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四大家族丁敬臣的发财路:洋人干啥他干啥

2015-05-28 作者：王学义

大学路16号甲是丁敬臣故居他是老青岛“四大家族”之一

5月27日下午，幽静的大学路旁蔷薇怒放，时有穿着民国范儿的美女摆造型拍照。大学路16号甲门前却颇为寂寥，透过斑驳破旧的铁门 ，看得见里面一座大气的房子 。

这里是青岛当年“四大家族”(刘子山、傅炳昭、丁敬臣、李涟溪)之一的丁敬臣的故居。在早期青岛商界，丁敬臣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曾任青岛总商会会长，开办有多家企业，堪称岛上大亨。只是，日本占领青岛后，丁敬臣创立大阜银行，曾为日本人融资，可谓晚节不保。

德租界的华人头面人物

据青岛著名文史专家鲁海先生介绍，丁敬臣是江苏人，他1880年生于江都(今扬州江都区)，光绪年间花钱捐了一个监生，授知县，官至候补知府。上海开埠之后，他就转而从事洋务，自此弃官经商。

1897年，德国占领青岛。随后，德国人的经济势力也进入青岛，他们急需那种既懂国际经济，又通晓中国事务 ，而且还对中国官场规则很熟悉的买办。于是，丁敬臣进入了德国人的视野。他来到青岛后，被德国人的企业“禅臣洋行”高薪聘为买办。所谓洋行，就是外国商人在中国开设的以代理进出口贸易为主的各种行号。禅臣洋行主要经营进出口贸易、进口机械等物品，出口中国尤其是山东的土特产品，如肠衣、猪鬃、花生等，在青岛设厂进行初加工后再出口。

丁敬臣看到洋人大把赚钱，利润丰厚，就自己也开办了一家公司，地点就在火车站旁边的泰安路上，叫悦来公司。该公司经营项目很多，主要出口中国产品。丁敬臣自己到农村去收购产品，然后承包轮船搞航运，还开了自己的旅馆，当时叫做客栈。德国人在淄川、博山等地开矿，获利很多，丁敬臣看在眼里，也开了一家悦升煤矿公司。

丁敬臣就是按照德国人的路子，照葫芦画瓢，一步一步打造起自己的产业来。后来，在青岛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人士建成三江会馆，丁敬臣先后担任副会长，会长。这使他成为德国租界地内华人头面人物，也受到了德国统治当局的重视。

包天笑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报人、小说家。他在《钏影楼笔记》中记述，1907年，他被聘为山东青州府中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坐船从上海来到青岛，然后转乘火车去青州。他曾谈到，当时所乘坐的轮船是汉堡公司的，而茶房(服务员)则是丁敬臣所开的悦来公司的。包天笑在青岛也住在悦来公司。包天笑说，他见到了丁敬臣，丁敬臣还跟他介绍了当时青岛的情况。德国人统治下的青岛居民分为四等：一等是欧美人;二等为来青的清朝大官;三等是广东、江浙在青岛的商人、买办;四等是山东本地人，绝大部分是普通工人。据记载，悦来公司还为包天笑买了去青州的二等车车票。当时，一等车只准欧美人乘坐，曾发生过中国人乘坐被撵下车的事。二等车有欧美人也有中国人，包天笑就和德国军人乘坐同一车厢 ，看到其对中国妇女十分不礼貌。而三等车仅为中国人乘坐，没有座椅，鸡鸭、水果 、蔬菜和人一起，混杂在车厢中。

清朝还与德国在青岛合办了一所德华大学——青岛特别高等学堂，由德国人任监督，中国人任总稽查，首任总稽查是曾任监察御史的蒋楷。当时蒋楷在青岛很有威望，丁敬臣和他处的关系也很好。一开始，丁敬臣就为蒋楷设宴表示欢迎，帮他在悦来公司附近的泰安路和湖北路路口，买了一座小楼，而且，还请他加入了三江会馆。

