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三在青岛学会做生意 没有ps用铅笔修片

2015-03-06 作者：黄默

吴佩孚题字牌匾

天津盛锡福工厂

       

刘锡三的名片

老青岛有这个样一个顺口溜：“头戴盛锡福，脚踏新盛泰，手戴亨得利，吃饭劈柴院，有病宏仁堂，听戏上华乐。”短短几十个字却包含了青岛的6家老字号，而把盛锡福放在第一位，也体现了过去人们对于帽子的重视。盛锡福，这家以做工精细、品质优良为传统的百年老店，虽然创建于天津，却孕育于青岛，盛锡福的创始人刘锡三，正是因为在青岛的洋行工作，从中发现商机从此走上了开创民族产业的道路。而由吴佩孚亲手所题的“盛锡福”牌匾，据说也是为青岛分号所书。

刘锡三在青岛学会做生意

十九世纪末，德国占领青岛以后需要大量劳动力，胶东周边的都来青岛来发展 ，十五六岁的刘锡三也随着老乡们从掖县沙河镇来到青岛打工。

刘锡三自幼家境贫寒 ，没读过什么书，刚来青岛时就在一家外国饭馆当茶房。他为人勤快又好学，因为每天接触的都是外国人，在饭店里就慢慢学会了一些日常英文。刘锡三并不满足于此，借着这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学习英文。后来掌握了英文的刘锡三通过人介绍，进入了一家洋行当练习生。对于刘锡三进入的这家洋行，如今说法有二：一说是德国人开办的鲁麟洋行，一说是美商开办的美清洋行。但无论是哪个洋行，刘锡三当时负责的工作就是去乡下收购草帽缏。

因为工作认真，不久后刘锡三就成为了洋行的正式职员，而细心的他也慢慢看出了这一行的门道。用低廉的价格收回的麦秸草的草帽缏拿回洋行进行初级加工，然后运到外国进行深加工，当这些草帽缏再运回到中国时，已经是一顶顶精致的草帽，身价也一下子翻了几十倍。“咱中国人的钱为啥要让外国人挣去?”看到了这个中间环节高额的利润，刘锡三开始有了自己生产草帽的想法。

随后，刘锡三又在洋行里工作了几年，将如何分辨草帽缏的质量好坏、草帽缏的品种和产地，以及草帽的制作方法等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已经算是这个行业内的行家了。同时，他在这几年时间内省吃俭用，攒下了自己的第一笔创业资金。

据刘锡三次子刘洪杰在《帽业泰斗刘锡三》一文中描述：“刘锡三在美清洋行任职的同时，1911年又与表兄芮某合资在天津估衣街归贾胡同南口租了一间门面，开设盛聚福帽庄，专门制作草帽，到秋天兼营棉花，因为资本有限，买卖不大。”由此可见，这间盛聚福帽庄，也就是盛锡福的前身。虽然在天津开了帽庄，但刘锡三仍然在青岛的洋行里任职，以从青岛周边买来低价的草帽原料。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刘锡三才随着洋行一起迁到天津。

在与人合营六年后，盛聚福的生意一直兴隆，后来因与合作伙伴发生矛盾，双方终止合作，盛聚福的买卖分到了刘锡三的手中。他决心把买卖做大。于是到银行申请了一笔可观的贷款，1917年在天津法租界以“盛锡福”的名字重新开张。

解放前老牌匾仅剩这一块

“盛锡福这个名字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有讲头的，盛取的是买卖兴盛之意，锡就是刘锡三的锡 ，福则是取了他小名来福中的福字。在青岛盛锡福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振林眼里，刘锡三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生意做得好，这百年老号的名字取得也好，“锡”为通假字，通“赐”，是赐予的意思，这连起来就“锡福”就成了“赐福”，降临吉祥福祉之意。另据老人们讲，这名字同样取“胜过西方，使其敬服”的谐音，以此可以看出刘锡三这位民族资本家的胸怀及远大志向。

由于盛锡福帽子质量好，款式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社会名流纷纷成为盛锡福的座上客，还有许多政界要人题字馈赠。有宋哲元将军题写的“祖国之光”、“国货先声”、“名驰中外”;秦德纯题写的“冠冕群伦”;北平商会会长邹泉荪题写的“冠冕吾华”等，但其中最著名的还是吴佩孚题写的“盛锡福”匾额。但大多数或许都不知道，吴佩孚题的这三个字还与青岛有着莫大的渊源。

