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良带保安总队崂山抗战四年 自己组建武装

2014-10-30 作者：

李先良

李先良和夫人赵士英

说起李先良，即使是青岛本地人，可能知道的也不多。李先良生于1904年，江苏省吴县人，自幼丧父，母亲靠做小生意谋生，曾就学于江苏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第一期。1933年，李先良调到青岛 ，在沈鸿烈麾下任职。1942年10月任青岛市代理市长兼青岛保安总队(青保)总队长，领导崂山抗战，后任青岛市长。本期《发现青岛》，咱们就来说说李先良。

李先良是国民党CC派

所谓的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是蒋介石为了进一步控制国民党党务，在南京创办的，由陈果夫、陈立夫掌管。李先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被派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他身上带有鲜明的国民党CC派色彩。

1929年，李先良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干事。1933年来青岛后，任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委员、常务委员等职。李先良的才干深得沈鸿烈赏识，逐渐成为一名得力助手。1939年，李先良任国民党鲁东行署主任。1941年6月任青岛市政府秘书长。1942年10月任青岛市代理市长兼青岛保安总队总队长，领导崂山抗战。1945年8月任青岛市长。1949年去台湾，受聘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授，写下《抗战回忆录》、《市政学》等著作，1974年退休，后来移居加拿大，1993年去世。

综观他的简历，李先良很长一段壮年时期是在青岛度过的。现定居上海的原崂山石老人村村民、84岁的曲辉明老人以及青岛文史专家鲁海先生，都曾见过李先良。

“那是1944年10月10日，我14岁，在青岛市立初级中学读书，李先良在太清宫前的广场组织了一场阅兵，我们也被叫去参观。李先良讲了话，他瘦瘦的，个子大约在1米75左右。李先良看起来挺朴实，他的大儿子李烈青，也很朴实。”曲辉明老人对城市信报/信网记者说，他当时和李烈青在一个班读书，当过两年前后桌，所在的市立初级中学，正是李先良领导创办的，主要是供青保干部的子女亲戚读书，李先良兼任校长，有时还会来学校作报告。“我19岁时离开青岛，李烈青后来去了美国攻读燃料方面的专业，已经没了联系。”

鲁海先生则是在抗战胜利后见过几次李先良，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1945年10月11日，李先良在迎宾馆宴请美国的谢勃尔少将。“我家就住在迎宾馆一楼，李先良宴请美国将领，一共20多个人，他们在里面吃饭，我和母亲也过来看，离得比较近，看得很清楚，他大约1米73，脸瘦瘦的。”

沈鸿烈为什么选中李先良

李先良一直从事国民党党务工作，为什么派他带领部队抗战呢?这得先说一下当时的环境，这有点像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剧中国民党中统、军统以及蒋经国领导的铁血救国会，在抗战胜利后互相争权夺利，而在抗战时期局面更为复杂。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在前两年的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只能采取守势，打持久战。1939年，国民党军队决定效仿中共游击战，带动沦陷区内的地方政权和抗日武装。沈鸿烈以山东省政府主席名义设立鲁东行辕，作为国民政府在鲁东地区的最高行政和军事领导机构。

鲁东地区在1937年底即为日军占据，成为全国较早的沦陷区之一。表面上，鲁东地区的军事武装力量只有国、共、日、伪四方，但实际上国民党方面的派系却极其复杂，如CC系、政学系以及军统，此外还有各路自成一系的小“诸侯”。这些派系各自为战，又互相牵制，导致鲁东的抗战局面始终无法打开。

1939年1月，属于CC系的鲁东行辕主任卢斌因任用私人、排斥异己，而被地方实力派——山东省第八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厉文礼派人暗杀，史称“鲁东行辕事变”。卢斌被杀后，由谁来接任主任成为沈鸿烈最为头痛的事情。

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告诉城市信报/信网记者，沈鸿烈选人有三个标准——海军、青岛、湖北佬，“因为祖籍湖北的沈鸿烈曾任国民党海军司令，所以一个是选湖北人，一个是自己的海军部下，再有就是在青岛的同事。”经过一番考量，沈鸿烈选中已在其麾下效力达五年的李先良。

到任先组建自己的武装

李先良并不是军人，更没有领军打仗的经验，怕自己担负不起鲁东抗战的重任，在得知自己即将被任命为鲁东行辕主任前就躲了起来。李先良多年后回忆，他当时“避往栖霞蛇窝铺村(据张成考证，应该是栖霞蛇窝泊村)的青岛市律师公会会长牟绍周家”，结果牟绍周劝他以抗战大局为重，山东省保安第3旅旅长赵保原也来“促驾”，这才前往行署驻地莱阳赴任。此时，鲁东行辕改称为鲁东行署。

