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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歌·发现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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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琦给慈禧推车当上外交官 曾帮孙中山脱险

2014-10-16 作者:

孙宝琦 孙中山

  孙宝琦长着一双圆眼,留着长须,从外型上来看,不像政客,倒像一位学究。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上,恐怕他要算是最“无用”的国务总理,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确实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和同时代的人一样,他既心系维新改良,又摆脱不了那份对晚清的忠心。一件足以说明他矛盾心理的事情是,当年隆裕太后“奉安”,孙宝琦以民国外交总长的身份前去致祭,被遗老梁鼎芬指着鼻子在灵棚破口大骂,说他数典忘祖,“是个什么东西!”按理说孙宝琦完全可以回击,但他居然面无人色地低头道:“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孙宝琦的反应与其说是胆怯不如说是愧疚,清朝已亡,他依然觉得自己对不住朝廷,这样愚忠的人在官场上注定是不吃香的。

  慈禧西逃他“光着身子”推车

  孙宝琦(1867~1931),字幕韩,浙江杭州人。他的祖父孙人风是杭州城里知名的教书先生。他的父亲孙诒经,是光绪皇帝的老师之一,几十年京官生涯,有清廉刚正之誉。孙诒经有两个儿子,八个女儿,大儿即是孙宝琦。

  孙宝琦得父荫步入政坛,十九岁就当上了直隶道台,督办铜元局。时海禁初开,他不仅积极学习各国语言文字,还先后创办了北洋育才馆和开平武备学校,吴佩孚、萧安国和陶云鹏等人都是他的学生,这也为他之后在政坛纵横捭阖留下了资本。

  孙宝琦真正受到赏识,源于“西狩”途中的表现。当时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美其名曰“西狩”,逃难途中,孙宝琦作为少数几个跟随者之一,始终陪伴左右,给慈禧太后留下深刻印象。据孙宝琦的孙子孙世仁先生回忆:“当时护送慈禧他们的‘西狩’之路可谓困难重重。因为小路难走,就只能靠一辆小马车载人。这马车小到什么程度?仅能容慈禧一人!所以,连光绪皇帝也只好徒步跟在马车后面跑。碰到下雨天道路泥泞的时候,马车陷在泥里根本就拉不动,是祖父孙宝琦脱掉官服,‘光着身子’在后面推车、扛行李。”孙宝琦不仅忠心耿耿,而且记忆力好,精通西文,当时李鸿章和八国联军首领瓦德西谈判,两地函电频繁,据说孙宝琦无需翻密码本,随手可译。

  保住一命的慈禧对孙宝琦大为赏识,将孙家二小姐孙用智许配给了庆亲王奕劻的五公子载伦做福晋。这在当时,算是无上的荣光了,可孙宝琦吓得要死,说:“我怎敢把女儿嫁给你家公子?我办不起嫁妆呀!”庆亲王爽快地说:“别着急!别着急!到时候我派人把东西晚上送到府上,新媳妇过门时再带过来即是。”儿女结婚时,果然按奕劻说的办,孙宝琦挣足了面子,也结下了政治联姻。

  因为这份“死忠”,孙宝琦不久就被任命为德、奥、法等国使馆随员,正式进入外交界。1902年,升任法国公使兼西班牙公使;1907年,赴德国接替裕庚任德国公使。他本人也因此眼界大开,思想发生变化。

  暗中帮孙中山免于被捕

  1902年底,孙宝琦以驻法国及西班牙公使的身份漂洋过海前往巴黎。目睹了法国的政治制度,考察了先进的兵工厂和机器厂,随后向清政府上万言书,主张变法维新。其间,还暗中保护了后来清政府的掘墓人——孙中山。

  据孙世仁先生回忆,当时恰逢孙中山伦敦蒙难后抵达巴黎,一名满族留学生获悉同学王发科秘密参加了孙中山创办的兴中会,便威胁对方:“我要把这事告诉政府,撤掉你的公费。”王发科十分害怕,便赶到巴黎与湖南同乡汤芗铭商量对策。正在法国学习海军的汤芗铭也刚刚加入兴中会,闻讯大惊失色。得知孙中山的行踪后,两人就合谋以问学为名,将孙中山从旅馆骗到一家咖啡厅,中途汤芗铭借口有事,折返旅馆,偷偷割开孙中山的文件包,窃取秘密文件和兴中会会员名单,迅速送到驻法公使馆邀功请赏。“祖父虽然忠于清廷,但他对革命党人却并不排斥,对孙中山也甚是尊敬。于是,他表面上把东西收下来,敷衍了汤芗铭几句,说他做得好,暗中又嘱托李石曾将这些行李送回到孙中山先生的住所。非但如此,还送上一笔旅费,劝孙赶快转移。”有人说,如果当时孙中山碰到的不是孙宝琦,而是别的什么清廷官员,那么,后来的中国历史或许将要改写了。

  不光是孙中山,大教育家蔡元培也得到过孙宝琦的栽培。1906年,清廷打算派一批翰林出国留学,由于经费不够,就从留学欧美改派到日本。当时蔡元培本想去欧美学点东西,一听说改派日本,就不想去了,留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译学馆任教授,讲授国文及西洋史。孙宝琦一直欣赏才子一类的人物,“闻讯后答应每月资助蔡元培三十两银子做学费,圆他的留学梦。同时,又说服商务印书馆同蔡元培签约,每月支付其一百元编辑费。”于是,1907年6月,蔡元培与孙宝琦同船前往德国,孙宝琦是去那里担任驻德国公使,蔡元培则一边学习哲学,一边给人做家庭教师,每月可得一百马克的报酬。后来,蔡元培学成归国后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贡献卓越。

