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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歌·发现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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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浪人成青岛“黄帮”头子 四次屠杀掖城

2015-05-07 作者:王学义

日本战犯张宗援曾住齐东路他跟张宗昌拜了把兄弟

齐东路39号是一座三层的红砖小楼,人们走过时会因其别致而多看两眼。而在70多年前,平民百姓对这里却充满痛恨。只因这里曾经盘踞着一个日本浪人、特务、刽子手,他的名字叫伊达顺之助,还有个中文名叫张宗援。

这个日本人为什么会专门起个中文名?而且“张宗援”这个名字容易让人想起“狗肉将军”张宗昌,二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伊达顺之助枪杀同学

“伊达顺之助生于日本名门世家,但他从小就暴露出嗜杀、凶残的本性。”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先生对城市信报/信网记者说。

据张成介绍,伊达顺之助1892年生于日本东京的名门望族,其先祖是日本战国时代和江户时代的大名(相当于诸侯)伊达氏,为伊达政宗的后裔。伊达政宗是丰臣秀吉时代的猛将,小时候因罹患疱疮(天花),而右眼失明,人称“独眼龙”。他曾奉丰臣秀吉之命领兵三千入侵朝鲜。伊达顺之助的祖父伊达宗城是明治时代著名政治家,父亲伊达宗敦是仙台藩知事。张宗援在家排行第六,从小性格顽劣,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头上长疮,脚上流脓”,坏透了的那一种。因为品行太过恶劣,先后转学麻布中学、庆应普通部、立教中学等学校。

1909年5月13日,17岁的伊达顺之助在立教中学上学期间,因为很小的事和同学发生了争吵,他直接拔出手枪将同学打死。这一下不得了,当年10月15日,东京地方裁判所判处伊达顺之助惩役12年。其家人急了,于是四处活动。1910年6月,改判惩役6年。减刑一半,按说该知足了吧,可是伊达家族势力太大了,他们又聘请侦探、律师,对受害学生进行调查,最后竟然拿出证明说伊达顺之助完全是自卫行为。于是,伊达顺之助的判决变成了缓刑,从而得以释放。1914年,22岁的伊达顺之助终于从中学毕业了。

然而,杀了人,还被判了缓刑,伊达顺之助已然声名狼藉,留在日本应该也不会再有什么出息,于是便去了朝鲜。当时朝鲜已沦为日本殖民地,伊达顺之助在那里当了朝鲜平安北道国境警备队队长。后来,他又决定来中国冒险。

在作家施原所写的《审判日伪战犯纪实》一书中称,辛亥革命后,肃亲王善耆与避居青岛的恭亲王溥伟组成“宗社党”,并同蒙独分子一起搞复辟活动。日本黑势力“黑龙会”中的川岛浪速等人与他们结成同盟 ,试图推动满蒙独立运动,分裂中国 。这里需要提一下这个川岛浪速,他的养女非常出名,就是川岛芳子。他们秘密拼凑了一支1500人的“勤王复国军”,筹划武装叛乱。而日本参谋本部、关东都督府等机关全力向他们提供援助。当时,驻东北的日军满铁联队长土井市之进,与黑龙会及宗社党等,认为奉系军阀张作霖是他们制造满蒙独立的绊脚石,于是决定暗杀张作霖。而此时,伊达顺之助正潜藏在张作霖身边,是张的安全顾问(相当于保镖)。于是,张宗援参加了土井、川岛等组织的“日本满蒙决死团”,这帮分裂分子蠢蠢欲动。