他还从事期货交易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成立民国政府。清帝退位之后，一大批逊清贵族和官员来到青岛，寻求德国当局的庇护。这些人刚刚来到青岛时，有十几家住进了丁敬臣的悦来公司中。其中很多人与蒋楷曾同朝为官，于是，蒋楷也成了他们在青岛的唯一朋友。按照当时的情形，这些人想要在青岛常住，就必须先和德国人建立联系。

他们请蒋楷帮忙，办理相关事务 。但事实上，蒋楷只是在大学里工作，办不了多少事。蒋楷就把丁敬臣引荐给他们。丁敬臣和德国当局关系非常密切，于是就成为逊清遗老和德国人之间联系的纽带。

鲁海先生说，逊清遗老们在青人数很多，成立了一个联谊会，成立大会就是在三江会馆举行的。这个联谊会的会长是原两江总督、曾任山东巡抚的周馥。丁敬臣不辞辛劳，为他们忙里忙外，帮了不小的忙。但是，丁敬臣也有自己的原则，比如当隆裕太后去世之后，有些遗老专程到北京去奔丧，但大多数人还是在青岛。他们想在三江会馆设祭堂祭奠，这个要求被丁敬臣拒绝了。丁敬臣说，当时德国承认的是民国政府，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隆裕太后则是被推翻的清朝的太后，公祭在青岛是不允许的。这件事让逊清遗老们对丁敬臣很有意见，但也无可奈何。

1912年9月，孙中山来到青岛，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当孙中山应邀来到三江会馆时，欢迎会上鞭炮齐鸣，掌声雷动。而这个欢迎会就是丁敬臣主持的。他们用青岛啤酒招待了孙中山。

1914年，日本侵占了青岛。丁敬臣凭借其资产、地位，出任青岛中华商务总会(后改名青岛总商会)会长，还在大学路上建了一座新宅。当时，日本在青岛开办了“取引所”，也就是证券商品交易所。而丁敬臣则开了一家“论行”，专门从事期货交易。

当时，掖县(今莱州)人刘子山与日本人相勾结，逐渐发家，还渐渐从事起房地产和金融业来，组建了东莱银行。刘子山听日本人的，而丁敬臣则不然。于是，在日本人的影响之下，丁敬臣失去了商会会长的位子，变成了常务董事，而会长则是东莱银行经理成兰圃。

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了对青岛的主权。丁敬臣也兼任永裕盐业公司经理，而永裕是中国大型盐业公司，也是获利丰厚的大企业。鲁海先生说，因为盐业，丁敬臣曾与青岛另一商界大腕隋石卿发生过纠纷。此前，日本盐商曾在胶州湾造了一些简陋盐田，隋石卿与丁敬臣争夺盐田。后来，丁敬臣中标永裕盐场，隋石卿未能均沾利益，于是鼓动盐民请愿游行，甚至打伤丁敬臣，双方闹上了法庭。

这一时期，丁敬臣早已成为岛上大亨，而且因其财产不涉黄、赌、毒，名声相对较好。

与刘子山的鸦片生意之争

在当时，贩卖鸦片是获利最丰厚的行当之一 ，而丁敬臣为什么没有涉足这一领域?是他严守自己的商业底线吗?

据原青岛市博物馆副馆长、岛城十大藏书家王桂云先生介绍，早在赫德任职胶澳海关税务司时，就曾找当时的胶澳商会协理胡规臣商谈，要他负责做鸦片专卖生意，但胡规臣不干。于是，赫德又找到了商会总理丁敬臣、董事苏臣、陈克廉以及刘子山等，集股在北京路东头糕点房内开设“立升官膏局”，公开贩卖鸦片。

但是，丁敬臣等人经营鸦片业务不熟，赚钱不多，不愿再干，于是召集股东开会，商议撤股。这时，只有刘子山说：“我是两肩扛一口来的，穷光蛋一个，大家不干，我干。”丁敬臣等人则说：“你既愿干，所有外欠账目，概归你一人承担，我们退股，今后不负责任。”可见，当时丁敬臣是把鸦片当成“烫手山芋”的，就这样，刘子山一把将鸦片买卖揽了过去，在河北路南头独自经营，聘用浮山后王清斋当负责人，前柜批卖后院零售，并设烟馆招揽烟客。当日本接管胶澳商埠后，于1916年招商承办贩毒生意，刘子山又和日本勾结，呈请日本当局批准他开设扶桑官膏局，此时的刘子山已成为青岛的“烟土大王”，年牟取暴利4200万元。

