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烈士孙春林勇斗恶霸 三舅叛变他大义灭亲

2015-03-05 作者：王学义

孙春林（资料图）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流年逝水，当年百战余生的勇士早已凤毛麟角，70年光阴荏苒，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已经傲然屹立东方。然而，历史不容忘记。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要铭记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先辈 。是他们用血肉之躯，救万民于水火 ，救祖国于铁蹄践踏之下。

从本期开始，《发现青岛》将陆续刊出系列报道，追忆那些血火横飞岁月里的抗日英雄，重现他们的非凡勇气，艰苦战斗，无私奉献，甚至壮烈牺牲。这是一部个人的生死录，也是一部国家的救亡史;这是无数的家庭的辛酸泪，也是一个民族的正气歌。

短发，弯眉，细眼，如雕塑一般的鼻子，嘴角倔强地微微抿着，照片上是一张英气勃发而又平静的脸。这张照片摄于上世纪30年代。他叫孙春林，如今他的名字正铭刻于青岛市莱西革命烈士陵园。石碑立于山上，上刻金色大字：孙春林烈士纪念碑。

在去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300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孙春林是岛城唯一名列其中的。近日，城市信报/信网记者联系相关部门，采访了孙春林的后人，为您讲述其动人心魄的英雄故事和催人泪下的家族史。

读书不为小家，一心为国为民

根据莱西革命烈士陵园的资料，孙春林，原名孙纯令，又名孙士政。1906年5月，他出生于山东省海阳县西小滩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西小滩村属于行村镇，1992年编成的《行村镇志》选了《海阳文史资料》第五辑中的材料，其中将孙春林的名字写为“孙纯林”。

孙永志（资料图）

今年74岁的青岛大学退休教授孙永志先生是孙春林之子。3月2日晚上，他在家接受了城市信报/信网记者的采访。他说：“我父亲是‘纯’字辈，孙春林是他后来改的名字。”

“我们家当时大致属于中农，日子较殷实，祖父母都是本分的庄户人，我父亲是长子。”孙永志先生说，“祖父愿供父亲读书，9岁时把他送进了小学。”18岁那年，孙春林高小毕业，第二年考入莱阳中学，又三年中学毕业。

毕业后孙春林回到家乡，父母希望他找一个工作，支撑门庭，养家糊口。然而，他们想不到儿子在学校已经接触进步思想，家国观念已在这个22岁青年心中刻下深深的印记。那时正是1928年，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地方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也抛出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底层人民身处水深火热之中。这一切，孙春林看在眼中。

恰巧，当时割据胶东的军阀刘珍年办了一个军官学校。这所军官学校有其特殊背景，城市信报/信网记者查阅了一本1980年编写的《胶东革命斗争回忆录》，其中有一篇署名为“孙己太”的回忆文章。文章称，当时刘珍年盘踞烟台，四处招兵买马。他弟弟刘锡九却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建议哥哥办个军官学校，培养人才。刘珍年就听了弟弟的话，刘锡九则趁机介绍了李素若等共产党员打入学校当中。

孙春林获知消息后，不顾亲人劝阻，考入该军官学校。李素若任该校政治部主任，他向学生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经常组织进步学生进行革命活动。孙春林很快成长为一名积极分子。他在执行任务时机智勇敢，受到李素若器重。1929年秋，孙春林加入中国共产党。

军官学校情况也在起变化。孙己太有这样一段描述：“当时的烟台市公安局局长老韩(刘珍年的舅舅)是一个共产党员，他看到党的工作有很大发展，便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心想只要做通刘珍年的思想工作，烟台岂不成苏区了!刘珍年脑子很灵，一看舅舅来做工作，便用话套他，老韩把党的情况暴露了出去。刘珍年听完，吓得面如土色，心想：“这可了不得，我的部队眼看被共产党吃了!”1929年12月，刘珍年下了“逐客令”，李素若等人陆续离开。接着，刘珍年解散军官学校，把大批左倾分子扣押、驱走，并给一批学员分配了工作。对这一事件，《海阳文史资料》也有记载，其中称“老韩”其实叫“汪静函”。

这一次，孙春林并未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他被分配到烟台市政府当实习生，也就是在那里他发展过孙己太等入党积极分子。