他曾参与刺杀张作霖

《审判日伪战犯纪实》一书中称,1916年5月下旬,日军满铁联队长土井接到了上司除掉张作霖的密令,于是马上来到沈阳,召集日军相关人员,制定暗杀张作霖的计划。

当时,张作霖的顾问町野和安全顾问伊达顺之助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由包括伊达顺之助在内的“满蒙决死团”负责刺探消息,以便选找机会,执行暗杀张作霖的计划。机会很快就来了,5月27日,日本天皇的弟弟闲院宫载仁亲王从俄国返回日本,途中经过沈阳,而张作霖要去火车站迎送。当天,张作霖、汤玉麟等乘坐五辆豪华俄式马车,在骑兵卫队的护卫下,大摇大摆地赶往沈阳车站。其中,汤玉麟尤其喜欢摆阔,大有喧宾夺主之势。他哪里会想到,“满蒙决死团”早已决定在张作霖回来的路上下手,暗杀的第一个地点选在了小西边门。执行暗杀任务的日本人名叫三村丰,埋伏在路边一座楼中,但他根本不认识张作霖。当车队路过的时候,三村丰看到汤玉麟派头十足,认为那肯定就是目标,于是把炸弹从窗口扔了出去。霎时间,大街之上黑烟滚滚,乱作一团。只不过,三村丰不光不认识张作霖,心理素质也很差,慌乱之中投弹不准,致使汤玉麟也仅仅受了轻伤,只把卫队士兵炸死数人。

张作霖见此情景,知道遇到了刺客。他立刻把身上的大帅披风扔掉,还抢过一个卫兵的帽子来,戴在自己头上,然后跳下马车,骑马向司令部飞跑。在路过沈阳图书馆时,他又遇到了第二波截杀。只见一人猛然间从图书馆大门跳出,手中炸弹扔向张作霖。但张作霖毕竟是土匪出身,经历过太多风浪,又加骑术精湛,临危不乱,一提缰绳,那马从炸弹之上凌空飞跃过去。那炸弹炸伤了马臀,炸飞了张作霖的帽子,同时飞溅的弹片也击中刺客的要害。于是 ,刺客颓然倒下。

平日里,伊达顺之助总是紧随张作霖,而这一次他偏偏没跟着。当张作霖骑马狼狈逃回司令部时,伊达顺之助正在跟门口传达室的副官聊天。他看到只有几个起兵跑回来,还以为已经得手,但这种兴奋只是一闪而过,他很快发现最前面那人正是张作霖。按说,伊达顺之助本该迎上前去,给张作霖几枪,完成任务,但他这时显然没做好死的准备。而且,张作霖的卫兵早已行动起来,紧急戒备。张作霖进屋之后,汤玉麟也跑了回来。很快有人通报,所日本铁道守备队长陪同日本领事来访,表示慰问。而张作霖的手下则火速前往现场,发现刺客的脚上有明显的日本人特征——穿惯木屐拖鞋留下的痕迹。这表明,刺客正是日本人。

张作霖城府很深,他知道还不能和日本人撕破脸。于是假装不知道,还照样信任町野、伊达顺之助等人。而伊达顺之助心中有鬼,以“引咎辞职”为名,离开了张作霖。张作霖挽留不住,就给了他一笔钱。此后一段日子,伊达顺之助就在东三省流浪。他日本浪人的身份就是这么来的。

他带伪军入关来到胶县

据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先生说,伊达顺之助与张宗昌其实早就认识了,因为张宗昌就是张作霖的手下。后来,张作霖派张宗昌入关南下作战,伊达顺之助就又到张宗昌那里当上了顾问,俩人关系也不错。那么,这个日本人是怎么有了“张宗援”这个中文名的呢?

其实,为了套近乎,伊达顺之助一开始是要认张宗昌当干爹的。张宗昌生于1881年,只比伊达顺之助大11岁,但后者并不觉得难堪。后来,伊达顺之助拜见了张宗昌的母亲,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张的母亲张侯氏就说:“你跟我儿子年龄相差不多,不行拜个把兄弟吧。”就这样,伊达顺之助成了张宗昌的把兄弟,摇身一变成了张宗援,人们也开始用这个名字来称呼他。

1925年4月,张作霖任命张宗昌为山东军务督办,7月,张宗昌兼任山东省省长。有了这样一个义兄,谁不得高看张宗援一眼?于是 ,他顺利地和张宗昌手下的褚玉璞、程国瑞、毕庶澄,甚至连毕庶澄手下的团长李寿山等人,都成了朋友。张宗援一步一步,在实现自己的计划 ,但中国历史发展的步伐,将他的如意算盘击得粉碎。

