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监察委员在青岛:侯圣麟被抛尸朱乃洪暴毙

2015-03-24 作者：田野

看过电视剧《潜伏》的人都知道，民国的政治中不乏小丑跳梁的活剧，里面的帮派倾轧、尔虞我诈数不胜数。前几日还是志同道合的弟兄，过几日就变成了你死我活的仇敌。

今天的《发现青岛》，我们就来讲两出民国时的公案，这两出公案都发生在青岛，虽然没有战场上的硝烟，但一样让人惊心动魄。说来也巧 ，两出公案的主角都是国民政府的监察委员，还都是青岛人，他们一个叫侯圣麟，一个叫朱乃洪。两名国民政府要员，在解放前夕都稀里糊涂地死在青岛，一个是被人弃尸 ，一个是在病房暴毙，真凶到底是谁?还请读者自己判断。

他死前接过神秘电话

现在的太平角，因为靠近海边，景色秀丽，依然吸引着不少游人，可已经很少人知道，1948年的太平角曾经发生过一起轰动青岛市的大案。

据岛城著名文史专家鲁海介绍 ，这年4月7日，一对情侣在太平角漫步时，忽然发现海滩上有一具尸体，顿时吓了一跳，急忙去当时的青岛市南警察分局报警。这时，局长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大响，接听才知道是市局通知《青岛公报》社长侯圣麟失踪。市南分局马上派人去辨认，死者就是侯圣麟!侯圣麟是被人谋杀的，这毫无疑问，因为在他的头上发现了弹孔，经检验：子弹从后脑进，从鼻梁出。

因为侯圣麟的特殊地位，警察局不敢怠慢，第一时间就成立了专案组，对侯圣麟遇害当日的行踪展开了调查，经过询问多人，初步梳理出侯圣麟遇害前的行踪：

4月6日下午4时，刚由南京返回青岛的市参议会议长李代芳来《青岛公报》社给侯圣麟送来几幅字画，其中不乏名人之作。下午五点，侯圣麟送走李代芳之后独自一人欣赏字画。这时，一个神秘电话打来，打电话的是青岛市女议员何桂如，侯圣麟接了这个电话之后就行色匆匆地走出了办公室。当时，《青岛公报》的报社社址在中山路与广西路口的西北角，令人奇怪的是，他没有乘报社提供的专车，而是招手叫了一辆人力车，沿广西路向西而去。

最蹊跷的是，专案组询问侯圣麟司机得知：侯圣麟说去寿张路何桂如家。但询问何桂如时，她却说侯圣麟并没有来到她家，可见侯圣麟是半路出的事儿。侯圣麟的妻子当晚见丈夫并未回家，次日清晨到报社询问也没有结果，赶忙报警，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侯圣麟是市长李先良的心腹

侯圣麟遇害，也惊动了当时的青岛市市长李先良，据说他当时就批示，要求“立即破案”。侯圣麟跟市长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从侯圣麟的家世说起。

侯圣麟的老乡、青岛著名作家侯修圃曾撰文说，侯圣麟，字和亭，号圣麟，平度吴庄村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他的父亲侯荫祖国学造诣很深，曾作过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孙中山儿子孙科的家庭教师。由于家学渊源 ，侯圣麟从小喜欢舞文弄墨，且文笔犀利。1929年曾出任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委员，此时，他结识了党部干事李先良。后来，他先后任过省立一中教员、安丘县中学校长、莱阳县中学校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家住闲。抗战胜利后，他来到青岛，住在北京路天德药房同乡家。一切安顿好了后，他就去拜见市长李先良。李先良因侯无抗战经历，不便委任要职，初委任为《青岛公报》总编辑。由于侯圣麟擅长文笔，加之其多谋善断，很得李先良的赏识。他不仅是李先良家的座上宾，而且李的许多文稿都是侯圣麟捉刀。

1946年，侯圣麟被选为青岛市参议员，同年夏，又任《青岛公报》社长之职。之后他积极参入多起帮李先良反对政敌的斗争，在斗争中出谋划策，很得李的器重。1947年春，他接任报业工会和国民参政员一职。1947年冬，国民党中央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改选，侯圣麟多方运筹，击败政敌，得以当选，从此一跃而成为国民党中央大员。