变民团为革命队伍，勇斗恶霸

“我父亲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他特别善于宣传鼓动，善于做思想工作，他一次又一次打入民团，把给地主看家护院的武装变成革命武装。”孙永志先生对城市信报/信网记者说。

孙春林很快被党组织分配到海阳老家开展工作，他通过同学介绍，当上了海阳县司马区民团大队长。所谓民团，就是民国时期的地方武装，大多由地主组织，功能主要是看家护院。而孙春林当上民团大队长以后，抓紧时间整训部队，对士兵因势利导，暗中宣传革命。在他的努力下，这支旧武装在本质上发生了变化。

与此同时，孙春林还同另一位共产党员于洲秘密计划，以“农民协会”名义举办训练班，组织培训一支农民武装，举行武装暴动，推翻伪海阳县政府。不料，这很快被当局发现，强令解散培训班。孙春林也只好回家从事教学工作，在行村高小任教师，据资料记载，他这个教师不一般，总是结合教学内容灌输革命道理，所教的学生后来大都参加了革命。

莱西革命烈士陵园资料称，1931年秋，为发展革命武装，经党组织安排，孙春林又打入莱阳鲍村民团任军事教官。他同地下工作者左伍堂、隋少白一起，很快掌握了这支队伍。他们到鲍村周围和莱阳城一带书写革命标语，散发传单，组织夜间除恶，破坏敌人电线。有一天，在夜幕下，孙春林还带领5个人到莱阳城边，摸清岗哨，趁敌人睡觉之机进入据点，缴了枪，将其全部消灭。此举，给地方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使其终日惴惴不安。

“我父亲还有一次勇斗恶霸的义举。”孙永志先生说。在孙春林老家所在的西小滩村里，有一个泥湾。湾泥是种地的好肥料，1932年春，村里的恶霸孙洪殿却声称泥湾是他家的，谁要挖泥就要给他交“税钱”。村民非常生气，一个叫孙早臻的不服气，偏偏赶着毛驴去挖泥。孙洪殿开口要钱，孙早臻说：“泥湾自古至今就是全村的，湾里的泥谁爱挖谁挖，从来就不交什么钱。”孙洪殿无言对答，就把泥弄下来。其他农民见状，一起动手挖泥。这时孙洪殿三个儿子赶来，他们练过武艺，动手打伤了五六个农民，其他人见斗不过人家，只好愤愤不平地回家了。

当时，恰巧孙春林回家探亲，知道此事后，他挨家挨户串门，鼓动大家与恶霸斗。第三天清早，按照计划100多名青壮年手拿橛锨到恶霸门口高喊“挖泥”。孙洪殿带着三个儿子冲到门口，就要打人。孙春林一个箭步迎上，当头一巴掌将恶霸打倒。三个儿子一见孙春林大吃一惊，知道他在民团当军事教官，身手不凡，于是扶着他们的爹连连求饶。孙春林当场宣布：“泥湾是全村的，谁用泥谁就去挖。从今以后恢复老规矩，谁敢仗势欺压百姓，谁就小心自己的脑袋。”又对孙洪殿说，“听见了没有?”恶霸和三个儿子连声说：“听到了，一定照您说的办。”

为了抗日，全家男儿齐上阵

孙永志先生拿出一张黑白照片给城市信报/信网记者，说：“这是父亲唯一的照片，是在烟台拍的，当时是三个人的合影，另外两人一个是我三叔，当时才15岁;另一个是我们村里的医生。当时，父亲被追捕逃到烟台，从烟台坐船去旅顺。”根据时间推算，照片可能拍于1933年。

那一年 ，孙春林到莱阳四区民团以军事教官身份从事革命活动。11月底，原莱阳县县长调离，新任县长一上任，便率兵到处捕捉共产党员。为保存革命力量，孙春林离乡到旅顺、沈阳、北京等地寻找党组织，继续从事革命斗争。

1936年，孙春林按党组织指示，考入阎锡山在太原办的民训干部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山西省崞县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八团任政训员。1937年，阎锡山又与共产党对立起来。孙春林被调离山西，赶赴延安，进“抗大”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进行军事操练。期间，表现了出色的政治理论素质和军事才干。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孙春林抗日救国心切，急切要求到前线去。

