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创青岛首家纺织厂 全国学郝建秀工作法

2015-01-22 作者：黄默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中国纺织业一直有“上青天”的说法，“上青天”是对中国当时的三大纺织工业基地——上海、青岛和天津的简称。解放前三地都是中国经济的台柱，GDP总量相当于全国50%。青岛解放前，已拥有九大纱厂，鼎盛时期总用工人数近10万。解放后，这九大纱厂收归国有，并依次更名为青岛国棉一厂至九厂，青岛纺织工业进入辉煌时期。当时，纺织业中流传着一句谚语，叫做“织机一响，黄金万两”，此话不是虚谈，据《青岛纺织史》记载，1949年，纺织业所创造产值占青岛总产值的75.9%!

周学熙建青岛第一家民族纺织厂

很多人都知道青岛国棉九厂这个名字，但对于九厂的最早创办者周学熙恐怕知之甚少。周学熙何许人也?他是晚清山东巡抚周馥的儿子，他改变家族传统，成为新型实业家，与张謇齐名，人称“南张北周”。据《青岛纺织史》记载，周学熙寓居青岛期间，来青岛沧口购买德国人的德华缫丝厂旧址筹建厂房，订购机器，创办了华新纺织厂，这家纺织厂经过不断演变，成为了后来的国棉九厂。

现在我们通常称道的青岛的九个国棉厂，八个是由日本人建造的。在当时青岛众多日本纺织厂林立的形势下，有一家中国人开办的纺织厂反而屹立不倒，它就是华新纺织厂，他的创办者就是周学熙。辛亥革命后，周馥作为清朝遗老来到青岛，周学熙则一并前来照看父亲。在此期间，他去了崂山太清宫，每日焚香顶礼，斋戒沐浴，检阅《藏经》，待了三个月，以为青岛是久居之地，于是打算创立属于自身的实业。

青岛纺织联合会行政宣传处秘书长王立永，对于周学熙建厂一事知之甚详。“当时困境重重，只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幸亏周学熙是当时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财力算很雄厚，加上父亲周馥的支持，筹集资金变得顺利了许多，厂子才算是勉强办起来了。”据《青岛纺织史》记载，在1913年的时候，周学熙筹集了30万银元买下德华缫丝厂，拟建纺纱厂——华新纺织股份公司青岛分厂(国棉九厂前身)。他向德商瑞记洋行订购英国爱色利斯纱机，一战结束后，又从美国订购纺纱机，直到1919年才建立了青岛华新纱厂。

华新纱厂的经营颇为坎坷，众所周知，当时的青岛刚刚摆脱德国人的控制又沦入日本人的手中，日商为了霸占青岛的纺织业，自然会用尽各种手段排挤华新纱厂，这最终导致华新纱厂走进低谷。为了摆脱困境，周学熙一度将工厂交给他的儿子周志俊主持。周志俊上任后，考虑到纺纱难以续存的情况，进行六项改革，他有留洋的经历，就对工厂用西方的管理方式。

据周志俊先生回忆，华新纱厂在青岛的发展可谓举步维艰，“当时日本人有意捣乱，招来崂山土匪孙百万、马文龙，并绑架商会会长隋石卿”，周志俊称，当时他住在厂内“每夜均闻枪声，一夕数惊。”除此之外，由于军阀混战，青岛市政的主持者也是几易其人，频繁的迎来送往同样让华新不堪重负。九一八事变结束后，华新纱厂的股线在东北三省市场跌落，周志俊非常惊慌，不得已只能借钱买布机，开办了织布厂。等到日本全面侵华，华新纱厂的命运也就危在旦夕了。

“当时的国民政府采取了焦土抗战政策，时任青岛市市长沈鸿烈曾召集工商界的人开会，劝说大家将工厂内迁，华新纱厂也有南迁的打算，设备已经运到上海了，结果因日军封锁，被迫抛锚。”王立永说，“后来日本在青岛登陆后，强迫周志俊卖厂，其实周已经把厂子转给美国人了，但日本人不甘心，他们扣押了周志俊的外甥作为恫吓的手段，反反复复之下，整个厂子以196万日元的低价卖给了日本人。”自此之后，青岛第一个民族纱厂成了日本人的资产，直到抗战胜利，华新纱厂才被赎回，最终成为了青岛在全国纺织业中占据“上青天”地位的重要力量。

