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雨亭连任五届青岛商会会长 是掖县帮领军人

2014-11-17 作者：田野

民谚云：“掖县(今莱州)的鬼子，黄县(今龙口)的嘴子，蓬莱的腿子”。在过去 ，掖县、黄县、蓬莱连成一片，山东商人多出于此地，因此混得了这些雅号。黄县人伶牙俐齿，能说会道，因此被称为“嘴子”;蓬莱人勤劳能干，四处奔波，因此被称为“腿子”。但是两者比起掖县人还是稍显逊色，因为掖县人精于算计，富有谋略，故而被称为“鬼子”。据说“三个黄县嘴，赶不上一个掖县鬼”。本期《发现青岛》我们介绍一位掖县大商人宋雨亭。他从1927年当选青岛总商会会长，连任五届。自青岛开埠以来，他应是声名最显赫的华商领袖。

自学成为顶级商人

宋雨亭(1884年～1951年)，名润霖，号甘泉，民族实业家，山东掖县珍珠村人。

宋雨亭的从商经历倒是没什么波折，说到底就是一个“勤”字。据青岛市十大藏书家、原青岛市博物馆副馆长王桂云介绍，他幼年在原籍读私塾，勤学好问，学业成绩优良。13岁就来到青岛读中学，从此跟青岛结下了不解之缘。毕业后的宋雨亭进其四叔“瑞记”土产杂货商店，这是他从商经历的开始。因为青岛的外国人多，宋雨亭感到自己的语言能力有限，于是他白天习商，晚间刻苦攻读英语和德语，不久便能用外语直接和外国顾客谈生意。

凭着优秀的表现，1903年宋雨亭接任四叔成为“瑞记”(后改为“通聚福”)商店经理，主营草帽辫业务。宋雨亭虚心好学，善于经营和交际，在青岛工商界很快就崭露头角。1916年被选为青岛市工商会董事，1921年任中日合办的胶澳电气公司副总经理。胶澳电器公司在开业之初发生了一件事值得一提：当时日本人因为胶澳电气公司为中日合办，所以要挂上日本旗。宋雨亭认为企业虽属合资，但实为中国公司，不应挂日本国旗。日方威逼利诱，使尽手段，宋雨亭不为所动，胶澳电气始终只挂中国国旗。虽然事件不大，但却为后来宋雨亭深明民族大义埋下了伏笔。

除了有民族气节之外，宋雨亭还热心教育事业。1924年初，青岛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对教育事业尚为热心，青岛富绅和教育界人士向他建议创办青岛大学，高恩洪欣然同意，组织宋雨亭等11人成立校董会积极负责筹备工作。

因为种种不俗的表现，1927年宋雨亭被选为青岛总商会会长。此后他四届连任，主持商会工作12年之久。有人认为“青岛开埠以来，他应是声名最显赫的华商领袖。”

组织发展青岛渔业

宋雨亭当上青岛总商会会长后，对于抵抗日本人的经济侵略做了不少实事，最成功的一件当属发展渔业。

青岛市档案馆聂惠哲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事做了简单介绍。“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期间，日本渔船肆无忌惮地在中国渔场劫掠资源。在青岛，日本人筹建的青岛水产组合操纵 、垄断了青岛鱼市场。中国收回青岛后，这种形势并未改变。我国渔民以小船小网在近海捕捞，无法与日人竞争。”

为了抵制日本人，1931年5月，宋雨亭筹集资金，成立了青岛渔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购进渔轮两艘，船名“永安”、“久安”，年捕鱼量1万余箱(每箱约20公斤)。青岛市私营渔轮业由此起始，民族资本开始大力购置机械动力渔轮。公司还把渔民组织起来，提倡使用新式渔具，扶助渔民改用机帆船捕捞。相关档案显示，到1932年，通过青岛市核准登记的渔轮共77艘，由渔业权所有者或代表人申请登记，多为一户1船或2船，也有一户三四船，利盛公司代表人登记的渔轮最多，达10艘。渔轮全部为拖网作业，产销业务委托代理行办理。这批渔轮100马力2艘，50马力25艘，其他马力的船只也有很多。捕鱼海区跨越黄渤两海，所获鱼类在烟台或大连就近销售，每船平均年产万箱。到1936年青岛港有渔轮68艘，居山东渔轮业首位。

青岛渔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不仅使青岛的渔业摆脱了日本水产组合的挟制，最后还迫使日本人的渔业生产也接受青岛渔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管理。