北伐战争发生后,张宗昌屡战屡败,5万人马被白崇禧团团围住。走投无路的张宗昌化装后,乘一叶小舟逃走。张宗援在这时候拉了义兄一把,帮他东渡日本。而张宗援却留在了中国。1931年,张宗援甚至加入了中国国籍。

施原在《审判日伪战犯纪实》一书中称,“九一八”事变后,张宗援响应日本政府的号令去了东三省。他遇到了原本熟识的营口马匪王殿忠,并一起到沈阳去招募伪军,这时又碰上了张宗昌的旧部李寿山。在《丹东日报》所刊发的《万里追凶 李寿山羊城被擒》一文中称,1925年,毕庶澄奉张宗昌之命,率兵到上海与蒋介石作战。蒋介石不择手段把毕庶澄争取过去,并秘密委任毕为国民党第四十四军军长。张宗昌知悉后,将毕调回青岛枪决,毕的队伍或逃散或改编。李寿山(在毕手下任团长)见势不妙,逃到金州西北坊隐居起来。1929年,他窜到沈阳,在南站开设旅馆。在这里他遇到了张宗援和王殿忠,李寿山又萌生做官的念头。他跟张宗援套近乎,参与招募,不到两个月,招收两千余人,成立了奉天警备军第一旅,王殿忠为旅长,李寿山当上了副旅长。1932年,李寿山拉出一千多人,与王殿忠分道扬镳,一下子变成安奉地区少将警备司令,张宗援为副司令。下辖3个步兵营及骑兵连、机枪连、击炮连、山炮连、大刀队,驻扎在营口外的大石桥到安东一带,并开始屠杀抗日民众。

张成先生说,这里还应该提到一个人,就是日本人佐佐木到一。此人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学生,做过日本驻北平的武官,当过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军事顾问。1934年12月,佐佐木到一任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负责整编伪满军。他把不服贴的大批伪军统统赶上战场,只留下了张宗援等以日本人为领导核心的伪军。他将伪满划分五个军管区,任命于琛澄为伪第一军管区司令官。张宗援划归于琛澄指挥,其番号改为“第三混成旅”,正副旅长为李寿山、张宗援。1938年1月,佐佐木按日本关东军指令,派伪满军入关,其中伪第三混成旅长李寿山、张宗援编成“满洲国派遣军李支队”,由山海关转车直抵山东胶县,并在胶县王台(今属黄岛区)一带驻防。

就这样,张宗援荼毒山东半岛的日子又开始了。城市信报/信网记者 王学义

张宗援是青岛“黄帮”头子抗战胜利后被枪决

张宗援在山东半岛作恶多端,大肆屠杀抗日爱国人士,制造了“掖城(今莱州)惨案”。他还在青岛主持间谍、黑社会组织,专门搞暗杀和其他恐怖活动,可谓罪行累累。

抗战胜利后,张宗援被逮捕,后作为乙级战犯关押。在经历了关押、审判的程序之后,1948年9月9日中午12点,张宗援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被执行枪决。一个臭名昭著的侵略者,一个令中国人所切齿的恶魔,就这样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他是青岛“黄帮”头子

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先生说,1938年2月,张宗援和李寿山这支伪军又收编了山东巨匪刘桂堂的部队。徐瑞太在《巨匪刘黑七葬尸何处》一文中称,刘桂堂,字兴田,1892年生于费县(今属平邑县)南锅泉村。他与社会上的地痞流氓林传聚、赵春荣、夏兴德等8人,于1915年结拜为把兄弟,占山为王,当了土匪。刘桂堂排行第七,因其皮肤黑,心肠又黑,故得浑号刘黑七,他的手下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张宗援和李寿山还先后收容张宗昌旧部高玉璞等杂牌势力,再加上土匪张步云部,队伍扩展到5000多人。张宗援又打出了“山东自治联军”的旗号,由李寿山和他本人分别任伪山东省自治军正、副总司令,拼凑出一支规模相当的伪军。随后,日军第十四师团二十八旅团旅团长酒井隆率日军侵入山东。