民间抗战史、民国军事史学人胡博在《抗战敌后奇兵：国家青岛游击军》一文中写道，“卢斌的前车之鉴，使李先良在物色部属时尽量任用派系色彩不明显的人。他的这个明智决定，很快就稳定了鲁东政局，各路不安实力派虽想发难，但却没有任何理由。之后，李先良就开始筹划组建自己的武装，他知道卢斌之所以被杀，主要就是没有自己的武装。”

李先良首先与“促驾”的赵保原抱成一团，得以站稳脚跟，随后他收编了孙式庵的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第十六支队第2纵队第3大队(全由青岛人组成)，将其扩编为鲁东行署独立营，时为1939年7月。有了自己的武装，李先良便以莱阳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联合八路军，先后在莱阳、栖霞、掖县打了三个漂亮仗，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1942年2月，山东省政府因沈鸿烈和于学忠争权失败下台而被迫改组，新任省主席牟中珩到职后，首先拿沈鸿烈亲信李先良开刀，把鲁东行署裁掉了。不过，这一招，李先良早有防备。

一年前，为保存实力，在李先良的建议下，沈鸿烈成立青岛市行政机构，李先良任青岛市政府秘书长，在莱阳成立办事处，从行署特务营抽调两个连作为基础扩编为青岛市保安大队，保安大队成立后便去崂山建立根据地。

李先良卸任行署主任后，就以青岛抗战为鲁东抗战之重为由，在沈鸿烈的帮助下，被任命为青岛市代理市长。1942年，李先良前往崂山，同时增设保安第二大队。不久，把崂山一带的各小股游击队收编，两个大队合编为青岛保安总队，李先良兼任总队长，高芳先任副总队长，揭开了崂山抗战的新篇章。

三种方法获得武器

崂山，位于青岛市区东北方，离市区仅15公里，海拔约1000余米，占地百余里，进可攻、退可守，十分适合打游击战。李先良在华严寺成立市政府，在太清宫培养干部，太清宫前面七八十亩地，则当作练兵的操场，还把白云洞当作军工厂，在太平宫储备粮食军械。

日军为了拔除崂山根据地，屡次前来扫荡，长则一周，短则三四日，但成效不大。在山上打游击，条件艰苦，游击队很难从市区获得武器。

那么，他们怎样获得武器呢?李先良在《抗战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载，大致有三种方式。

一是搜集民间的枪支。在游击区内，搜集老百姓收藏的长枪、短枪、盒子枪，作为基本的武装配备。虽然这些长枪、短枪，大部分质量低劣，简陋不堪，但这是拖住敌人的本钱。

二是土法自制的枪支。李先良招集了五十几个手艺精良的铁匠，作为兵工厂的工人，没有造枪的材料，就拔出铁路的钢轨，截断后投入熔炉手工锤炼，照着步枪的样子一件一件制造，平均每天能造出一支步枪。为了安全，李先良把小型兵工厂设在崂山之顶一个隐蔽的洞穴里面，天天要把制造武器的钢铁材料，还有工人所需的粮食，都是一包一桶，捆在肩上，爬到绝顶去供给，正是采用这种拙笨的方法，补充了半数的武器。

三是获得敌人的武器。获得敌人的武器，有两种情形，一是身入虎穴袭取而来，一是作战的时候得自敌人。据李先良回忆，八年当中，所得敌人的步枪共1500多支，机枪10多挺。

除了武器，服装短缺也是一大问题，战士们一年只发两套衣服，一套单的，一套棉的。

于是，李先良盯上了日军在青岛的两个纱厂。1943年9月，李先良派出一连的兵力，同时发动100多名老百姓，明确宣示到敌人工厂拿布，规定每个人扛布的数量，超过部分都归他们所有。一开始，这些老百姓觉得太危险，不太愿意去，可是进入富士纱厂，打开仓库，搬出一部分布匹，敌军竟没有发觉。老百姓分得布匹，都喜出望外。到第二次拿布，纷纷报名，等到第三次，李先良的部队没通知老百姓，不过队伍夜间经过每个村庄，老百姓知道是去拿布，就跟着后面跑，一路跟了五六百人!

近日，城市信报记者来到石老人村，在曲辉明的侄子曲孝伟的帮助下，记者找到了94岁的村民曲相本。遗憾的是，老人年事已高，记不起当时的事情。

而曲辉明老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是他记得的确有这样的事儿，“到青岛的纱厂抢布匹，我们村的村民也参加过，因为能得到布，都很积极。”曲辉明说，“青保在我们村也征兵，我在1944年3月到9月还参加过青保一个叫‘崂山办事处粮服统筹委员会’的后勤机关。一方面我弟兄五个，就要抽一个去当兵，另一方面我父亲是小学校长，支持抗战，所以我就当了半年多的勤务兵，后来就去青岛市立初级中学读书了。”

城市信报/信网记者 宋义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