在侯圣麟一路向上爬的过程中，李先良是他的保护伞，可他得罪的人实在太多。先说他竞选成功监察委员一职，就得罪了青岛市参议会的会长李代芳(之前送他字画之人)。原来当时青岛作为特别市，仅有一个中央监察委员的名额，李代芳、姜黎川、侯圣麟三个人都想当 。李、姜二人是市参议会的正副会长，彼此不和，姜知道自己希望渺茫，就转而支持侯圣麟，联合反李。他们在参议会大肆活动，或允以权，或给以钱。结果侯圣麟成功当选监察委员，一跃成为中央大员。鲁海老先生在《青岛民国往事》一书中记载，李代芳在荣成路私宅中曾对人说：“青岛有侯圣麟在，我们都不会有前途。”

除了得罪李代芳之外，侯圣麟还得罪了中统在青岛的头目葛覃。李先良跟葛覃不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可作为市长，他又不便亲自出马，诋毁政敌，所以得罪人的事儿全让侯圣麟干了。侯圣麟不光挖葛覃党通局(前身即是中统)的墙角，从内部瓦解他，还开足舆论机器，报道一些对葛覃不利的假新闻。1948年3月，侯圣麟到南京报到监察委员期间，到处散布攻击葛覃的言论，恰巧葛覃就在南京，更激怒了葛覃。

再有就是张乐古，人称“青岛杜月笙”，是青岛青帮的老大。侯圣麟曾搜集他贪污行贿，劫收敌产的证据，告了他一状，导致他被捕入狱。张乐古何许人也?班房蹲了一年就出来了，但从此就跟侯圣麟结下梁子。

有这么多嫌疑人，按理说破案就指日可待了，可到最后，警察局逮捕的根本不是上面这些人，而是一个叫赵世伟的人，就连这个赵世伟，最后也没被法办。

警察局怕得罪人，凶案不了了之

这赵世伟又是什么人呢?他是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定的五个立法委员候选人(青岛)之一。1947年冬，国民党举行立法委员选举，名义是选举，实际上就是愚弄百姓。候选人不得独立参选，必须由中央组织部提名。本来这事儿没什么困难，中组部提出五个人，稀里糊涂一选就完了，结果中统分子战步青也要参加竞选，战是地方实力派，背后有人撑腰，这可难为了李先良。

关键时刻，侯圣麟乘机向李先良献策，原来中组部提名的五人中，赵世伟根基最弱，干脆把他刷下去。于是印制大批假选票，并在开票箱之前，把预先写好的假选票投入票箱，暗施伎俩 ，结果使战步青当选，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定的候选人赵世伟落选。于是，赵世伟发誓要杀侯圣麟雪恨 。

侯圣麟遇害后，前面提到的李代芳、葛覃、张乐古、赵世伟都有作案嫌疑，可警察局长不敢扩大范围。这就好比是《红楼梦》中的《葫芦僧判断葫芦案》，那些人可都是青岛的头面人物，得罪了谁都吃不消，最后根基浅薄的赵世伟再次倒霉，被定为犯罪嫌疑人，押送南京。

按理说这幕荒唐剧该收场了，可更逗的还在后面。鲁海说，赵世伟是国民党青岛市党部的委员，人家也有后台，几十年来一直与青岛有着密切联系的国民党元老丁惟汾就是其中之一。丁惟汾没有实权，但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很高，蒋介石都不敢轻易动他。丁惟汾出面保举赵世伟，赵世伟结果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保释了出来。

那么这桩凶杀案到底该怎么收场呢?简单。李先良、葛覃统统去职，换个市长龚学遂。本来李先良下令“必须破案”，那是你当政的命令，现在龚市长来了，对这事儿根本不闻不问，警察局也长舒一口气，把这案子悄悄放下了。没多久，青岛市解放了，国民党狗咬狗的事儿新政府更不管。“侯圣麟之死”成为青岛民国时期一大悬案，时至今日，依然没有下文。

当年候案发生后，因为久拖不决，就被“移转”南京法院审理，1948年《新闻天地》曾经刊发了一篇有关此案的“评论”，至今读来发人深思———“……将此案移转首都地方法院管辖。这与其说是证实了这个盘根错节的案子更加不易解决;不如说是给青岛地检处投下了一块‘试金石’恰当些……每当想到此案在青市的演变情形和稽延的时日，不由得一个共同预感由然而生……谁敢保证这张‘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在青岛市视同废纸的空头支票，到南京去一定能兑现呢?而且谁敢保证他们不再来一次呈请移转管辖，那么移转来移转去杀人者岂不终生逍遥法外，被杀者永远冤沉海底吗?”特约撰稿/田野

