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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歌·发现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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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老师:对我下毒手是因为我掌握她的丑事

2015-05-05 作者:田野

方令孺曾在青岛当语文讲师她是“酒中八仙”之一

知道方令孺的人恐怕不多,她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传世之作又比较少,因此名气就不大,也就难引起现代人的兴趣。但说起方令孺身边的人,恐怕大家会吓一跳。闻一多、梁实秋 、徐志摩、巴金、丁玲……这些人都可算方令孺的至交好友。她还和当时的一个叫“张爱玲”的才女比肩,人称“南张北方”。

有了这些人的铺垫,方令孺难免不引人注意了。她是新月派中少有的女诗人,性格孤寂,落寞外加拘束。她又容貌清秀,美学家常任侠曾说,他平生所见美人,“数九姑(方令孺在家里排行第九)第一”。最重要的是,她有两年的时间在青岛居住、教书,在这段时间里,和闻一多还发生了一段故事……今天的《发现青岛》,我们就来说说才女方令孺。

看了易卜生的书,跟丈夫分居

方令孺是清代文学家方苞的后代,1897年,她出生在安徽桐城一个名门世家。

方令孺的祖父方宗诚是研究宋学的学者,曾为曾国藩幕僚。父亲方守敦谙熟经典诗书,但受新学影响很大 ,曾拒绝做清朝的官 。方令孺主要是在父亲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据说他父亲佩服秋瑾,于是把秋瑾的传记写成习字本教子女临摹,给他们以民族主义思想的洗礼与教育。

这样教育的结果是,方令孺身上虽有大家闺秀的特质,却毫无她们的呆板思想。傅道慧在《女作家方令孺追忆》一文中说:她努力读书,争取有不亚于男性的成绩,以求平等。她5岁就开始读书,坐在姐姐的膝盖上识字 、背诵诗词。在家庭女儿排行里,她排第九,侄儿侄女很多,大家都尊敬她,叫她九姑。但平等可望而不可求,在姐妹中,八个都缠了脚,只有方令孺反抗。也因此,尽管她长得聪明伶俐,长辈们都不喜欢她,说她性情倔强、粗野,不许她上学,常常打骂她并把她关在屋里,要她服侍兄弟,稍有不顺,又打又骂。

她只能在受压抑、束缚的环境里自我娱悦。有一天,小方令孺跑到花园里,在一丛荒草中,发现一棵盛开的海棠,她快乐极了。在她苦涩的童年里,她有两个爱好:一是读书;一是欣赏自然。

方令孺祖父母死后,伯父任族长。19岁时,她按照伯父的意愿完婚。她的丈夫陈平甫是南京大银行家之子,也有知识,二人本门当户对,也有共同语言,但仍无法弥补包办婚姻酿成的巨大鸿沟。1923年,受五四影响极深的方令孺随丈夫陈平甫一起赴美留学,同行的还有女儿陈庆纹,外甥女虞之佩。同学孙寒冰同情她的遭遇,介绍她读易卜生的《娜娜》——恰恰是这本书,让她下定决心结束悲剧婚姻。

1927年,方令孺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丈夫,到威斯康星大学读书。但因学校当局认为她是已婚妇女,应该在丈夫身边,不许她注册。她机智地利用美国风俗:年轻姑娘不论到哪里都须有一个结过婚的妇女做监护人,她是和外甥女虞之佩一道去的,借此理由被允许注册。这时,她和孩子的生活费仍靠丈夫供给,丈夫寄钱很少,她们常常挨饿。她就利用假期去海上捕鱼,获得微薄补贴来维持生活和学习。她清楚地知道,这是在为她今后独立生活创造条件。

1929年丈夫回国,带走了两个孩子 ,方令孺留下继续学习,但因思念女儿,不久她也回国。回国后,夫妻间的矛盾激化,貌合神离的生活终告结束。她决定舍弃优越的家庭生活,与丈夫分居,去过艰苦的日子,独自抚养未成年的女儿。恰在此时,一个推荐信让她来到了青岛。

和梁实秋等并称“酒中八仙”

