政府警备司令李仲刚在这里创办了一所私立中学东文书院。1949年，青岛解放后，总兵衙门成为了青岛二中的分校校舍。1959年5月，总兵衙门被拆除。1960年5月，青岛市人民会堂在总兵衙门旧址落成，至今成为青岛人民参政议政、接待贵宾、文艺演出的场所。

小插曲：大风吹歪大堂中梁

如今，章高元当年所建造的这座古老建筑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找到的遗迹，仅有人民会堂大门外东侧的几株随风摇曳的高大银杏树，据说还是他当年所植。民间传说，在建造总兵衙门之初还有一个小插曲。

郭建忠先生在《总兵衙门和3个发小的纠葛》一文中写道：1892年，登州镇总兵章高元带兵驻防胶澳，按照清朝的军制，总兵相当于现今的军分区司令员或师长，这么高的官位，总兵衙门自然要修得气派些。章高元请了京城的名师画出了设计图，又选定了在天后宫东侧开工建衙门，因为工程浩大，一时请来了许多工匠。眼看总兵衙门的规模初现，章总兵选了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举行大堂的上梁仪式。仪式很隆重，周边的村民都来看热闹，总兵的心情自然是大好。可是这大堂的中梁刚刚放好，就被一阵大风吹偏了近一尺，见状章高元大怒，命师爷三天内查出缘由，拂袖而去。工程没法继续了，工人们闲下来，师爷也犯了难，查了一整天也瞧不出哪儿有问题。此时，一位青岛村的小木匠却悟出了其中的原因，总兵衙门为显威武，大堂高筑，京城的设计师们并不了解沿海风急的情况，于是就按照内陆建筑的模式去设计，却忽略了防风一项，所以才导致海风吹歪了中梁。小木匠将此事告诉了师爷，师爷大喜，立刻带着小木匠去见总兵。听闻不是有人从中捣乱，章高元怒气全消。小木匠又建议把大堂的高度降低，再把前厅的院墙加厚，这样就能起到一定的防风作用。看着问题解决了 ，章高元非常高兴，赏了小木匠100两白银。得了这笔钱，小木匠更高兴，喜滋滋地带着赏银回家娶媳妇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