  最早提出“立宪”,反对山东独立

  1904年,孙宝琦上书清廷政务处,提议仿照英、德、日之体制,实行立宪政体。这份上书的意义在于,这是清朝大臣中,第一个提出君主立宪的,但结果不了了之。此后孙宝琦出任帮办津浦铁路大臣一职,并于1909年出任山东巡抚。在山东任上,孙宝琦面临着一个烂摊子,本地河患频发,农民起义不断,大清的气数已尽,有人说他就是一个“悲情巡抚”。就在他手忙脚乱之际,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清政府土崩瓦解了。

  时机似乎来了,当年孙宝琦曾上书立宪,清政府不答应,现在大清帝国行将就木,只要他效仿南方省份,宣布山东独立,他就可摇身一变成为“山东提督”,进而依附民国实行共和,这在当时几乎是一种潮流,可他还是保留了那份“死忠”。1911年11月13日,山东独立大会举行,面对各界代表近万人,孙宝琦强硬表示:“吾为朝廷守土,土不能守,惟有死耳。即不死,亦不能率领诸君独立。”立宪派丁世峄等人催促孙尽快表态,免得惹起众怒,局面不好收拾。孙宝琦仍坚持说:“我系清国官吏,清政府只要存在一日,我须尽一日之责。”同盟会会员厉声斥责他的顽固态度,他依然不为所动:“政府一日不倒,则山东一日不得与清政府断绝关系。”双方一直僵持着。晚上8点,革命党人和新军官兵商议,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所谓的“采取行动”实际就是武力威胁,支持革命的新军第五镇标统黄治坤表示,会场有200多支枪,如再不答应独立,“现场恐怕会出人命。”孙宝琦内心纠结了很久,意识到也许真的是大势已去,才将头上的顶戴花翎摘下来,往桌子上一放,说:“大家既然都认为独立对山东有利,我也就不坚持了。”

  然而孙宝琦内心还是倾向清廷的,即便山东独立了,他照旧召开例会,袭用独立之前所用的政府关防,甚至还沿用宣统皇帝的年号。后来,袁世凯给孙宝琦又发了一封私人信件,要他取消独立,同时策动第五镇军官再一次调转枪口,反对临时政府。于是,孙宝琦在11月24日,再次宣布山东取消独立,这次独立只维持了12天就宣告结束。

  仅当了半年的国务总理

  孙宝琦在山东的“独立事件”让他背上了骂名,革命党说要掘他祖坟,因他背信弃义 ;清廷遗老也不待见他,骂他数典忘祖。实际上他还是倾向清廷的,只不过面对滚滚政治洪流,他被裹挟了,他曾自叹“君亲两负,不可为人。”几年之后,他还曾以民国外交总长的身份参与隆裕太后的葬礼。当时在灵棚,遗老梁鼎芬单单针对他,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说他数典忘祖,“是个什么东西!”按理说孙宝琦完全可以回击,但他居然面无人色地低头道:“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

  此后他曾在袁世凯时代就任外交总长,因反对日本的《二十一条》而受排斥,直到1924年,他迎来了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段辉煌,在曹锟时代出任国务总理。当时孙宝琦已经54岁,没想到还能出任总理一职,他想做出一些成绩,上任之时曹锟却给他一个名单,上面写着内阁成员的名字,言下之意是内阁他已经拟好,孙宝琦挂个总理职务就是了。

  原来曹锟之所以推荐孙宝琦做总理,是认为他老成练达,容易驾驭。事与愿违,孙上台后,一直以责任内阁自居,还不断地提出这样那样的计划,使独裁专权的曹锟十分厌烦。不仅如此,曹锟还从左右亲信那里听到许多有关孙宝琦敌视他的消息,让他越来越难以容忍。郦千明先生曾撰《孙宝琦:救过孙中山的民国总理》一文,内中述及曹锟和孙宝琦的矛盾:“有一段时期,社会上忽然盛传总统已病故,但公府却秘不发布消息。秘书长王毓芝报告说,这个谣言是从总理家传出来的,因为孙宝琦听信一个算命先生的话,说总统不出一个月就会暴病身亡,由总理代行总统职权。曹锟听了,气得暴跳如雷,连声大骂孙宝琦‘老混蛋’。一次,孙宝琦拟任命陈汉第为印铸局局长,但曹锟却要用张廷谔,孙为此大发牢骚,气愤地说总统不讲道理,还不如叫他回去当税务督办。这些话又被传到总统耳中,曹锟对孙宝琦更恨了。”

  孙宝琦和曹锟的矛盾最终爆发在金佛朗案上,关于这段公案本文不再详述,只因孙宝琦不愿做民族罪人,因此拒绝曹锟的签字要求,加上他跟财务总长王克敏有过节,因此总理当得很憋屈,连月俸都领不齐。1924年6月中旬,孙宝琦与王克敏的斗争白热化,曹锟派人告诉孙,如果王克敏被挤掉,他也情愿下台。这时,孙宝琦才感到事态严重,于7月2日递上辞呈。次日,曹锟大笔一挥 ,签署“同意”两字。就这样,只当了半年内阁总理的孙宝琦便匆匆下台了。特约撰稿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