日本纱厂短小精悍，一人不多

华新纱厂经营的步履维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日本在青岛兴办纺织业的力度，说来有趣，如果我们非要追本溯源的话，后来青岛的九大国棉厂有8个是日本人建的。1916年到1926年十年间，日本人先后在胶济铁路青岛四方站至沧口站沿线建立了内外棉纱厂(国棉二厂前身)、大康纱厂(国棉一厂前身)、宝来纱厂(现华新物产公司与四方机厂沧口分厂一部分)、富士纱厂(第二毛纺织公司前身)、隆兴纱厂(国棉三厂前身)、钟渊纱厂(国棉六厂前身)等大型纱厂以及铃木丝厂;1935年到1936年，又在沧口建起了“上海纺绩株式会社青岛分工场”(国棉五厂前身)、“丰田纱厂第一厂”(国棉四厂前身)。

客观来说，日本在青设立纺织厂是为了对中国进行资本侵略，但他们设立的厂房、添置的机器却成为之后青岛纺织工业的基础。日本人为何对青岛的纺织业“情有独钟”呢?王立永认为，这和青岛得天独厚的环境不无关系，“青岛正好位于北纬35度，靠海，它的湿度能够保证纺织机器的设备损耗最小;而且当时青岛周边人口丰富，人力资源也很廉价，山东人脾气温顺，身体粗壮，再加上这里有胶济铁路，有港口，还挨着棉花产地，比如滨州等地市，是一个特别适合发展纺织业的城市，所以日本人会选择在青岛发展纺织业。”

众多纱厂的设立，使得青岛一度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后方基地，他们安排了大量的技术人员，添置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作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这些设备直到解放之后仍然发挥着作用。后来国民政府负责接收在青日本企业的范澄川曾经谈到日本设厂的用心程度：“日本工厂的风格是短小精悍，按照设备的需要支配劳动力，决不多用一人。”虽然彼时日本已经战败，但他依然不得不承认，日本人管理工厂“以时作息，不差分秒，秩序井然，有如军旅，难怪它的工业生产水平凌驾欧美之上了。”因此，后来国民政府接收日本企业时，也仿照他们的模式，一人顶一人，绝不多用一个人，以节约资金。

除了设备先进，管理严格之外，日本人在青岛的各个棉纺厂之间也曾存在着竞争，乃至彼此之间保有商业秘密，技术并不互通，这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在周志俊的《青岛华新纱厂概况和华北棉纺业一瞥》中，曾经提到这样一件事情，当时日本纱厂的技术对外保密，各厂之间讳莫如深，为了得到日本纱厂的先进技术，华新常派技术人员和工匠以“探亲访友关系，混入他方，调查学习，对于日本纱厂的技术秘密，全靠偷学。”而范澄川先生也曾提到，“对于创造发明，相互间也是严格保密，不肯交流的”，这或许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青岛各日本纱厂之间的微妙关系。

所有日本纱厂曾被炸毁

日本人在青岛建造的纱厂虽然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国民政府接收，但在此之前曾经遭到过一次破坏，这就是著名的沈鸿烈炸毁纱厂事件。

上文提到，日本在青岛登陆后曾经强迫周志俊卖厂，这一方面源于日本想要利用战争攫取中国财富，另一方面也跟沈鸿烈炸毁所有的日本纱厂有关。当时，日本攻势迅速，青岛面临沦陷，沈鸿烈贯彻国民政府的“焦土抗战”策略，实施了对日本纱厂的爆破。爆破所需的炸药于1937年7月中旬自济南运到青岛，8月日本就撤出了所有在青岛的日本纱厂工作人员，12月中旬，日军开始进攻青岛，12月28日晚，沈鸿烈下令炸毁日本厂子。