“刘锡三为人慷慨，交友甚广，当年基本上各地的盛锡福开张都是请名人题的匾额，像南京的盛锡福就是于右任题的，青岛的这块盛锡福牌匾则是出自吴佩孚之手。”据李振林介绍，吴佩孚是爱国军阀，原本就支持国货，再加上与刘锡三的私交很好，所以在准备在青岛开分号之前，刘锡三专程从天津前往北京，求吴佩孚赐字。而此时的吴佩孚经历过直奉大战的失利后，已经闲居北京，虽然日本人多次请他出山担任职务，却都拒绝了，可见他非常爱国，所以为了支持民族产业，于是痛快地答应了刘锡三的请求。吴佩孚专门为青岛盛锡福题字的说法，同样也得到了青岛文史专家鲁海的认同：“吴佩孚和刘锡三是老乡，而且高恩洪曾任青岛的胶澳督办，与吴佩孚关系本来就很好，再加上盛锡福本来就是要与外国人竞争，吴佩孚向来又支持国货，所以专门为青岛题字很有可能。”

据资料记载，青岛的盛锡福分号是 1946年筹建的，而吴佩孚1939年就死于日本牙医之手，期间盛锡福为何迟迟没有来青开业已经不得而知，而这块吴佩孚亲笔所书的牌匾也先后挂上过天津老号和北京分号的门头之上。但据李振林介绍，如今保存下来的原装货其实只剩下了青岛这一块。“天津和北京的牌匾，解放后都毁坏了，现在挂的都是重新制作的，解放前的那批老牌匾，如今就剩下青岛这一块了。

如今青岛盛锡福已经换上了新门头，但这块老牌匾却依然安然无恙地躺在库房里，“现在这匾已经是宝贝了，不舍得挂了。”李振林说。

一百两黄金拿下青岛盛锡福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整个社会穿衣戴帽的风格就全都变了，剪辫子戴帽子，他的时机抓得很好。”鲁海说，刘锡三的发迹跟那个时代的变化很有关系。过去清朝都是戴瓜皮帽，民国以后开始穿西装戴礼帽，冬天是呢子做的礼帽，到了夏天就是草编的帽子，赶上了这个时机，所以销售得很好。在鲁海的印象中盛锡福从来不做大路货，走的是精品路线。“刘锡三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批民族资本家，从给洋人打工学习经营业理念到自己创建民族产业，与外国人竞争，他白手起家的经历非常有代表性。”刘锡三因为有过在洋行工作的经验，所以经营理念十分先进，同时他又深知品牌的重要，所以在上世纪20年代当中国人购物还只是认店不认牌子的时候，他就率先注册了盛锡福的品牌“三帽”商标。此外，他还引进了国外的设备，理念先进的他还曾采取贷款经营的模式。

刘锡三的叔伯弟弟刘占慈曾这样评价他;“刘锡三是个一门心思想把生意做大的人，他买卖赚了钱，不去置买田地，而是继续扩大再生产。哪个城市商业繁华，他就不惜一切代价，想方设法在最繁华的地段开设自己的店面。”刘占慈说得不错，天津、北京、南京、上海……盛锡福的每一家分号都开办于当地最繁华的地段，当然青岛也不例外，中山路上的黄金位置从1946年开始一直被盛锡福占据至今。而如今的青岛盛锡福董事长上世纪八十年代接手盛锡福时，曾听店里的老人说过，“当年拿下这座楼刘锡三总共花了十根金条，足足一百两黄金。”

虽然当年全国的二十多家分号，现在已经只剩下六个，但青岛盛锡福作为其中开业最晚的一家却坚持了下来。这其中包含着刘锡三对青岛的特殊感情，同样也有青岛人对盛锡福的依依不舍。“其实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盛锡福全国分号的分布，可以看出分号不是开在省会城市就是直辖市，相比较其他地方而言，青岛算是小市场了。”但为什么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盛锡福生意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还要在青岛建立分号，就连青岛盛锡福的老员工们也说不清楚，如今他们也只能将此解读为刘锡三对山东老家、对曾给他人生转折点的地方的一种偏爱。

美编赵广振记者 黄默

上世纪50年代初的天真照相馆(照片由baloney提供)

“1941年，在我刚刚三岁时，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到了青岛最好的照相馆——天真，照了第一张全家福。从这张照片上看，爸爸穿的是大褂，妈妈穿的是料子一般的旗袍。到第二年，社会发展了，穿着就变样了。爸爸穿西装打领带了，妈妈也穿上了质地好的平绒旗袍。我和表哥都穿上了板板正正的毛料制服。据说光这些行头就花了爸爸一个多月的薪水 。”2011年，年过七旬的朱长春老人给已有九十年历史的天真照相馆寄来一封长信 ，从幼时的全家福 、毕业照，到成年后的结婚照、工作照，信中饱含情感地记录了过去七十年朱长春老人与这家照相馆结下的不解之缘。其实在青岛，与老人有相同经历的人并不是少数，提起这家青岛历史最悠久的照相馆时，很多人都会找到专属于自己的幸福瞬间。