孙永志先生称，父亲在山西时曾写过两封家信，但未言及家事，只劝三叔参加革命。其中一封还写道：“我已由平(北平)而晋(山西)，虽不能说从地狱升入天堂，但可说由黑暗趋于光明。”对此他的理解是，因为山西接近延安，父亲有一种近乎朝圣的心情。“后来他还从延安带回了一双筷子，那是朱德总司令送给他的纪念品，他交给我奶奶保管。”

1938年，孙春林被调到山东八路军115师师部工作，1939年5月又调到胶东区党委。回胶东后，他被分配到抗日前线南海特委任团长。那时，南海地处日寇占领的青岛很近。1940年，胶东形势再变，一方面解放区迅速扩大，八路军队伍渐渐壮大，另一方面顽固派面目也暴露无遗，胶东24个土顽(反动顽固武装)司令逐渐形成“抗八联军”，与日寇同流合污，组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动势力，成为抗日的绊脚石。

《海阳文史资料》记载，当时，孙春林被调到(胶东)八路军第五支队任团长。他带领官兵先后攻克了下邱堡、北寺口等日伪据点，打了一系列漂亮仗。这年冬天，他奉命到北海区任总指挥。当时北海区部队都开往东海，只剩一个通讯班，指挥部也只留下徐援一人。孙春林到任后，与徐援一起研究计划扩大队伍，他夜以继日，经过一个多月努力，组建了一个团的兵力，自任团长。在他领导下，根据地逐渐迅速扩大。

而为了抗战，他更是从自身做起，动员全家的“男劳力”。三个弟弟先后加入革命队伍，他本人和四弟在战场上牺牲，而二弟则被日伪汉奸活埋。如同岛城作家许敬先所说：“海阳是革命老区，出过很多全国闻名的抗日英雄，但像孙春林这种全家抗日的是不多的。”文/城市信报/信网记者 王学义(图片由孙永志先生提供)

抗日英烈孙春林最为世人称道的，除了他动员全家“男劳力”投身抗日之外，另一件事就是大义灭亲。他的三舅勾结伪保长，残害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他毅然组织力量将三舅和伪保长处决。大义灭亲的具体过程怎样?又对这个家庭有什么影响呢?

1941年8月，孙春林也在与日寇的交战中，壮烈牺牲。这也是一曲破家报国的壮歌。孙永志先生是孙春林之子，他仅在襁褓中见过父亲一面，但他一生都在为追寻父亲曾经的足迹而努力。

三舅叛变，孙春林大义灭亲

据《海阳文史资料》记载，当时海阳县田村有一个名叫吕腾云的共产党员，“七·七”事变后，他利用经商做掩护，经常到青岛等地给八路军买枪支弹药和紧缺物资。孙春林的三舅名叫吕士珍，也在田村，而且是吕腾云的本家。吕士珍在“抗大”学习过，后来看到革命环境恶劣，贪生怕死，就回了家，名义上是在村里教书，暗地里却投靠了汉奸赵保原的部队。

1941年春，吕腾云给八路军买到了一台铣床。这事被吕士珍获悉，他就与伪正、副保长以及镇海乡伪乡长密谋，给莱阳四区伪区长孙松周写了告密信。孙松周一看大喜：“老子发财的机会来了，这事办成后少说也能升两级。”于是派人向赵保原密报。正月初五晚上，赵保元派150多人全副武装，包围田村，在吕士珍等人暗中指引下，闯入吕腾云家中，将其捆绑押到村公所。当晚还有另外一人被抓。第二天，孙松周主持召开了村民大会，将吕腾云二人押到台上示众，下午就将二人带到莱阳四区驻地祁格庄。

田村的老百姓凑钱赎人。第一次到祁格庄，孙松周嫌钱太少，推辞说：“我说了不算。”第二次，村民又凑了很多钱去赎人，孙松周就答应：“过两三天放人。”

吕士珍知道此事之后，怕“打虎不死反被虎伤”，就和伪保长等密谋，写了一封信给孙松周，还给他送了一些钱。正月十五晚上，孙松周对吕腾云说：“你没事了。今晚我派人把你送回家去。”当走到羊郡疃头东，赵保原的手下根据孙松周的意思，将吕腾云杀害。