朱乃洪拒当汉奸受沈鸿烈赏识当了监察委员后离奇身亡

和侯圣麟不同，国民政府监察委员朱乃洪的死并未立案，但一样扑朔迷离。朱乃洪为人有一定的政治操守，而且能左右逢源，他的死，与其说是主动树敌不如说是可能遭人暗算 。

和侯圣麟一样，朱乃洪和后来的青岛市市长李先良也有密切的关系，只不过李见朱乃洪用处不大时，主动将他舍弃了。朱乃洪之死并没有在青岛掀起很大的波澜，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略窥当年青岛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

拒当汉奸，受到沈鸿烈赏识

据崂山区史志办史料记载，朱乃洪(1904年～1948年)崂山区大河东村人。毕业于胶澳私立师范讲习所(即李村师范讲习所，位于今京口路18号)，擅长中医治病，对常见病手到病除。曾任段家埠 、午山、沟崖等小学校长。

朱乃洪为人有民族气节。抗日战争爆发后，青岛市沦为敌伪控制。1938年春，日伪青岛市教育局局长一再派人找他出来担任小学校长，但他不甘心为敌伪教育服务，曾在回信中说：“越鸟巢南枝，胡马知北风，阁下不深思乎……”

当时他既不肯当汉奸，又不愿和游击队合作，便和苏少农、张振东等人赴胶东国民党鲁东行辕要求工作，可是鲁东行辕主任芦斌又有“门户之见”，仅给他一个副官职务，朱乃洪表示“不管什么差使均可，我的目的是不当汉奸才出来的。”

在国民党鲁东行辕任上，朱乃洪仕途渐渐顺利。1939年2月，芦斌在莱阳被胡鼎三打死后，“行辕”改为鲁东行署，李先良继任主任，朱乃洪从此和他结下不解之缘。当时鲁东行署经费不足，为解决这一问题，约在1940年，李先良不得不借重朱乃洪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找沈鸿烈，因李先良深知朱乃洪既是李村师范讲习所的学生，又干过小学校长，而沈鸿烈的秘书长雷法章(当年在青岛任教育长)又是朱乃洪的顶头上司，所以朱乃洪到达山东省政府后，很受沈鸿烈、雷法章的信赖。为了开展青岛市行政工作，沈鸿烈(这时沈鸿烈仍兼青岛市长)又委任姜可训(原山东省政府秘书处二科长、曾任青岛市教育局督学)为青岛市乡区办事处主任，指定朱乃洪为科长。从此，朱乃洪官运亨通，扶摇直上，渐渐成了李先良圈内的人物，特别是李先良从1942年10月以青岛市政府秘书长代行市长职权时期，有一阶段成为“言听计从”、“出谋划策”的人物。

“再不受李先良肮脏气了”

关于朱乃洪的资料，多数出自张希周老先生的《国民政府监察委员朱乃洪其人其事》，张老先生曾是朱乃洪的同僚，因而他的回忆有很大的历史价值。

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沈鸿烈辞去青岛市长兼职，8月18日由秘书长李先良继任，于1945年9月13日下午四时进入青岛市里。他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青岛市第一任市长，朱乃洪追随进到市内，就任国民政府青岛市政府秘书处第一科长。

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完全有可能自强于世界，但蒋介石却坐失良机。由于国民政府内部派系严重，不少人又贪污成性，对日、伪资产的接收工作实际上成了一幕贪污腐败的大戏，如同抢劫一般，时人成为“劫收”。

张老先生回忆称，“当时无论天上飞来的(重庆来的)，还是地下冒出来的(跟着李先良进市内的)大都是些利欲熏心、贪婪成性之人，借接受敌伪产业为名，他们明着暗着到处抢夺物资房产 ，这阵黑风刮得昏天黑地。”由于利害冲突，报纸上也看到些揭发材料，有一段报道说，市府一科秘密抢夺日本仓库私藏物资。为此，李先良把朱乃洪一科长职务撤去(调为视察室主任)，以洗刷自己。为了讨好国民党中央大员，又指令朱乃洪和丁诗言将所占据的江苏路日本楼房搬出来交给了某中央大员住，可是他老婆赵士英占据的两处楼房安然无恙。这种措施引起了青岛市地方派李代芳、张乐古等人的不满。当时有人就这一事说：“这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朱乃洪就是不当黄盖，李先良也不敢杀他的头。”

1946年5月，时值国民党青岛市参议会成立，在李代芳的支持下，朱乃洪辞去了视察室主任，竞选为市参议员，并被推选为驻会委员。朱乃洪对人说：“我再不受李先良的肮脏气了。”最初李先良认为朱乃洪不过是一个小学教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后来他才了解到朱乃洪是李村师范讲习所毕业生中的小领袖，在农村还有点势力。在日本投降前(1944年秋)朱乃洪曾与张晓古、姜希贤等任青岛市三青团负责人，而张晓古正是上一篇我们提到的“青岛杜月笙”张乐古的弟弟，朱乃洪的背景由此可见一斑。