创建初期曾为日夜照相馆

1921年，浙商郭锦卿在海泊路上的华德泰百货店内开办了照相部，这就是天真照相馆的前身，据资料记载，天真照相馆真正开始独立经营是在1927年，“由郭锦卿独资，注册为：天真日夜美术照相馆”。名为日夜，其实用现在的话讲 ，就是24小时营业的意思。岛城著名文史专家鲁海介绍，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岛城的诸多照相馆中不仅天真有这项服务，其他很多店也都有，“虽然半夜去照相取相的人几乎没有，但这个服务还是要有，能带来广告效益。”那时候的天真照相馆只有二层，面积很小，楼下开单、取相、账房、冲洗，楼上则作为摄影室。

“南方人，会做生意，能吃苦。”天真摄影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郝斌告诉记者，经过郭锦卿多年的苦心经营，到1939年，天真照相馆已经拥有15个职员、6个学徒和2个杂役，这样的人员配备在那时的青岛已经算是数一数二的大照相馆了。1945年8月，年过六旬的郭锦卿将照相馆正式交给了儿子郭存义，郭存义和老乡徐弼卿、徐天禄、胡仕中四人合伙经营照相馆，并更名为“天真和记照像材料行”，直至1956年后天真改为国有照相馆。

韩复榘曾是天真的超级粉丝

在娱乐项目相对贫乏的年代，“天真”临街的橱窗里陈列着的照片，就成了中山路上一道别样的风景。据鲁海先生回忆，天真当年的橱窗陈列大概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陈列的是军政大员照片，三四十年代陈列的是京剧、电影演员照片，五六十年代陈列的则是劳动模范们的照片。

而在“军政大员”这个行列里有个大人物不得不提，他就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曾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军阀韩复榘。他不光在天真拍过照片，甚至还自愿担当起了天真照相馆宣传员的角色。韩复榘在任期间，经常来青岛，还在山海关路 13号有一套别墅。他曾在天真照相馆拍过标准照，拿到手后极为满意，于是加洗了许多带在身边，见人就送。众所周知，韩复榘是冯玉祥的部下，他受到冯的影响，一生简朴 ，但就是这样节俭的人，还能出此手笔，可见他对天真拍摄技术的认可。

最早使用弧光摄影和人工上色

据鲁海先生回忆，解放前全青岛市的照相馆有三十余家，仅中山路上就有七八家，之所以后来天真能从中脱颖而出，完全是胜在创新和服务两方面。

在众多照相馆中，天真最早使用了弧光摄影，将屋顶天花板改为玻璃的，晴天时，以天然采光为主，辅以电灯。后来又推出了“艺术照”，将过去最流行的京剧行头搬进照相馆，加上化妆师描绘的京剧脸谱，为顾客拍起了戏装照，后来还根据顾客的需求，增加了西洋贵妇等造型。“虽然其他照相馆也有同样的业务，但天真的布景是最多的，既有古典花园，也有青岛的海滨风光。”天真扩建后，还有了实景拍摄，在三楼专门辟出一块地方摆上实木家具，装扮得富丽堂皇，很多家境不富裕的家庭都愿意来这里合影留念，显得贵气。

“天真服务突出，照完了照片，他们会先洗出一张样板来给你看，如果哪个地方不满意，可以根据顾客的要求在底板上修改，修完了再给你洗，让顾客对照片的满意度大大提升;另一个就是天真的人工上色技术，是青岛市最早的，技师的技术也最好。”鲁海说，虽然服务质量更高，但在价格上天真却一直与其他照相馆保持平等。

天真少东家曾是岛城著名骑师

1945年，年迈的天真照相馆的创始人郭锦卿，将产业传给了自己的儿子郭存义，郭存义除了是天真照相馆的少东家，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当年青岛跑马场著名的骑师。

“郭存义经常在马场骑马玩，后来就成了一名骑师，而且还跟当时著名的影星林默予、周楚私交甚好。”鲁海说，当年的青岛跑马场最英姿飒爽的三位骑师就是魏恩华、郭存义和孙宝林。跑马场的骑师们收入很高，生活都比较优裕。上世纪40年代上海大陆剧团的周楚和林默予来青岛在海边住的别墅就是骑师魏恩华的，而林默予和周楚的媒人正是这两位骑师。

