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将宋瑞珂是崂山人 曾和王震将军吃过饭

　　作为战败被俘的国民党将领 ，宋瑞珂的级别不是最高的，但他在被俘前后为国家所做的贡献，却是很大的。

　　被俘前，他是青岛少有的几个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之一，在抗战期间战功卓著，受到蒋介石的信赖;被俘后，他积极接受教育，投身于文史材料的追述和海峡两岸的交流工作当中。宋瑞珂晚年曾对自己的女儿宋华斐说：“黄埔同学绝大部分是爱国者，他们在国难当头投笔从戎，抛头颅，洒热血，在和平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中，他们将发挥其特殊的作用，献身于祖国统一，振兴中华，是他们的夙愿。”

　　今天的《人文青岛》，就让我们来说说这位青岛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宋瑞珂。

　　参与对日罢工被迫离厂

　　宋瑞珂，1907年出生于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彭家庄，早年曾就读在于哥庄公学堂，毕业后考入李村高等学校。因宋瑞珂是地道的青岛人，故他的早年经历和青岛的局势联系紧密。宋读书时，恰逢日军侵占青岛之际，据说他在晚年还曾记着当时的童谣：“甲寅年，日德开战，日本打青岛，来到即墨县。怨又怨，庄稼被毁坏，同胞受熬煎。”这些事对他的价值观产生很大的影响，也为他日后投身革命埋下伏笔。

　　1923年，宋瑞珂毕业，为减轻家庭负担，帮助家计，他考入日本创办的沧口钟渊纺织株式会社织布厂(今青岛国棉六厂)养成室学保全工。宋瑞珂之女宋华斐曾撰有《我的父亲宋瑞珂》一文，里面提及宋瑞珂在日本工厂工作的一件往事，十分有趣。据说，宋瑞珂在工厂的日籍师傅，名叫山田，工作认真。宋瑞珂好学、勤劳、不怕苦的表现，深得山田师傅的赏识。师徒关系相处融洽，每天早晨上班时总是很有礼貌地用日语互道“早上好!”

　　山田是位退役军人，当时还在预备役。“1924年春，山田邀宋瑞珂在他家里小酌，他取出戎装相片给宋瑞珂看，并说，1905年日俄战争辽阳会战时，是日军的陆军中尉，如果对外战争爆发，他还将被召回国服役。宋瑞珂和师傅开玩笑说，一旦不幸发生中日战争，我们恐怕要在战场上相见。山田和霭地笑了。”

　　像山田一样和善的日本民众固然是大多数，但也有不少欺压中国人的日本商人。1924年9月初，织布厂工人要求组工会，办夜校，增工资，举行罢工。宋瑞珂与段克钦(原李村同学)愤然离厂，以示抗议。复工后，宋瑞珂就遭到了故意刁难 ，原来他之前做的是保全工，但日方故意安排他做织布工。宋瑞珂不熟练的操作给了日本人以口实，工段长山下对他进行辱骂和殴打。同时在罢工期间，宋瑞珂又是积极参与者。厂方深恐因此开除他，会引起众怒，惹出麻烦。织布厂长斋藤遂与宋瑞珂协商，想以“自请辞工就学”方式解雇，宋瑞珂毅然愤慨地离开了钟渊纺织株式会社。

　　离开织布厂的宋瑞珂不会想到，此一去，他便会投身于革命的大潮当中，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军人。

　　秘密报考黄埔军校三期

　　1924年12月，宋瑞珂离开工厂不久，就接到读黄埔军校第二期的李郁文(原为李村学校体育教师)先生的信，告诉他军校将续招第三期入伍生。

　　宋瑞珂闻讯后，邀原李村学校同学汉河村的张廷孟、枯桃村的徐仁江同学去投考，经江南公学校长蒋先生和招生委员顾名世二人介绍，得以报名。当时各省在军阀统治之下，黄埔军校的招生是秘密的(只有广州公开招考)，报考者需由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两人介绍才能报名。

　　宋瑞珂当时恐怕没想到，他和自己身边的两个同学是黄埔三期极少数的几个青岛学生。黄埔军校的学习无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在晚年还致力于黄埔同学会的工作。这段时间，学习充实而紧张，宋华斐称“每日三操两讲，晚上自习，八时半点点名，九时熄灯就寝。两星期后，进行甄别考试。父亲记得试题是‘试述投笔从戎的志愿?’‘中国内乱的原因安在?’”宋瑞珂也曾在晚年撰文回忆自己在黄埔的生活，他称这段时间自己先后参加过平定军阀杨、刘叛乱、沙基惨案和肃清国民党右派军阀梁鸿楷等斗争，“几十年已过去，但记忆犹新。”