与李先良“绝交不出恶声”

对李先良的为人，张希周有一番经典评价，他说“李先良虽不是一个老奸巨滑的旧官僚，确是一个由国民党起家的新贵人。”国民党内部尔虞我诈的卑劣手段，李先良看得很清楚，并且吃得透，用得熟。他进到市内后，对于在抗日战争时期同他患难相处的人物，还能为他用的暂时保留着，没有什么政治后台的次第刷掉，重新找一批新人来代替。如委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的吕广恩为秘书主任，刷掉了朱乃洪、葛焕斗和他的电台主任马献三。这样把沈鸿烈指定的秘书长姜可训架空了，秘书长一职成为公文旅行的核稿者。“事实上李先良对任何人也不放心，他做任何一件事情先考虑于自己有利还是有害，多方衡量才肯定下来，他没有象蒋介石那样制造矛盾，利用矛盾，为我左右的能力，他是一个‘弱者欺之，硬者敬之’的人物。三年来太平青岛市长(1945年秋至1948年秋)毫无建树可言。”

尽管有些人对李先良的作风是不满意的，朱乃洪还不是处于敌对状态 。据张希周回忆 ，有一次自己和朱乃洪、王景浩(市参议员)在市参议会谈到李先良做人做事问题，朱说：“咱的头(指李先良)最大的一手是用着你拉在怀里，不用你就推到崖下。”王景浩接着很气愤地说：“李先良从来就是过河拆桥，推完磨杀驴吃。抗日战争时，依靠老巴子庄户孙，他进到市内就想杀本地人。朱乃洪，那个科长我早就知道不会长久的，早就计划好了的……。”朱乃洪说：“不管怎么样，只有李先良对不起我，我决不能象葛焕斗那样到处骂他，君子绝交不出恶声，这又何必村女骂街呢?有见识的人是轻视你的。”

当选监察委员，住院离奇死亡

1947年春，选举国民党监察委员时，地方派首脑李代芳、张乐古等 ，用了强硬语调向李先良施加压力，“地方人要求支持朱乃洪为候选人”。风闻如果地方人不当选，就要提出向国民党中央监察院控诉。幸而，国民党中央的条例是由参议会提候选人进行选举，这样经过多方活动，朱乃洪就当选了，李先良也就顺水推舟一百个赞成，地方派也觉着脸上有了光彩。

朱乃洪被选为监察委员后，曾到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开过一次会，1948年9月1日，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鲁豫监察委员会行署委员。后来他就生病了。在病中张乐古的弟弟张晓古竭力主张到市立医院治疗，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就死了。朱乃洪是个中医，身体又很健壮，对于他突然死去，人们议论纷纷，百惑不解。有人说，朱乃洪临死前曾说：“我当了多年的中医，治好很多人，想不到吃了这样大亏。”还有人说，朱乃洪是被张乐古、张晓古弟兄二人暗害，因为张乐古过去曾弄死他老婆，手段是凶狠的。更有人说，张乐古是参政员，张晓古在日本是学医的，本想弄个卫生局局长干干，可是没想到李先良又让老局长(从前沈鸿烈任市长时期)郭致文继续任职，张晓古连个市立医院院长也未弄到手，是他把朱乃洪弄死的。为什么他力主让朱乃洪住医院呢?这是他想当监察委员，所以勾通个别医生害死朱乃洪。尽管张晓古曾表示说：“朱乃洪的死，谣传是我把他弄死的，真是岂有此理。”当时就有人说：“张晓古是拿真事当假事来说，这是撇清。”

当时朱乃洪的儿子年轻，有人从中挑唆他出来闹，要求为父报仇，后来听说由朱乃洪的老师朱学塾(市参议员，朱家洼人)出来调说，使其未能发作，有人说这是怕分裂地方派的团结。

这样就在朱乃洪死后的第二天，在浙江路按旧社会葬礼举行了一个有猪羊祭的少牢礼，由李先良主持，辞土官由高芳先主持，糊糊涂涂埋在大河东朱家老茔，朱乃洪一生算是告一段落。朱乃洪死后监察委员的补选人自然落不到张乐古兄弟头上，还是在李代芳支持下补选了孙式庵。孙是崂山北宅镇孙家村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区长、营长及山东民政厅视察员，日本投降后任青岛市民政科长等职，1949年去了台湾。特约撰稿/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