张宗援急不可耐,就在2月,他和李寿山带领约3000伪军,配合日军占领日照、石臼所等地,分驻海青公路沿线。4月,张宗援又与刘黑七率部进犯赣榆柘汪(今连云港市赣榆区柘汪镇附近)一带,企图配合日军向徐州扩展,结果遭遇当头一棒。他的先头部队被国民党于学忠部在海州击溃,几乎全部被俘。随后,在涛雒(今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再次被击败,狼狈逃回据点。这帮乌合之众垂头丧气,其王姓参谋长说了一句“要是南下打于学忠,难免落海喂黄花鱼”,结果被特务偷听之后,报告给了张宗援。

没过几天,该参谋长就被日本人用毒针害死,尸体还被扔进了大海。张宗援的凶残显露无疑,然而这样一来,却引发众怒,谁愿意跟着这样一个动辄杀人的日本人干?于是纷纷逃离。6月11日,张宗援夹着尾巴带部队返回了胶县。

据《青岛革命老区历史长编》一书记载,1938年10月上旬,张宗援和伪军张步云、刘桂堂等部窜入平度。随后日军在亭口、南村、新河、古岘设据点,收罗汉奸组成“维持会”。而据《八路军山东纵队回忆史料》记载,就在1938年的9月16日,张宗援与汉奸赵保原一起,在日军秋山旅团和张步云的配合下率部400余人,迫击炮数门、机枪数十挺及小股马队,由平度城出发,炮轰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一部。五支队英勇抗击,打死打伤敌人230多人,张宗援受伤后逃至青岛。

“从1938年11月开始,张宗援在青岛还当过黄道会头子,这个黄道会其实就是日本人组织的黑势力。”张成先生说。黄道会全称为“东亚黄道和平会”,俗称“黄帮”,1938年2月,由日本特务许斐和日本浪人高桥、井上等人,勾结上海流氓常玉清等,组织而成。总部设在上海,受上海日本特务黑龙会上海分会会长楠木隆实领导,专门搞暗杀和其他恐怖活动。11月4日,中国黄道会华北本部在青岛成立,张宗援任总裁,姚作宾等任分会长。当时,青岛的黄道会公开出面的是青帮“大”字辈的梁再三、徐铁珊和郑兰亭,实际上由张宗援操纵。其地址位于湖南路,向商人收取保护费,经营各种不正当的黄、赌、毒生意,同时也暗中进行其他勾当。

为了张宗昌,制造“掖城惨案”

在平度遭遇痛击之后,赵保原带部队出走,接受山东省第八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厉文礼的收编,成为山东省第八区保安第三旅,这让张宗援原来的计划泡汤,也面临军法处置。这时,张宗援展现其狡猾的一面,将责任全部推给了李寿山,致使其被日本人判刑五年。这样一来,张宗援正好独自掌控“山东自治联军”,自封上将总司令。

据《莱州文史资料》记载,1939年1月16日,张宗援率伪军1300人,伙同刘黑七部800人,在日军飞机的配合下,由平度入侵掖县。这一次,张宗援是以替张宗昌扫墓为借口进入掖县的。早在1932年9月3日,张宗昌就已经被山东省政府参议郑继成枪杀于济南车站。张宗援冠冕堂皇地大讲孝悌,要为祭奠自己这位义兄。

张发山在《日寇缘何为张宗昌招魂》一文中称,张宗援把张宗昌的姐夫和三姨太请到掖县城里,又在东门外高搭灵堂,强迫城关八九家纸扎铺、200多号工匠,日夜为张宗昌“建造”阴宅。半个月后,整座阴宅竣工,亭台楼阁、假山池沼、书画古玩应有尽有,宅中还悬挂张宗昌的巨幅画像。前来祭奠的日寇、汉奸络绎不绝,一时搞得乌烟瘴气。这场闹剧一直持续了五六天,最后才将阴宅付之一炬。那么张宗援为什么要演这一出呢?正是为了收买人心。张宗昌麾下有5个军长是掖县人,其他就更多了。他一死,树倒猢狲散,这些人很多回到了掖县。张宗援就想通过给张宗昌招魂,来把这些军阀残余都网罗到自己身边。