据文献记载，爆炸从沧口一路往南，连绵20里，爆炸声不断，这次爆炸引起的大火持续了三天三夜，给日本造成了上亿日元的损失，沉重打击了日本“以战养战”的阴谋。

11年之后，同样有一批炸药被运到青岛，这些炸药同样被用来爆破在青岛的所有纺织厂，不同的是，1948年的国民政府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的爆破阴谋被中共地下党粉碎，这就是我们下面要提到的国共两党为争夺青岛的纺织厂而展开的斗争。文/图 记者 田野

1946年1月15日，满载70余人的数架飞机自战时陪都重庆飞抵青岛，飞机上一位乘客思绪万千。一方面，他有感于抗战胜利，国家百废待兴因而踌躇满志;另一方面，他又隐隐预测到当前的和平不过是镜花水月，国共纷争再起之际，纺织业的发展难免功亏一篑因而焦躁不安，他就是新任中纺青岛分公司总经理——范澄川。除他之外，故事里还有几个重要角色：中共地下党员王新元、毕中杰、赵仲玉，国民政府驻青绥靖主任刘安琪、参谋长冯骥，军统特务陈孝祖。一场青岛纺织厂的真实版“潜伏”开始上演。

地下党打入青纺高层

坐在飞机上的范澄川内心考虑的主要问题就是青岛纺织业未来的发展，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遗留在青岛的36万余台纱锭无疑是一笔天价财富，对于抗战胜利伊始的中国来说，如何及时接管这些资产实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国民政府似乎抢先了一步。

1945秋天，在宋子文的提议之下，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负责经营敌伪投降后的纺织工厂及附属事业，该公司在青岛、天津以及东北另设分公司，负责当地的接收事务。日本投降不久，范澄川即出任中纺公司青岛分公司经理一职，他们一行70余人于1946年1月抵青 ，接收了青岛的九个纺织工厂。可范澄川的内心却相当矛盾，据他事后回忆，此次接收行动他早就心存疑虑：“就政治上来说，国共已经合作，青岛当时是在解放区的包围之中，政权早晚是要易手的，严格说来，应该由共产党派员接收经营，国民党何能越俎?”他将当时的接收称之为“摘桃子”，认为国民政府此举乃是抢夺胜利果实，“下山摘桃子”颇不合理。“可是，青岛各厂是一份宝贵的财产，不管政治如何变动，前途如何艰险，我们一定要把它保存下来，不能让它受到丝毫的损害。”

其实当时的范澄川大可不必为此焦虑，因为跟随他一同前来接收的人员中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其中个别人的职位之高或许出乎他的意料。“在1946年1月，地下工作者王新元就已经打入轻纺分公司的高层了，他的职务是青纺公司的副经理。”王立永说，“除了王新元之外，还有毕中杰、刘泓等地下党被安排在了分公司各部门以及各企事业，要说咱们可不比国民党慢。”这场出色的地下斗争活生生地在国民政府的眼皮子底下上演，可并未被发现。据毕中杰后来回忆，王新元乃是经董必武批准打入了青纺公司的内部，其他的地下党员则是他安插的。这些地下党员到达青岛时接受检查的过程颇为惊险，所幸均未被发现。如毕中杰在青岛码头曾经受到国民党宪兵的严厉检查，幸而“随身携带的一部分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藏在木箱夹板里”，才躲过一劫。

在此后的几年里，青纺公司内部的地下党员秘密的发展壮大力量，宣传进步思想，甚至不定期召开了座谈会。王立永称，当时的座谈会基本上是以聚餐的方式进行，内容则是相互交换观点，传达陕北广播电台的消息和评论。不过百密一疏，这些活动还是被以匿名信的方式举报给了中纺总公司总部，“当时形势是很危险的，那封匿名信中称青纺公司内部有异党分子活动，估计是有叛徒”，这封匿名信经总部交给了范澄川，范澄川并没有处理此事，而是把信件转交给了王新元，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副经理，此后座谈会改为个别联络。