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成立,经清华大学教授邓叔存(即邓以蛰先生,著名美学家)介绍,方令孺来到了青岛担任中文系讲师,讲授《昭明文选》和《大学国文》。也就是在这里她结识了校长杨振声,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闻一多,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小说家沈从文、诗人学者陈梦家、散文家吴伯箫等等。

来青岛时,方令孺已经33岁,还带着一个女儿。她住进了专门为单身女教职工安排的宿舍楼。专栏作家叶克飞曾撰有《才女的近情情怯》一文,文中说曾与方令孺同住在这栋楼里的还有两个图书管理员:张兆和与李云鹤。前者在接受了沈从文的漫长追求后,随未婚夫前来青岛,开始了数十年的相依。后者则在教务长赵太侔的介绍下来校工作,并在中文系旁听,后来,她改名蓝苹,再后来改名江青。

初来青岛,人地生疏,婚姻的挫折又无法释怀。梁实秋说她:“相当孤独,除了极少数谈得来的朋友以外,不喜与人来往。她经常一袭黑色的旗袍,不施脂粉。她斗室独居,或是一个人在外面彳亍而行的时候,永远是带着一缕淡淡的哀愁……不愿谈及家事,谈起桐城方氏,她便脸色绯红,令人再也谈不下去。”为了解脱她的孤独,朋友们就拉她去喝酒。

根据梁实秋在《方令孺其人》一文中的回忆,当时没有旁的娱乐,“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后来,在杨振声的提倡下,每个周末,“我们一行人至少有一次要聚饮于顺兴楼或厚德福”。其中,杨振声、赵太侔、闻一多、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和梁实秋属于“好饮者”。但是,因为只有七个人,再加一位就成“八仙”了,后来,经闻一多提议 ,大家把孤独的方令孺邀请进了这个“小圈子”,由此终于凑成了“酒中八仙”。“于是猜拳行令,觥筹交错,乐此不疲者凡二年。其实方令孺不善饮,微醺辄面红耳赤,知不胜酒,我们也不勉强她。”八仙最爱喝花雕,每次聚会都喝光一坛,整整30斤。饮前两个堂倌抬一坛花雕上来,当面启封试尝,微酸尚无大碍,最忌的是带有甜意,有时要换两三坛才得中意。酒坛自行舀取,八仙喝酒喜用一种浅浅的碗,一口一大碗,痛快淋漓,颇有梁山遗风。

那段日子恐怕是方令孺最快乐的时光。恰巧侄子方玮德同陈梦家都是闻一多的学生,1931年也来青岛,这就更热闹了。方玮德称方令孺“九姑”,陈梦家自然也同样称呼,青岛大学的同仁也都称她“九姑”。受大家的影响,方令孺还开始了诗歌创作,她曾创作《诗一首》,里面说“爱,只把我当一块石头,不要再献给我,百合花的温柔”。她还写散文,集子起名《家》。在此期间,方令孺同闻一多、陈梦家谈起,在《新月》之外,应办一个可发表诗歌的刊物。陈梦家为此去了上海,向徐志摩谈了九姑的意见,徐志摩很高兴,立即筹办,四处约稿,新的刊物名叫《诗刊》,成为新月派的代表刊物。

和闻一多产生一段情愫?

在这段时间里,一种新的情感也在方令孺心中奔腾,初始时是友情,很可能后来变成了情愫。

“酒中八仙”虽然时常聚会 ,但都是闻一多拉着方令孺去,梁实秋也是经过闻一多认识的方令孺。梁实秋说:“一多在这个时候自己感情上吹起了一点涟漪”,这个涟漪,是哪颗“石子”投的呢?

方令孺是大家闺秀,温文尔雅,还以美貌著称,王建昭曾说“她貌似白杨(影后杨君莉)而高雅过之”。美学家常任侠也曾说,他平生所见美人,数九姑第一。青岛著名文史专家鲁海说,方令孺只有极少数谈得来的朋友,而在此之中,“首先是闻一多”。“1931年闻一多由文登路迁居阴岛路(今红岛路)后,书居中常有方令孺的身影”。