林默予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写道：“周楚在青岛有两个要好的朋友：魏恩华与郭存义，他们都是马师，而周楚也爱骑马。他们说，你们俩既不演戏，就留在青岛歇夏吧。因之，我与周楚在青岛度过了有生以来唯一一个欢乐的夏天。”但几经变迁物是人非，期间林周夫妇与郭存义失去联系多年，直到1958年再次来到青岛拍摄《李宗仁归来》时，才重新取得联系。那时的郭存义已经不再经营天真照相馆。

没有ps的年代修片用铅笔

在没有数码摄影的时代，照相馆共有四大工种：照相、暗房、修版和放大着色。对于拍摄和暗房冲洗或许大多数人不会陌生，但修版和着色对于已经习惯了使用数码单反和ps的80后、90后而言则有些遥远。

“虽然那时候拍的照片不能在电脑上修，但可以在底片上下功夫，不管是早期的玻璃底片还是后来的黑白胶片都可以用铅笔来修片。”曾在天真工作了四十多年的特一级技师曲晨，虽然已经几十年没修过底片了，但老人始终保留着修版用的工具，“铅笔芯要削得很长、很细，把底片放在一张透光的桌子上，脸上有斑的照片在底片上就是个白点，那就用铅笔给它涂黑，洗出来的照片上就看不出来了。”老人告诉记者用铅笔主要是修底片上人的轮廓 ，如果线条不够清晰可以勾勒得更为立体 ，等照片洗出来后就要用毛笔蘸着墨水来修改。

虽然人工上色的技术很早就出现了，但据郝斌回忆，至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选择全部上色的人也很少，“那时候基本上都是局部上色，全部上色太贵了。”在上世纪80年代拍摄一张两寸的照片需要四毛多，放大成十二寸的上色照片就要三四块钱，而那时候的平均工资每个月只有三十多块。

一张照片顶学徒工一年的工钱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能来照相馆拍得起照片的都是有钱人，那时在摄影行业里流行着“一年不开张，开张吃一年”的说法。曲晨告诉记者，这句话看似夸张，却是当时行业内的真实写照。

1942年，16岁的曲晨随亲戚从烟台老家来到青岛，在德县路上一家名为“新时代”的小照相馆当起了学徒。“那时候拍一张两寸的照片要一块钱，那可是我们学徒工一年的工钱。”老人告诉记者，那时候照相馆的学徒工要学三年才能出徒当师傅，三年间不能回家，管吃管住每年大年三十就能得到一块银元。“那个时候，天真就已经是很有名的照相馆了，拍照片价格也比小店贵些，为什么?因为大店只有师傅才能给客人拍照，小店里干活的却都是我们这些学徒。”他告诉记者，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精细的分工，成为了那时天真照相馆品牌质量的保证。

不光是在照相馆里拍照，曲晨告诉记者那个年代婚礼跟拍也已经出现了。“解放前有钱人摆婚宴都是在春和楼，拍婚纱照也都是在酒店，通常都是开席之前新郎新娘跟宾客一起站在酒店的台阶上拍个大合影，那时候闪光灯用的是镁粉，不能拍太多次，拍多了整个大厅就都是烟 ，就没法吃饭了。”曲晨说基本那时候的婚礼现场照片都得一次成功，当然价格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起的，“外拍那一次照片的价格应该跟请那一屋子的酒席差不多了。”

为修片在公安局忙了三个月

在总经理郝斌的文件夹里有一张天真“曾经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提供过服务”的名单，上面有十八个人的名字。但至今最让天真人骄傲的，还是1957年8月毛主席和周总理来青时拍摄的大合影。

那时拍摄这张照片的是当时天真最资深的摄影师姜志修，但在拍摄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一点意外，“我记得那组照片一共有七张，分别是毛主席和周总理跟青岛的党政军干部还有少数民族的合影。”曲晨介绍，当时的每一张合影上都有三四百人，“连续拍多了，可能是相机里胶片卷得太厚，最后拍的两张没绷紧，就跳格了。回到店里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主席、总理早就走了，这可怎么办，只能靠修了。”他回忆，那时是主席与驻青陆军以及市级机关干部这两张合影出现了问题，两张照片上许多人的脸都只有一半显影。

于是在之后的三个月时间里，曲晨白天去天真照相馆上班，下班以后就要到公安局加班修改这张照片，在尝试过多种方法还是不满意后，曲晨选择了拼接的方式。“幸好主席和总理那部分的底片没有出问题，那时候是公安局刑警队管这个事儿，把这两波人又组织起来，按照当天的队形重新排好又补拍了一张，然后我还找了个刻字师傅，教我把原片上的领导们从底片上抠下来，重新拼接到这个新的胶片上。”经过反复修整，当这张照片最终发到个人手里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发现有拼接过的痕迹，只是在时间上晚了三个月。记者 黄默(感谢青岛市档案馆的大力支持 ，感谢鲁海先生对本文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