一则消息救了范澄川

范澄川通过他独特的方式保护地下党员非止一次，王立永把他归结为一个“政治开明的爱国知识分子”。1947年，当时的青岛警备司令部曾经给范澄川发出一封电报，内称在青纺公司发现一名共产党员，要求他查明事实，但范澄川的答复是其人确系共产党员，“已经把人放走了”。原来之前范澄川曾经帮助警备司令部的司令贩卖过一批布，并且拒绝了对方的酬谢，他就是依仗这这层关系才敢于如此大胆行事。

到了1948年，范澄川的行为终于得到了地下党的肯定回应。解放战争的战事胜利进展，国民政府败兆显现，2万多公斤的烈性炸药被运到了青岛，国民政府这一行为的目的很明显，即是在败逃之际炸毁工厂，破坏生产。当时的范澄川出于知识分子的满腔热情自然感到沮丧，他想要保护工厂，但力不从心，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在自家信箱出现了一份革命宣传材料，材料号召保卫人民财产，保卫青岛的各个棉纺厂，竟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没多久一名地下党员竟然主动与他取得了联系，此人即是赵仲玉。

我们不妨看看范澄川先生自己对于当时见面时的描述，字里行间充满了惊喜之情——“是年冬，党的地下小组成员赵仲玉同志来与我联系，我当时的激动是无法形容的。赵与我同住华山路13号，她住在楼上，我住楼下，之前的宣传品正是她和郭美珍同志所缮写、油印、投放的，这是我在解放后才知道的。”

我们不得不感叹地下工作的严谨程度，范澄川先生楼上就住着一名地下党员，可他本人对此竟浑然不知。有了地下党员的鼓励 ，范澄川一个大胆的计划出炉，他想要借国民政府之手进行护厂。说来也巧，没多久，绥靖公署的主任刘安琪和范澄川一起吃饭，期间范澄川提出战事混乱，工厂治安不稳，难免有暴徒趁机作乱，“我进一步提出在每个工厂职工中遴选若干人，组成护厂队，与厂内警卫合作一同守护。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着正是防止他们着手破坏”，居然表示了赞成。就这样，范澄川先生当晚回到公司，紧急根据谈话做了记录，并且送到绥靖公署备案，从此，护厂运动大张旗鼓开始进行了。

然而刘安琪毕竟不是傻子，几个月之后，他渐渐发现，这支护厂部队训练程度非同一般，并不是冲着几个暴徒而去的，大有防范正规军之嫌，明白就里之后他开始对范澄川恨之入骨了。“刘安琪恨范澄川到何种程度呢?他有次在上海参加宴会，喝多了酒，吐露心声，称范澄川是赤色分子，说要把他扔到海里去。”喝酒总归是喝酒，现实生活中刘安琪终究不能直接就把范澄川法办，于是他开始试探。他派人给范澄川送去机票，称战事动乱，要范澄川和老母赶紧去上海避难，由于范澄川多次拒绝，刘安琪疑心更重，马上就要亮出獠牙了。

危急关头，倒是毕中杰急中生智，“范澄川经理压力很大，处境困难，我向城外的市委建议，可以通过我广播电台对范澄川提出警告，指责他筹划高级职员准备夹带大批公款难逃的假消息，以麻痹敌人。”

于是，十天之后，解放区广播播出了这样一则消息——“青岛匪帮刘安琪等阴谋在逃窜前，炸毁青市工厂及市内各项建设，青岛中纺公司经理范澄川也和他们沆瀣一气……”范澄川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毕中杰的主意，只觉得“倍觉温暖”，第二天，绥靖公署的参谋长冯骥给他打来了电话问道：“听到昨晚广播没有?作何感想?”范澄川当时在电话一端未置可否，喏喏连声，但他心里明白，自己暂时安全了。