　　之后北伐战争开始，宋瑞珂离开了黄埔军校。宋瑞珂参加了不少战役，主要集中在抗战时期，在诸多材料中，记述较为生动详细的是枣宜会战，此战激战两月余，毙敌十三师团联队长(团长)柴田。宋瑞珂任少将师长的一九九师官兵伤亡三分之二。“在战斗激烈时，父亲仅率参谋洪毅烈、卫士黄正贵及传达兵数人，在将军岩顶部第一线指挥战斗，敌炮每日炮击四五百发，并兼有烧夷弹，电线被烧毁多次，父亲在将军岩三昼夜没有下山。每天黎明前和黄昏后，炊事员从山下送来两餐稠稀饭。指挥所左右常落敌炮弹而无伤亡，待父亲下山那天，同僚开玩笑说：‘将军岩托将军之福，日本鬼子的炮弹总是打偏了。”

　　即使在抗战胜利的那一刻，宋瑞珂依然没有懈怠，保持了自己刚毅正直的本色。当时的《新湖北日报》鄂中版主任谢蔚明曾回忆过这样一段往事：“国民党六十六军宋军长是青岛人，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的，他的部队以军纪严明著称。宋军长当时的表现传为美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事情是这样的：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驻扎在武汉的一个伪军头目邹平凡，被暂编为××军军长，此人在六十六军开进市区前夕，就拿出两辆小汽车，要送给宋瑞珂军长，遭到严词拒绝。但他并不死心，直登六十六军军部请求宋军长接见，宋避而不见，嘱副军长阮齐再次拒绝。又一次，此人准备了丰盛的酒筵邀请宋军长赴宴，又遭到拒绝。这不是矫情，而是宋瑞珂对丧失民族气节之徒的鄙弃。”

　　宋瑞珂是一名武将，能做到既不惜死，也不爱财，这样的气节是十分难得的。

　　他跟王震将军吃饭

　　在抗战中表现出色的宋瑞珂，接下来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如何处理国共关系。尽管全国的抗战取得胜利，但国共两党的合作难免有同床异梦之嫌，蒋介石不希望在中国，有一个深得民心的政敌存在，内战的爆发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1946年，国共两党谈判成功，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停战协定表面上有望实现。但国民党还是给各部队发出密电：“政治协商日内开会，我军应于停战令下达前后，全力占领所有地点，行动务须秘密，勿资共方借口。”

　　胡征在《鲁西南会战》一书中写道，密电发出两周后，即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三日晚，国民党六十六军(后改为整编六十六师)军长宋瑞珂中将，在其军部驻地河南省信阳市城内一间简陋的会议厅里，举行宴会，招待军调处执行部所属的中原地区军调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是：中共首席代表王震将军，美方代表福特上校以及各方的随员(国民党首席代表是宋瑞珂本人)。

　　隆冬之夜，在这个既没有取暖设备而又八面透风的客厅里，宋瑞珂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讲演。宋瑞珂晚年曾撰文追述了当时的情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双方代表举行会谈，发表了双十协定，规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代表又共同商定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接着，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于一月十日至三十一日，在重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议案中有和平建国纲领和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在这一系列协定和协议的和平声中，我们六十六军官兵，殷切地盼望和平，不再发生内战。解放军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将军和武汉地区军调处执行小组，和我们共同订立了罗山协定。在罗山会议上，我曾说过，国共两党过去既能合作北伐，又能合作抗日，今后应能合作建国。抗战八年，军民都遭到极端的艰难困苦。大家渴望和平，以便休养生息，并迅速医治战争创伤，让流亡在外的难民回乡生产，安排职工复工就业，发展国民经济，解决人民生计。我们当地驻军，已经签订了罗山协定，有什么问题，双方应商谈解决，不要再以兵戎相见，既免消耗自己的国防力量，也免给帝国主义侵略者以可乘之机。我的这番话，不仅代表本军热爱和平的心情，也能代表多数国民党军不愿打内战的愿望。”

　　宋瑞珂讲完，王震将军立即致答词。遗憾的是答词的原文现在无从查考 。参加那次宴会的人大约记得：王震义正词严地阐述中共中央的和平建国主张，坚决贯彻执行双十协定与停战协定的原则，同时表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坚定立场。那天给人印象深的是王震的仪表。他身着灰色粗布棉军服，腰系战士通用的旧皮带，坚毅质朴，目光炯炯，使四座肃然。

　　这段小插曲可以说是当时国共两党关系的注脚，没过多久，同室操戈，长达4年的内战就爆发了。特约撰稿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