沈从文曾给徐志摩写信,在讲到方令孺时,也朦胧地提到这一节——“方令孺星期二离开此地,这时或已见及你。她这次恐怕不好意思再回青岛来,因为其中也有些女人照例的悲剧……她人是很好的,很洒脱爽直的,也有点女人统统不可避免的毛病,就是生活没有什么定见。还有使她吃亏处,就是有些只合年轻妙龄女人所许可的幻想,她还不放下这个她不大相宜的一份。在此有些痛苦,就全是那么生活不合体裁得来的。”那句“有些只合年轻妙龄女人所许可的幻想,她还不放下这个她不大相宜的一份”,无疑指出了方令孺内心的悸动。

闻一多后来断了这“涟漪”,将妻小接来青岛,以示清白。梁实秋也说:“……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有一番折腾……”有人分析,闻一多这么做是因为学校内风言太多,具体原因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也有考据者认为,闻一多的“一点涟漪”,对象并非方令孺,而是另一位大家闺秀俞珊(赵太侔夫人)。

方令孺本人似乎从没有就这段往事有过什么回忆。1932年,方令孺患上了疾病甲状腺亢进。由于病势十分凶猛,只得离开青岛,到北京养病。解放后,方令孺出任浙江省文联主席,也是全国唯一的女性省一级文联主席。“文革”中方令孺被打倒,后下放“五七”干校,据鲁海先生称,1973年方令孺的入党介绍人徐常太去看望她,她悄悄对徐常太说:“我教了一辈子书,教出不少好人,也教出了一个大坏蛋。江青是我在青岛大学教书时的学生……也许江青因为我掌握过她一些丑事,故而对我下这样的毒手。我个人所受非人待遇事小,党和国家遭殃却是大事。”

在“四人帮”垮台的前6天,1976年9月30日,方令孺病逝,享年80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方令孺得以平反昭雪。特约撰稿/田野

方令孺先祖方苞是一代宗师他说了三个字,康熙称“值万金”

如果讨论方令孺的文学成就成因,那么我们必须得加上一条,那就是优秀的遗传基因。方令孺先祖正是方苞 ,他是清朝最重量级的文学大师之一,后世影响深远的“桐城派”的开山之祖。有方苞哪怕百分之一的才气传下来,方令孺在文学上就能干出一番成就。

方苞的才气究竟大到什么程度呢?从他自身来看,本来一个死刑犯,因为才气大 ,连康熙皇帝都法外开恩,还给他连升三级;从长远来看,他所提倡的文章写法,即所谓的“义法”说,主宰清代文坛二百余年,至今都为学界所重视。

他七岁能读《史记》

方苞,字灵皋,亦字凤九,晚年号望溪,亦号南山牧叟。1668年生于南京六合,祖籍安徽桐城。

方苞祖上曾是官宦之家,因避战乱,徙居南京,家道中落,但入赘女方吴家,足可见家境艰难。所幸的是,方仲舒生了个极聪明的儿子,方家境遇得以扭转。

按朱洪《方苞传》记载,他自幼聪明。四岁能作对联,五岁能背诵经文章句,七岁读《史记》,十岁开始读经书古文,皆能背诵。有两件事显示了幼年方苞的过人之处。一次,方苞在野外玩耍,时值乡村五月农忙时节,男女老少在田野拔秧、插秧。田头一个拔秧的农夫一边用稻草捆秧,一边念道:“稻草扎秧父抱子。”方苞听了,伫足田头。农夫见是一小孩站在这里,口里又念了刚才的一句,笑着问方苞:“你能对出下联吗?”方苞认真寻思,自言自语道:稻草,父也;秧,子也。他举目前望,见不远处的竹林里,几个妇女正把竹笋投入竹篮里,他眉毛一扬,自信地点点头,高声对道:“竹篮装笋母搂儿。”农夫惊喜不已,夸方苞真是个“神童”。

还有一件事说,冬日的一天,方苞父亲方仲舒鸡鸣而起,见大雾朦胧,山前树木一片迷糊,远处传来公鸡此起彼伏的叫声。他对刚刚起来的方苞说:“我出个上联,你能对出下联吗?”方苞年龄小,但已和父亲、哥哥学对对子了。他马上说:“你出吧!”“鸡声隔雾。”父亲慢慢说。方苞看了看屋外弥漫的雾气,果然有公鸡“咯咯咯”的叫声。他抬头看看灰蒙蒙的天,似乎要下雨的样子,应声云:“龙气成云。”一家人都觉得方苞必有出息。