特务泄露了撤退时间

形势一年一变，到了1949年，国民政府的军队江河日下，大势已去，青岛各棉纺厂的护厂工作更加频繁了。

从现在的资料可以看出，各支护厂队之间号令分明，训练有素，颇有民兵的性质。《青岛第一印染厂防护团实施办法》中记载了一则警报明细，较为有趣，“大门(一班)连续两声短笛;北面(辽宁路围墙一代)两短声，中间一间隔;东面(三班)三短声，中间一间隔……”这种长短交错的笛声，既能表明敌人方向，又能说明事态严重程度，颇为科学。

到了这年的5月份，国民政府的官兵抢布的行为开始出现，其时，一支部队在中纺一厂一笔就劫掠走4万余匹布，护厂队则连夜赶工，将剩余布匹藏入通风地沟，防止了劫掠的再次发生。等到5月28日，忽然传来消息，称青岛当地的国民政府官兵不会撤退，这可让范澄川和不少地下党员焦虑起来。“原定二月份逃走的，已经推迟了三个多月，如果再推迟几个月，我这个有共产党嫌疑的经理将何以自处?”特别是，范澄川认为虽然各厂都在森严戒备，但此举终有些守株待兔之嫌，“唯有知道对方准备何时下手，才能从容应付。”早在解放前夕，他再次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亲自跟军统特务见面，探探口风。

这次谈话在莱芜一路进行，因为范澄川许久没有出现，特务特意问道：“你这一晌到哪里去了呢?”范澄川则辩称近期工作繁忙，一直在各个车间走动，他央求特务在军队撤退前提前告知，“你们都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这会害苦我的。”特务则称，不至于如此，后来见范澄川一脸落魄神情才说：“四天为期，来晚了，我不负责。”这一席谈话，使得范澄川焦虑的心情得到不少缓解，因为他由此判断，国民政府军队的撤退应该就在四天之内。

5月31日，解放军攻克了城阳，大批溃败的军队撤入市内，那一晚，青纺公司下属的九个纺织厂实行灯火管制，工厂里一片寂静。地下党员毕中杰回忆，那晚，“在月色皎洁下，我和护厂队员守卫在五厂子弟小学的屋顶上，敌军沿着公路过了整整一夜，我想着青岛眼前就要解放，内心无比激动，不知不觉东方发白了。”6月2日上午，解放军到达了沧口和四方，当天下午，市委组织部长宋子成在地下党员的陪同下来到一厂见到了范澄川，范澄川数十年之后回忆这段历史，仍然激动不已，“今日得见工厂完整无缺回到人民手，其感受实十百倍于其他任何人!”记者 田野

九个国棉厂对青岛的发展可谓居功至伟，它们创造的财富为带动青岛其他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我们自然不能把九个厂子的各种传奇故事一一罗列，但我们倒是可以选取其中的一个厂子和这厂子中诞生的一个人物来涵盖这段历史 。这个厂子就是国营青岛第六棉纺织厂，这个人就是郝建秀。

陈少敏发现郝建秀工作法

郝建秀这个普通的细纱车间女工家境贫寒，父亲之前靠赶马车贴补家用，在此前15年的岁月中，她更多的是在为维持生计而奔波，睡过草窝子，干过不计其数的粗重活，直到1950年，她成为了一名纺织女工。

“在当时纺织女工的身份是很高的”王立永老先生说，“你们也许不相信，以前干纺织工比当公务员还难呢。当时青岛所有的生产行业中，纺织工人的工资是最高的。别的厂子的工人拿三十四块钱，纺织女工已经过百了。那时的纺织女工不愁嫁，穿着蓝布衫，戴着白帽子，走在回家的路上，回头率老高了。”

而郝建秀却一心扑在生产上。在当时，由于纺织设备没有现在这样先进，把粗纱变成细纱的过程中，总会出现一些“白花”，这些白花不能作为成品 ，只能进行回炉加工，浪费了不少财力和人力 。而郝建秀却在日常工作中发明了一种独特的操作方法，通过来回打拉板，不让车面存花毛，断头减少，进而使得出现白花的概率降低。

这时，一位改变了郝建秀的命运的大人物出场了。这个人就是陈少敏。陈少敏是中共“七大”的三位女委员之一(还有邓颖超和蔡畅)，是蒋介石点名要“活捉李先念、王震、陈少敏”的“女匪首”，解放后任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