孙春林很快获悉此事，怒火攻心，他深知三舅罪恶累累：一不该叛变革命，二不该投靠赵保原，三不该从事反革命活动，四不该杀害革命同志。一旦姑息，可能会有更多人受害。于是他去石人夼找到了地下武工队的队员辛铁甲，筹划锄奸事宜。“这个石人夼离我们老家18里路，距离伪据点较远，抗日力量比较活跃。”孙永志先生说。在一天夜里，孙春林和辛铁甲等人，悄悄将吕士珍和正副伪保长绑架到田村东处决了。

对于父亲的大义灭亲，孙永志先生说：”我父亲当时肯定下了很大的决心。吕士珍是我奶奶的亲弟弟，奶奶在四个儿子中也最喜欢我父亲，父亲非常孝顺，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要锄奸。只不过，这件事他在家中从未说起过。我奶奶这一辈子直到去世，都不知道她弟弟是被她最喜欢的大儿子杀死的。“

今年80周岁的孙瑞芳女士是孙春林的次女，3月3日，她告诉城市信报/信网记者，当年在老家时从没有人说起过这件事，莱西建了烈士陵园之后，她才知道的这件事。“其实也不难理解，当时革命工作需要保密，怎能什么都说出?后来父亲牺牲后，我母亲状态很不好，也生了病，不大说起父亲。关于父亲的事情，我主要是从左邻右舍那里听到的，甚至离我们村百里之外，老百姓说起我父亲，都会翘大拇指。”

孙春林烈士纪念碑

汉奸告密，他在日军袭击中身亡

孙瑞芳女士说，关于父亲孙春林，她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1941年。当时她只有7虚岁，孙永志则刚刚出生两个月。

“我母亲生了三个孩子，大姐比我大一岁。当时，一个不认识的‘表叔’来到我家，带我母亲和三个孩子去见我父亲。我们村离鬼子据点很近，只有5里路，非常危险。我母亲就假装走亲戚，骑着一个牲口，不知道是马还是骡子，‘表叔’在前面牵着。走了不知多远，听到日本鬼子骑马出来扫荡，就不敢走了。因为我们骑的牲口听到鬼子马叫，也会跟着叫，就可能被鬼子发现。‘表叔’带我们躲在一个树林里，后来鬼子走远了，我们才敢继续走。后来不知又走了多远，在一个名叫石马疃头的村子见到了父亲。”

孙瑞芳说：“我从小到大，总共见了父亲三次，这也是最后一次。记得母亲把弟弟放在床上，就去洗衣服了，而父亲却只顾踱来踱去，对弟弟的哭闹不闻不问。我当时不太高兴，心想：父亲不是稀罕男孩吗?怎么对弟弟一点都不管?母亲回来后，我就告状。母亲就问父亲，父亲说‘他太小了，要18岁就好了’。他说话的表情，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第二天，因为部队要打仗，父亲率部队转移，母亲就带我们回老家了。”

这一幕，孙永志也曾和姐姐无数次谈起。他说，通过他后来了解，那次是父亲带部队驻扎到离他们村30里的地方，战局紧张，又想见家人，那位“表叔”应该是位通讯员，连夜带我们去见父亲。“父亲说我‘太小了’，他是想说‘要能拿枪就好了’，他就是这样一个彻底的革命者。”这是初次见面，也是孙永志与父亲的永诀。数月之后，孙春林牺牲。

莱西烈士陵园资料记载，1941年夏天，南海军分区成立，孙春林被调任南海军分区司令员。6、7月间，他奉命到海阳配合主力部队解放了发城。秋天，敌军实行大扫荡，孙春林率部转战平度大泽山区和莱西青山一带。当时，他率领军分区部队处在日寇、伪军、国民党反动派三种势力包围下。东北方15公里是日寇夏甸据点，西北10公里是日寇郭家店据点，东南方8公里是日寇南墅据点，能游击的地域很小。

8月的一个晚上，军分区机关转移到莱西榛子沟村。在部队刚进村时，一个汉奸偷跑到夏甸据点告密。日寇马上组织一支轻便部队，急速赶来袭击。当村头岗哨发现日寇时，敌人已在附近。敌情不明，情势紧急，孙春林指挥部队撤出村庄，一面迎击敌人，一面向山里转移。就在通过南沙河时，孙春林不幸大腿负伤。他命令警卫员不许管他，自己先走。而后，他惨遭日寇杀害，年仅35岁。