方苞16岁随父回安庆桐城参加科举考试。24岁至京城,入国子监,以文会友,名声大振,被称为“江南第一”。大学士李光地称赞方苞文章是“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拿他和韩愈、欧阳修比肩。《清史稿》说,此时的方苞,虽然“自为诸生”,但是“已有声於时”,言下之意即是,虽没有取得功名,但方苞早已蜚声文坛了。

因《南山集》案打入死牢

凭着这股才气,方苞一帆风顺。他32岁考取江南乡试第一名。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考取进士第四名。马上就要参加殿试,接受康熙皇帝的召对,恰巧母亲生病。方苞本身是个孝子,加上古时特有“丁忧”规矩,只得放弃这次殿试,回乡照顾母亲。

谁承想,这一回,竟然阻断了方苞的科举之路。

5年后,《南山集》案爆发了。《南山集》是当时的文人戴名世自己撰写的一本文集,内中采用了明朝的年号纪年,并且收录了不少对清朝不敬的言辞,方苞为本书作序。左都御史赵申乔将《南山集》参了一本,指出此书:“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南山案是康熙14岁亲政以来的第一个大型文字狱,康熙将这一案件作为一个大政治案来抓,戴被腰斩,牵连入狱者达数百人,方苞自然逃不掉,他也被解往北京刑狱,经“最高院”审理,“拟斩”。

方苞在狱中一共待了两年。在监狱里,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他仍然坚持读书写作。一日,同狱者夺其书掷于地,说:“你马上就要死了,还看什么书呢!”方苞从容答道:“朝闻道,夕可死也。”方苞在狱中写成《礼记析疑》和《丧礼或问》两书及散文名篇《狱中杂记》。

康熙五十二年,因重臣李光地极力营救,康熙皇帝爱才心切,亲笔批示“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遂免死出狱,没入旗籍为奴。《清史稿》记载,没多久,康熙“乃召苞直南书房。未几,改直蒙养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六十一年,命充武英殿修书总裁。”短短几年,方苞就连升了三级。

还有一种传说,称方苞的提拔源于和微服私访的康熙之间的一番对话。一次康熙微服私访,在江苏骆马湖镇上的茶馆里结识了被废为贫民的方苞,当时改名叫欧阳宏,引入驿馆里吃酒倾谈。聊至“东宫洗马”的笑话,聪明过人的欧阳宏马上就敏锐地觉察到面前这位慈祥和善的老者,可能就是当今皇上。康熙见其神色,大惊,想到这个面目丑陋的老人天分极高,怕再顺着这个“洗马”的题目说下去,会暴露自己的身份。康熙连忙把张廷玉叫来,把话岔开了。康熙和张廷玉通过聊天方式,考察这个欧阳宏的学问,发现其“学问渊博,才思敏捷,不管是什么事都有独到甚至是惊人的见解”。康熙后来发现,这个欧阳宏原来就是方苞,将他以布衣身份录入上书房。能在上书房行走的人,屈指可数。

入直南书房之后,方苞日益受到康熙帝的信任。康熙把他纳到身边不几日,就命他作《湖南洞苗归化碑》。方苞一挥而就,文采斐然,甚得康熙赞许。“越日,又命作《黄钟为万事根本论》;越日,又命作《时和年丰庆祝图》”。文章做得让康熙赞不绝口:“此赋即翰林老辈中兼旬就之,不能过也。”此后,凡有文章,康熙都首先叫方苞过目——“方苞见否”?或者是“视方苞如何”?如此得到皇帝的器重,令方苞感激涕零。他于是作了《两朝圣恩记》,“以志格外殊恩”。

方苞帮康熙选接班人

康熙皇帝如何信任和倚重方苞,从立储一事更能得到证明。那么,方苞是怎么帮康熙皇帝选接班人的呢?