1951年春天的一天，陈少敏正在办公室看报纸，秘书郭秀菊走进来，把一份报告放到她面前说：“这是青岛国棉六厂送来的报告，说他们厂有个细纱工人叫郝建秀，连续七个多月，皮辊花率一直保持在0.25%，创了全国纪录。”陈少敏一愣，放下报纸，抓过报告细细看起来，她觉得郝建秀或许能为新中国纺织业的一个标志人物。

在此之前，陈少敏13岁就独自来到青岛，进日本纱厂当童工，到了1928年，她已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当年，鄂豫边区根据地曾出产过一种叫做“女将军”牌的香烟，烟盒上的女将军英姿飒爽、跃马横枪，她就是陈少敏。她的事迹被毛泽东知道后 ，毛泽东赞赏不已，说她是“白区的红心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

在详细阅读了这则报告之后 ，陈少敏开始派有关人员组织调研。几天后，信终于来了，陈少敏急不可待地拆阅起来。可是看着看着，她的笑容消失了，眉头却越皱越紧。原来调查结论出炉，结论是郝建秀依靠“三勤三快”创造了这一奇迹，简而言之，就是她在出大力。

“这叫什么经验?纯粹胡编乱造，郝建秀靠的是‘三勤三快’?靠这样的经验，不把工人累死才怪呢。”此后，陈少敏再次致电青岛，要求当地重新调研，并表示自己在天津的会议一结束，就会赶赴青岛。她还派当时的全国纺织工会生产部副部长朱次复、业务干部施家英和钱大东即刻启程，前往青岛，帮助青岛国棉六厂总结郝建秀的经验。朱次复一行来到青岛后 ，与青岛纺织工会、青岛纺织工业局一起，组成一个17人的专家小组，一连数天，对郝建秀的巡回时间、路线和每一个动作细节，进行一分一秒的测定，“郝建秀工作法”就这样诞生了。

后来，天津会议一结束，陈少敏风尘仆仆赶到青岛，下了火车，直奔青岛国棉六厂细纱车间，见到专家组的人张口就问：“郝建秀呢?哪个是郝建秀?”当她看到一个梳着齐耳短发、稚气未脱的小姑娘时，她说了一句让郝建秀终生难忘的家常话——“嫚儿，你长了一头好头发。”

在陈少敏等人的支持下，1951年8月，郝建秀工作法在全国推广 ，并安排郝建秀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58年又派她去华东纺织工学院继续深造。回到国棉六厂以后，郝建秀已经是知识分子了，很多人说让她当干部，陈少敏知道这个消息后 ，不同意，好不容易树立了个工人典型 ，又让去当干部，不行，“她应该回车间，从工段长干起，从技术员干起，和工人在一起”。所以，郝建秀又回到了车间，做技术员、工段长，一步一步走上来的，不是一下子当的干部。可见，陈少敏对郝建秀非常爱护，对她的培养花了心血呀。

毛泽东给郝建秀签名

到了1951年8月，郝建秀工作法已经出现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各大报纸的头条 ，郝建秀成为了一名全国劳动模范，而她所工作的青岛国棉六厂，也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名厂。时至今日，不少青岛老人在听到国棉六厂后的第一反应就会说：“郝建秀!”

成为劳模的郝建秀受到全国表彰，一则趣闻称当时厂里的领导找到她，问她想要什么奖励，这位天真的姑娘回答：“俺想给俺爹要一辆马车。”这则趣闻反映出这个纺织女工朴素的思想，但王立永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当时郝建秀就是一个小姑娘，她究竟会不会去要马车还真不好说。不过据我所知，当时的青岛市政府奖励给了她一辆自行车，那个年代 ，一辆自行车我看就相当于现在的一辆汽车了。”