创青岛交易所对抗日本人

在青岛总商会任上，宋雨亭固然干了很多实事，但要说最值得后人称赞的一笔，就是创建了青岛交易所。

青岛交易所是“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成立于1931年底。聂惠哲介绍，交易所成立之初资金定为40万元，分4万股，95位股东，理事会理事15人，监察3人，宋雨亭为理事长。

青岛的文史专家们普遍认为，青岛交易所的诞生，“可以说是逼出来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岛的城市规模并不算太大，本有一家类似性质的青岛取引所，不需要两个交易所。但是，日商在“取引所”的经营过程中经常欺负华商，导致中日资本失衡，“取引所”反成了日商独自操纵的一家交易市场 。为了抵制日商的盘剥，1931年，宋雨亭以总商会会长身份，主持募集资金40万元，于1931年8月成立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同日本商人对抗，地址定在馆陶路13号齐燕会馆。

青岛交易所开业的日期值得玩味，时间是9月19日，也就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政治意味很浓。交易所先行交易土产及纱布等期货，后移至大沽路的青岛交易所大楼，生意越做越红火。据说当时日本人到处散布恐吓言论：“交易所朝成，宋雨亭必暮毙”。身处危境，宋雨亭从容应对，不为所动，足见他的民族气节。

交易所在运行过程中也受到了日本人的阻挠。据青岛文史专家王铎先生在《青岛掌故》中记述，到了1935年，日本驻青总领事馆直接插手交易所，声称“要让日本商人进所交易”，并煽动日本居民上街游行示威，扬言如不答应其条件，就要“火烧交易所”。更甚者，日本总领事馆还以交易所侵害了日商在青的利益为借口，声称要动用日军停泊于青岛的舰只，对青岛进行军事占领，迫于日本的压力，当时的青岛市政府答应了日本人的部分条件。尽管如此，聂惠哲女士认为“交易所生意达到鼎盛时，日本人的取引所则营业急剧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日本人控制青岛物资交易的局面。”

青岛交易所的命运比较凄惨 ，因为“七七事变”的爆发，日本浪人对交易所进行了破坏，1937年8月，交易所关闭，宋雨亭也携眷匿居故里，将所乘的轿车献给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1938年1月青岛沦陷后，日军将他的财产全部查封，并派人游说，让其出任青岛维持会会长，宋雨亭一贯深明民族大义，岂肯就范，当日军派军队胁迫时，他逃往上海做小买卖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终留一身清白。

每年给穷人发棉衣棉被

宋雨亭不光是一个聪明的商人，还是一个有良知的企业家。聂惠哲在采访中称，”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从档案材料来看，他从没有算计过什么人，凡事都是尽力周旋。”

对待同行，宋雨亭尽心帮助。据聂惠哲介绍，国民政府时期，一些政府摊派都是通过商会往下分摊，有的企业实在承受不了，就会向宋雨亭反映，“他总是尽力去周旋，帮助青岛的商人。”

对待老百姓，宋雨亭可以称得上宅心仁厚。1929～1933年世界经济发生恐慌，波及我国，我国大宗出口的花生米销量突然大幅度下降。青岛花生米的行市比往常下跌50%以上，外国洋行不收购，国内更无销路，致使青岛市经营土产的近百户商号，濒临破产倒闭的噩运。

“为了帮助青岛的农民及土产商号渡过难关，宋雨亭联络了20家富裕商户，每户暂借5000元，共筹集资金10万元，于1934年1月设立了普利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的支持下，又抵押了150万元，尽量以高价收购花生米，以济农民及土产商号燃眉之急”，聂惠哲介绍说，这本来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应急措施，但适逢世界经济危机逐步好转，普利公司不但不曾赔本，反而赚了数万元，“宋雨亭将各商户所借的10万元如数归还，所赚的钱全部分发给办事出力的人员，自己分文不取。”而那家普利公司完成了这一特殊使命后就解散了。

这事儿还有后话，据说当时济南的土产商号未能逃脱这次世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灾难，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曾以青岛为例批评济南市商会负责人没有胆识，不会办事。

除了这些大事件之外，宋雨亭在小事上也是为富且仁。据王桂云介绍，1935年宋雨亭兼任青岛红十字分会会长，“每年从农历端午节到中秋节，红十字分会在青岛各重要路口和休息亭，设饮水供应点，供行人和运输工人饮用;每年还调查登记市民中部分无力购买棉衣者，于农历十月分发棉衣、棉被。”

宋雨亭识大体，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以病为由，拒绝了国民党的一切委任，1950年去世。

特约撰稿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