关于父亲牺牲的经过，孙永志先生曾到莱西做过调查。2001年，当地一位83岁的潘大爷说，当年孙春林在交战中被日寇子弹打断了腿，有战士要扶他走，他让战士别管他，后来被日寇捅死。潘大爷记得日寇出动约30人，是从附近三个据点出动的。资料显示，这些日寇配备数挺机枪，装备精良。

子女遗憾：父亲走得实在太早了

孙永志一家

孙春林牺牲后，家人生活几乎陷入绝境。孙永志先生说：“像我们这种‘满乎家子抗日’的，被视为‘匪窝’，日伪军隔三差五就来抓人，抓不到就乱砸一通。鬼子来时，我们就出去躲避，叫‘跑鬼子’。”

孙瑞芳女士回忆道：“我们村西有座小山，山上有人插了一棵‘消息树’，立着就表明安全，放倒就是鬼子来了。当时都说‘西山小树一倒，就赶快地跑’。当时别人家还不怎么着急跑，但我们家必须跑。有一次，我弟弟两三岁，母亲生病了，我们家没男劳力，一家四口人跑到离村五六里的地方，母亲跑不动了。就躲在海边的一片高粱地里，高粱都被收走了，只剩高粱秸。我们就搭了一个棚子，住在里面。后来，我跟姐姐回村附近看看，见‘消息树’又立起来，才回家给母亲拿来一些吃的。”

“我现在还记得那种秸秆的味道，常常回想起来。”孙永志先生说。“我母亲1947年去世了，也只活了35岁，她没过一天好日子。我有时想，假如我父亲没参加抗日的话，一家四个‘男劳力’，日子能过得还行。父亲牺牲了，我们家人一直都在要饭的边缘。当然，这是民族大义，我们都为父亲感到光荣。”

孙春林的三弟也是在他动员下参加八路军的。他参军后，十几年没给家里写过信，家人都以为他也牺牲了。“后来，我三叔给老家的村干部写信。说十几年没有消息，不知道老家还有什么人?村干部告诉他嫂嫂还在家中，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孙永志先生说，“我以前叫孙永庄，现在的名字就是三叔给改的。他让我叫孙永志，就是让我永志不忘革命，永志不忘抗日，永志不忘我们这个革命家庭。”

1950年，孙永志的大姐孙瑞兰和二姐孙瑞芳，被叔舅刘东岱接到青岛，参加了工作。1951年，10岁的孙永志也被接到青岛。他说：“一开始，我在舅舅(刘东岱)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帮我联系了吉林路小学，在那里上学。当时在大港一路有个双蝠面粉厂，去面粉厂食堂吃饭，每个月舅舅给交伙食费。二姐在第二针织厂工作，有职工宿舍，我就跟着二姐住。后来我又转到育幼小学，小学就在湛山寺内，里面不光是烈士的子女，还有一些孤儿和流浪儿童，管吃管住。两年后学校解散，我转入上海路小学，之后上了青岛九中，1961年进入山东大学政治系。在山大毕业留校教党史，在济南待了16年，1977年调回了青岛。”

孙春林牺牲后，当地人立起一块碑，上写“孙指挥烈士之墓 1942年山东牟平县”。“这上面有三处错误，其一是我父亲1941年已经任南海军分区司令员，指挥是之前的职务;其二他是1941年牺牲，不是1942年;其三他是海阳县人，而非牟平县。当然在那个战争年代，出现错误都是正常的。”孙永志先生说，直到1955年，莱西革命烈士陵园建成，孙春林才迁葬到烈士陵园内，1987年，莱西市政府又为他修建了孙春林烈士纪念碑，“关于我父亲，相关部门曾做过一系列调查，很多事迹也慢慢呈现出来”。

孙永志先生是位书法家，还是当代著名书法家蒋维崧的学生。2014年9月30日是我国首个烈士纪念日，《青岛日报》发布消息，其中特别提到了孙春林。而在同一期的报纸上，也刊发了孙永志书法作品被中国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消息。“父子二人在一份报纸上出现，我真感觉这是一种冥冥之中的缘分。”孙永志先生感慨道。

孙春林的长女孙瑞兰现居秦皇岛，次女孙瑞芳在青岛居住。“最大的遗憾的就是父亲走得太早了，现在我天天都会想起他。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没有多大本事，但一直都本本分分做人，这也是父亲给我们的最大影响。”孙瑞芳说。

文/图 城市信报/信网记者 王学义(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