不光受到政府奖励，郝建秀还得以进京，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我们通过郝建秀后来的回忆可以发现，她当时面对着伟人是多么激动——“七点半来钟，毛主席来了，满屋人又是鼓掌、又是喊：‘毛主席万岁!’震得房子都像要动一样。我们的位子离毛主席很远，我又矮，叫别人一挡，我就什么也看不见啦。我就拉着上海劳动模范顾复生又跑到前面去。这回我可看清楚了，我看见许多外国来宾给毛主席敬酒。毛主席胖胖的，身体非常健康，总是笑嘻嘻的，看上去，就像慈爱的父亲一样，叫人亲近。”

在这一年的国庆宴会上，郝建秀再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宴会上周恩来还认出了她，“我认识你，你是郝建秀，你的工作法对中国纺织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向你表示祝贺。”当郝建秀向周恩来索要签名的时候，周恩来风趣的回答道：“我的字不好，咱们这儿有位大书法家，应该让他签字才对。”说着，放下酒杯，拉着郝建秀来到毛泽东身边，把自己的钢笔与郝建秀的笔记本一同递上去说：“主席，郝建秀同志想让您签名留念。”而毛泽东的答复更是幽默：“哦，是纺织模范，你们写给我的信看过了，我还没给你回信呐，签个字，就算打个收条吧。”说完，欣然提笔，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

王立永还提起了其他老青岛纺织工人，“还有一批老青岛，在1964年到1968年这段时间，奔赴到了山东各地，比如临清、菏泽、潍坊、滨州，在那里生根发芽，建设纺织厂，他们中的不少人也许现在落户当地，不能再回到青岛，但他们做出的贡献也一样重要。”

记者 田野 实习生 刘潇

◎郝建秀工作法

郝建秀工作法的实质是人支配机器，主要经验是：

1、规范了巡回路线，找出了巡回规律，工作有计划性，有预见性，变以前的机器支配人为人支配机器。

2、改进操作方法，按轻重缓急合理分配时间，并将几项工作交叉结合进行，提高了工作效率。

3、抓住细纱工作的主要环节，及时做好清洁工作，确保机台整洁，减少断头，降低白花率。

1951年8月17日到19日，中国纺织工业部和和中国纺织总工会在青岛联合召开细纱职工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郝建秀细纱工作法”被正式命名为“郝建秀工作法”，并决定在全国推广。她的经验在全国得到全面推广后，每年可为国家多生产4.4万件棉纱，相当于供400万人一年用布的棉纱。陈少敏有一句名言，在一年中，“只要全国纺织企业都达到青岛六棉纺织厂的水平，超额利润就可以买68架战斗机……”

◎郝建秀小组

1951年7月，中国纺织工会在青岛召开细纱会议，成立专门委员会向全国推广郝建秀工作法。

在郝建秀和她的郝建秀工作法出名之后，众所周知的郝建秀小组也应运而生了。1952年5月26日，当时的中国纺织工业部和中国纺织总工会联合主持，在青岛国棉六厂召开了郝建秀小组命名大会，斗转星移，60年后 ，郝建秀小组依然保持着当年的风采，成为一面不倒的旗帜。

王立永先生不仅从事青岛纺织工业历史的研究工作，而且曾经专门负责过郝建秀小组的思想政治工作。现在的郝建秀小组隶属于青岛齐意纺织公司，虽然时代在变化，但郝建秀小组的拼搏精神一直没有改变，“小组的成员一直任劳任怨，也一直以很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她们永远是青岛纺织业的骄傲。”

王立永先生说，“成员上来讲，郝建秀小组从来对成员没有特殊的要求，不是说你出色了，就把你调进来，成员都是普通的纺织工人，可能有的人在早期有些天赋，是个苗子，就被分到小组，也有一些就是普通工人，其实小组的氛围足以把一个普通工人锻炼成一个优秀的劳动者，这是一种传统，而传统是可以继承的。”

“至于工资方面，可能会有人猜测，进入郝建秀小组是不是意味着工资会多高啊?其实不是这样的。”王立永说，小组员工的待遇和其他员工的待遇一直都是一致的“现在的郝建秀小组，员工的平均工资也就在2000块钱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