而丁敬臣对刘子山大发横财非常眼红，他一度请假离青，说是回原籍，实际上则是暗中抽取悦来公司股金20万元，赴日本东京贿赂日本大正天皇的至亲，以求撤换刘子山转而批准他在胶澳商埠搞鸦片专卖。于是，日本大正天皇发电报给驻胶澳商埠的日本守备队司令官由比。由比则回电报说，刘子山的鸦片专卖成绩很好，每月能供军费20万元，不必换人。此事就此作罢，丁敬臣白白花了20万元钱，事没办成，反而把自己的悦来公司搞垮了。

1938年1月，日军第二次侵占了青岛。据鲁海先生介绍，在第一次占领青岛的时候，丁敬臣与日本人关系冷淡，导致其失去商会会长的位置，这一次他明确改变了态度。日本侵占青岛后，绝大部分中国金融企业都停业了，发生了金融危机。日本人就找到了丁敬臣。于是，他出面创立了大阜银行，该银行的一大作用就是为日军融资，并为日本筹措物资。

而且，据《中共淄川地方史》记载：“1938年5月，日本政府人士向悦升煤矿公司负责人丁敬臣提出合办收买之要求。1941年9月，山矿得到了日本政府和日军特务部的支持，采取威逼利诱手段与悦升公司签订了合办的契约，共集资550万元。合办后，悦升公司改为‘悦升矿务公司’。抗日战争时期，丁敬臣任伪山东煤矿产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董事、副董事长。”

《青岛百科全书》中称，丁敬臣还曾担任兴发公司监察 、敌宪兵嘱托、内外输出入组合长、东文书院董事长、物产取引人组合长等伪职。一代商界大亨晚节不保，戴上了“汉奸”的帽子。

文/图 城市信报/信网记者 王学义

丁敬臣当过青岛财政局长后来因汉奸罪被判刑五年

丁敬臣与日本人合作，晚节不保，沦为经济汉奸。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肃奸运动，然而 ，丁敬臣却一直未遭到实际的惩处。“丁敬臣汉奸案”一度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关注，舆论呼吁严惩，丁敬臣也被逮捕并送上法庭，但他最终仍然获得从轻发落。

“‘丁敬臣汉奸案’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民党内部复杂的派系斗争。”岛城著名文史专家鲁海先生对城市信报/信网记者说。

抗战胜利，他当上财政局长

众多资料显示，丁敬臣曾受过李先良的照顾，这是为什么呢?

《山东省文史资料选辑》一书中，收有一篇芮麟所写的《李先良与葛覃劫掠青岛及其互相角逐的见闻》一文，其中称，早在日本投降之前，丁敬臣就与李先良为首的流亡市政府有联系。1945年8月23日，刚上任的青岛市市长李先良在崂山成立了“青岛市接收委员会”。而为了防止共产党部队进入市区，李先良曾对一些敌伪人员有过暗示，只要配合完成任务，可以不以汉奸罪论处。他派以前省府参议张衍学为首的三人代表团与相关人员进行交涉，就住在丁敬臣家中。而丁敬臣为逃脱审判，借机拉拢，上至李先良及流亡市政府的高级官员，下至科长秘书、普通职员和兵役，无不被以“慰问”的名义进行收买。而且，其他汉奸也通过丁敬臣来“捐献”粮食、服装和金银财物给国民党官员。战庆辉是三人代表团成员之一，他称，汉奸们馈送的粮食、服装、财务，都是经他代开路条，再由汉奸们派人送往崂山。而由他点收代转的，有金银首饰530多盒，小元宝380多个。