二月河在《康熙大帝》中是这样写的:深切地体察了诸皇子的优劣,康熙帝已将接替大位的人选锁定在四阿哥与十四阿哥两人身上,只是难以决断。于是,他向方苞求教:“四阿哥和十四阿哥,你说,哪个更好呢?”方苞到底是老辣之“姜”,他略一沉思,便直率地说:“皇上,四阿哥和十四阿哥哪个更好,臣平日从没有想过,也不敢去想。所以皇上突然问起,臣难以判定。这件事,唯有皇上乾纲独断才能定夺。但臣以布衣之身,受到皇上如此信托,又不能不放胆直言。臣有一法可供圣酌。”康熙的目光咄咄逼人:“什么办法,说下去!”方苞掷地有声、一字一板地说:“是。看皇孙。有一个好皇孙,至少可保大清三代太平江山!”康熙眼中一亮,眉头舒展了。小弘历那清脆的嗓音,得体的话语,聪明过人却又少年持重的娇憨之气,闪现在康熙的面前。多年疑而不决之事,被方苞一语道破。康熙觉得精神振奋,心情舒畅,不觉仰天大笑:“哈哈哈哈……朕得到了,朕决心定了!方苞啊方苞,你这句话说得好,抵得上万两黄金。”

康熙帝“得到了”,得到的结论是什么?自然是决定将皇位传给已经生了聪明能干儿子弘历(即乾隆皇帝)的四阿哥胤禛了。

康熙帝死后,雍正帝同样赏识方苞,赦免他,出旗籍。数年后,方苞升任内阁学士,又获特旨,不用到内阁上班。方苞在武英殿奉命教习庶吉士,相当于皇家博士生导师,并担任《大清一统志》总裁。乾隆帝即位,复令方苞入南书房,还给他升为礼部侍郎。方苞坚辞官职,获准“以原衔食俸”(享受副部级待遇)。乾隆帝即位当年,就让方苞选编“四书文”,又任命他做“三礼馆”的副总裁,负责编订“三礼”,就是《周礼》、《礼记》和《仪礼》。至此,方苞的人生达到了顶峰。

乾隆十四年八月十八(1749年9月29日),方苞于家中病逝,年82岁。据说他下葬时还露着右臂。原来方苞一共弟兄三人,曾约定:弟兄三人死后同丘,共葬一处,不得以妻附葬。因为方苞弟椒涂病故时,方苞患有异疾,医生命他避于野寺以免传染他人。这样,方苞错过了见弟弟最后一面的机会。方苞对此深以为悔,他袒臂入殓就是为了惩罚自己。

方令孺的爷爷和父亲

方令孺的爷爷是方宗诚。方宗诚,字存之,号柏堂,桐城派著名作家。曾国藩礼聘他为幕府,他谢绝了。后来,曾国藩召他修《两江忠义录》,他却答应了。书成,大受曾国藩赏识。不久,曾国藩奏荐方宗诚为枣强县令。方宗诚当了十年枣强县令,政声颇佳。卸任回家,属吏和百姓夹道相送,只见他除了四大挑子书外,什么也没有,真可谓两袖清风。

据说,回到家里,儿子方守彝替他整理书籍,发现在父亲的文稿里,夹着许多金银薄片,大惊失色。方宗诚顿时满脸愧色,只好说出事情的原委:“为父做官十年,未曾贪污半点钱财。这些银两都是朋友临别赠送的,我想用作印书的费用(所写的《俟命录》、《志学录》等几十卷,都无钱刻版刊印)。”守彝听了,说:“父亲差矣。为官一任,富在一方。用受礼金银来印自己的道德文章,不仅使文章黯然失色,而且污染铜臭味,儿子今后还能读父亲的文章吗?请父亲三思而行!”听了儿子的话,方宗诚幡然醒悟,连忙问儿子这些金银怎么处置?守彝果断地说:“父亲有志兴学,培养人才,何不送回枣强,助资办学!”方宗诚凝视儿子,欣喜地说:“方氏后继有人,护清门之家风有望矣!”

方宗诚理学传家,到清末民初,其子方守彝、方守敦文冠江淮,门庭光耀。方令孺系方守敦之女。方守敦,字常季,清末民初学者、诗人、书法家、教育家。早年致力于维新,曾东渡日本考察学制。回国后,曾支持陈独秀在安徽兴办公学。1939年方守敦在桐城去世,陈独秀撰联敬挽:“先生已死无乡长;小子偷生亦病夫。”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特约撰稿/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