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先生说,祭奠一结束,张宗援就撕下了那张伪善的面具,开始血腥屠戮。据《莱州文史要览》记述,张宗援在掖城的秘密大屠杀共四次:第一次是1月25日夜,在县政府西院,杀34人。第二次是1月27日夜,在原省立第九中学的院内,杀抗日军民120多人。第三次是1月28日夜,在第九中学的南操场。第四次是在旧公安局西院 。后两次杀害25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掖城惨案”。

1939年4月下旬,张宗援伙同刘黑七部共1500多人,由平度出发,进犯招远、栖霞。6月占领栖霞城。据《栖霞文史资料》记载。1939年6月13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经过3天激战攻取了栖霞城。张宗援带日伪军从栖霞撤至海阳边境,又乘虚侵入莱阳城。当晚,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来到莱城边,又展开进行袭击,使其得不到喘息的机会。第三天,在日伪军伤亡400多人的情况下,张宗援带日伪军向即墨方向逃窜。

在此之后,张宗援手下的伪军部队,在抗日武装一再打击之下,逐步解体。其内部也发生了火并,最后刘黑七也领兵逃回鲁南去了。

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被枪决

“张宗援最后的一重身份是特务,而其办公地点就是齐东路39号。”张成先生对城市信报/信网记者说。

当张宗援失去军事实力之后,日本军事当局也就不再信任他,连同他的残部也予以强制解散。而他以日本海军高级顾问的身份,搜集情报。他将办公场所设在了青岛齐东路39号。

青岛著名文史专家鲁海先生对城市信报/信网记者说,他查阅了1940年的一本青岛电话簿,当时张宗援登记电话的地址就是齐东路39号。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1945年11月17日,张宗援被青岛市警察局逮捕。据施原所写的《审判日伪战犯纪实》一书中称,当时因张宗援在山东地区还有一定的情报资源,所以他一度被国民党政府收容,并经中统局批准,调由鲁东区情报室留用。只不过时间不长,他又被作为战犯关押起来,先后在青岛拘留所、上海监狱临时战犯拘留所和江湾镇战犯收容所,最后被辗转押解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最后,又经历了关押、审判、死刑的程序。

1948年9月10日的《大公报》上报道了一则新闻:“日本战犯伊达顺之助(中文名张宗援),昨中午十二时,在提篮桥监狱刑场执行枪决。上午十一时,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检察官施泳,偕同书记官、翻译官,签提该犯。在监狱广场设置临时公案,宣告执行。伊达顺之助头发已白,穿草绿色军服,玳瑁边眼镜,要求写遗言,并索卷烟。正午十二时,押抵刑场,一枪毙命,尸体由普善山庄收埋。”

在齐东路上,还有一座房子与张宗援有关,就是齐东路26号。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先生认为,39号只是张宗援的办公地点,而他们一家人的住处应该是26号。据张成先生介绍,青岛市警察局档案中有相关记载,1945年11月17日张宗援被捕,次日晚上就对他进行了审讯。而在审讯过程中,就曾提到过齐东路39号的产权问题。在警察局审讯笔录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问:“你的财产(动产及不动产)都有什么?放在什么地方?”

答:“有齐东路26号房屋一座。”

问:“齐东路39号是你的房吗?”

答:“不是,是(日本)海军的,我从前借他们的。”

张成先生认为,据此可以看出,齐东路26号才是张宗援的家,而且关于这一点,一些老人也有印象。历史也不会忘记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为非作歹的恶行。

然而,难以想象的是,在一部分日本人心目中,这一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竟然成为传奇人物。1956年,日本无赖派作家檀一雄就写了一本名为《夕日与手枪》的书,其主人公原型就是张宗援,只不过将其原名伊达顺之助改为“伊达麟之助”。类似的书还有不少,这部分日本作家将张宗援(伊达顺之助)的暴行写为传奇的荒谬做法,值得世人警醒。

城市信报/信网记者 王学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