一番活动之后，丁敬臣的前途变得柳暗花明。陆安在《青岛近现代史》中称，在抗战结束初期，丁敬臣成为“青岛市接收委员会”委员，并一度担任财政局长这一要职。

1945年9月17日 ，国民党正式接收青岛行政。随着国民党势力的逐步深入，汉奸渐渐失去利用价值，便开始改变暧昧态度，着手惩奸。戴笠也在军统内部设立了肃奸委员会，“经济汉奸”由于丰厚的资产而成为首先惩治的目标。何为“经济汉奸”?1940年，石础在《肃清经济汉奸：严惩发国难财者》一文中更明确地提出了“经济汉奸”一词。“经济汉奸”是日本侵华的产物，他们之前多是各大公司经理或董事，沦陷后由于各种原因与日方保持经济联系，资助敌国与解决民众生计成为一个矛盾体，界定起来比较复杂。不过，就丁敬臣的经历来看，他显然是属于经济汉奸之列。

华中师范大学的中国近代史学者朱英、郝昭荔在《战后审奸中的派系之争与司法混乱——以青岛丁敬臣案为例》一文中称，“丁敬臣汉奸案”背后隐藏着国民党内部的利益之争。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派重庆方面的葛覃与孔福民等赴青岛就任。当时，李先良已经担任青岛市市长，葛覃则担任副市长兼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主任委员。葛覃到任比李先良晚了一个多月，接收中的各种好处已被李先良捞尽。而孔福民原本打算当财政局长，从中捞取好处，结果李先良早就把这一职位给了丁敬臣。于是，葛覃与孔福民先后与李先良交恶。孔福民怂恿葛覃以市党部的名义制造抓汉奸的舆论，扬言要抓的第一个大汉奸便是丁敬臣。而且，战庆辉也因在接收中的利益纷争，与李先良闹翻，他投靠葛覃成为市党部喉舌《民言报》的编辑，利用报刊，煽动起青岛市民的肃奸热潮。

当时，青岛物价飞涨，民怨沸腾，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很多民众将自己颠沛流离的处境与汉奸得不到惩处联系起来，热情一点就着。据青岛市档案馆史料称，1946年8月29日，由市党部控制的“青岛抗战同志肃奸团”组织请愿游行，强烈要求肃奸。五千余名抗战失业者早上八点在第三公园集合，每一团员手持小旗出发，沿街张贴标语，呼喊口号，“不甘奸逆办公厅中赫然南面，应怜忠贞饥饿乡里疾呼青天”，场面极其壮观。游行队伍至太平路市党部门口时，派代表谒见主任葛覃，葛表示“同情”和“钦佩”请愿团之要求，必将尽最大力量协助。随后向游行队伍发表讲话：“为了民族气节，我们应该严格肃奸，不肃清就不是中华民族的子孙。”葛覃的演说引发阵阵掌声，当游行队伍到市政府门前时，迫于声势，李先良也不得不出面做出回应：“决接中央命令，从速彻查肃清。”

肃奸开始，他得到李先良庇护

肃奸开始后，有人匿名揭发丁敬臣，于是军统局肃奸机关将其逮捕，送到青岛市内的高二分院检察处侦讯。葛覃将矛头对准丁敬臣其实有几个目的：第一，丁敬臣财力雄厚，可以借机勒索;第二，丁敬臣在青岛无人不知，可以制造轰动效应;第三，丁敬臣曾打点李先良大量金银，是李先良包庇汉奸，收取贿赂的最好人证。丁敬臣被逮捕之后，李先良也赶紧为他求情，称其“有功于抗战”，但葛覃就是不买账。在丁敬臣一案上，李、葛二人正式决裂。

不过，李先良在青岛终究是有势力的。据青岛市档案馆史料记载，在李先良庇护之下，丁敬臣虽然被捕，但在看守所被押期间很受优待。承接该案件的检察官名为刁复墀，他每次都亲自去看守所侦讯，并没有过堂，后来还以证据不足为由免予起诉，不久便被无罪释放。

这一消息经报道后，舆论一片哗然。据朱英、郝昭荔在文中称，“抗战同志肃奸团”于1946年9月24日公开在《军民日报》上刊载宣言，对丁敬臣案表示不满，并对首席检察官朱巍然办案的公正性提出质疑。同时，肃奸团于次日向高二分院递交请愿书，列举了丁敬臣在德占时期加入德籍、附敌为奸的行为，证明其为一个“老牌汉奸”。作为一个“著名的经济汉奸”，“其所刮之财产在中国已成为有数之富豪”。其中还称，丁敬臣在家产被查封时曾变卖财产，于被捕期间变卖房产三处，价值十余亿，加上仓库所存大量布匹、豆饼与药等共二十余亿。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大小官员受丁重贿者十余人，“或为之掩饰罪状，或为之说情营救”，故“罪嫌不足”实为“侦查之不足”。面对“抗战同志肃奸团”的多方施压，朱巍然不得不同时在四家报刊上表态：“丁敬臣案如有新事实、新证据仍可提起公诉。”

“抗战同志肃奸团”还向山东省临时参议会检举丁敬臣案。省参议会对青岛分院不起诉丁敬臣的做法“深为惊异”。而且，当时的山东省最高法院迫于舆论压力，于1946年10月18日函照青岛高二分检处，“将所有审讯丁敬臣案件卷宗，调往济南另行审理”。丁敬臣赶紧向李先良求救，李先良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以就医的名义逃往上海。高二分检处接到省高院函电之后，当即派警察赶到丁家，从丁敬臣寄给家人的信中得知他已赴沪就医。高二分检处四次发传票，但丁敬臣都找理由推脱，并通过向法院交巨额保金来拖延。后来，高二分检处担心出变故，申请上海高院将丁敬臣羁押，送到济南审理。

认定为经济汉奸，被判刑五年

丁敬臣案后来也引起了南京方面的关注。据朱英、郝昭荔在文中称，1947年3月31日 ，司法院对青岛市参议会就丁案询问大阜银行性质的函作出回复，认定大阜银行是伪组织所属金融机关，于是，丁敬臣正式被定为经济汉奸。一个多月后，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亲自对丁敬臣案作出批示，认为“通牒敌国已无疑义”并且“应在历行检举之列”。8月19日，谢冠生再次对丁案作出补充，认定原来不起诉的处分是“违法率断”，决议将在青岛办理丁敬臣一案的检察官刁复墀停职侦查，并对丁案彻底纠察，要求高院斟酌将未侦查明之案在济南合并处理。至此，丁敬臣汉奸案正式走向了司法审判。

丁敬臣汉奸案的发展似乎正走向公正，然而事后的发展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关于此案的后续报道越来越少。 1947年10月3日的《申报》报道了一条新闻，题为《青市审奸贪污案刁复墀嫌疑重大，丁敬臣纳贿八亿买自由重陷缧绁》。其中称，据丁敬臣在济南供述，他此前在青岛市高二分院分检处各处都有过打点，总计达八亿元之巨。

关于此案的审判，也被当局封锁消息。1947年10月23日的《民报》发布消息称，该报记者接近自济南归青的丁敬臣家属，才以巧妙方法得知“丁敬臣已于上月十七日(9月17日)经山东高等法院判处徒刑五年”。据青岛市档案馆史料记载，丁敬臣被判刑之后，他在济南狱中的生活所需由刁复墀供应。而且，丁敬臣仍然受到多方面的照顾，汉奸们在狱中的生活也比普通犯人要优越很多。不过，丁敬臣并没有经受太长时间的牢狱之苦，不久便“经商等保外候审，兼医疾病”。他又跑去了上海，住在上海林森中路123号公寓中。

据山东省档案馆史料称，1948年4月29日 ，丁敬臣最后一次出现在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案由为“嘱讯丁敬臣财产”。询问的十个问题中有八个涉及房产，有关济南案情的问答只有两个。通过相关笔录，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审判经济汉奸，还是看好了他们的财产，而不是为了追求公平和正义。后来，丁敬臣又上诉到最高法院，但最终结果不得而知。直到1948年9月，案件仍然没有结果。这时内战已经非常激烈，汉奸问题显然已不是主要矛盾。1949年，丁敬臣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这场轰动全国的汉奸大案也不了了之。

如今的大学路16号甲是丁敬臣的故居。有资料称，上世纪50年代，林彪在青岛疗养时曾经在此居住过。城市信报/信网记者 王学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