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间谍宗方是中国通 曾来青岛采访恭亲王

2015-06-30 作者：田野

1888年的北京街头，崇文门外一个商贩蹲在地上卖书。他穿戴简单 ，盘着大辫子，面容憔悴又露出些坚毅之气。不时驰过的马车常常弄得他一脸尘土 ，偶可见他皱一皱眉头，但那股不平之气很快就消散开去，他就这样风餐露宿了一年之久 。人们路过时或许只以为他是一介草民，实际上，他是一名日本间谍，名叫宗方小太郎。

以上这幕绝非笔者的杜撰，而是宗方小太郎本人日记中的记载。他在日记中说：“摆地摊卖书，这在日本乃最下等之商人所为”，但是，“大丈夫或时为乞丐、为奴仆、为小吏、为商贩，或为立于庙堂雄视宇内的英雄，或为仁人君子，皆随时势而浮沉，虽出没似无常，而一片至诚之念则贯穿万古也。”

客观地说，宗方小太郎在中国的间谍生涯以及他的一些见解，至今也令人感叹，发人深省。

他能推算出清政府财政收入

宗方小太郎，字大亮，1864年生，日本肥后人。作为近代史上著名的日本间谍，他对中国做了大量的情报刺探工作，被称为“中国通之第一人”。

宗方小太郎自幼喜读历史，他之所以步入间谍生涯，和另一名日本人有脱不开的关系，此人即是日本著名的军国主义者 、熊本县人佐佐友房。宗方小太郎与佐佐友房交好 ，师友相称。因此得以学习很多谍报知识。历史学者雪珥著有《绝版甲午》一书，对宗方小太郎有很多介绍，其中提到：“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日本加强了对华谍报工作。宗方小太郎随佐佐友房来到上海，随即进入上海东洋学馆学习中文。”这家学馆名为教日本人学习中文，实则“教育日本的青年子弟，彻底查明中国的国情，他日大陆经营之时肯定需要”。求学之余，宗方小太郎剃发易装，打扮成中国人历游北方九省，全程步行，历尽艰险，收获颇丰。

两年后的1886年，日军参谋本部谍报军官荒尾精(又名东方斋)奉派来华，在汉口设立贸易机构乐善堂，以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为掩护。荒尾精的到来是日本对话谍报工作的重大转折点，他到来后，将中国的日本浪人梳理清楚，组成了一个遍布中国主要城市的间谍网。宗方亦加入其中，担任了北京支部主任，以北京崇文门外“积善堂”药店为掩护。1888年，乐善堂明确宗方小太郎所负责的北京支部，主要任务就是刺探清政府中央情报，宗方因此还取了个号“北平”，自抒胸臆。在北京期间，为了筹集谍报活动经费，他还亲自上街推销乐善堂的药品和书籍。这也就出现了本文的开头一幕。

宗方小太郎多年在中国活动，其能力也渐渐得到了各方认可。其婿宗方丈夫曾评价他为“中国通之第一人。”日本外务省的文件也如此评价他：“其报告于当局公务裨益颇多,功绩卓著。”那么宗方小太郎究竟对中国“通”到了何种程度呢?单单通过刺探活动，宗方就在1892年编辑出版《清国通商综览》一书，此书共2编3册2300多页，数据详实，内容丰富，至今都是研究中国的重要文献。他还应日本军方要求，撰写了大量报告，内容涉及军事、经济和宗教等各个层面，包括《中国大势之倾向》《对华迩言》《武汉见闻随录》等书。单《武汉见闻随录》一书中就包括以下主题：武汉三镇情形 、学校及教会 、汉阳制铁厂 、武昌织布局、水师及陆军概况、江南水师建制、铁政局和枪炮局。

值得一提的是，宗方小太郎对于当时中国的调查不只是浮于表面，他曾综合各种材料推算出清政府年财政收入仅有9074万两银子外加523万石米，以中国之大，这是很不般配的。而据雪珥先生调查清政府1893年和1894年两年的财政收入均在8300万两左右，如果加上不计入账的内务府年开支1000万两，正是宗方小太郎推算的结果!

他为啥得到天皇召见

因为宗方小太郎对于中国的了解，日本将其作为一枚重要棋子。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宗方小太郎奉命从汉口前往烟台，接受日本驻华武官井上敏夫的指令，潜入威海亲自侦察北洋舰队基地，获得大量第一手情报。

王迅在《甲午谍影》一文中称，当时为了避免中国方面注意，日本间谍机构制定了一套暗语系统，如“上等品”代表“旅顺口附近兵”，“中等品”指“大连湾附近之兵”，“谷类”代表“步兵练勇”，“杂货”指“炮兵”等 。这次宗方小太郎与日本间谍根津一又研究出新的暗语，“买卖不如意”意为“北洋舰队不出威海”，“草帽辫行市如何”指“北洋舰队出威海进行攻击”，“近日返沪”指“威海舰队之防御移至旅顺”等等 。

宗方小太郎在日记中记载，他在第一次刺探时，曾想带一个中国人随行，“皆以此行危险，无人应者，余即决定单身前往。于是脱去整洁服装，改着粗布衣服，萧然一野人也”。宗方小太郎的刺探活动十分艰辛，当时他有病在身，加之连日阴雨，全身湿透，但他依然四处搜寻情报，甚至登上了小船，到刘公岛暗地了解水师的布防情况。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清军获得日军进攻山东半岛时携带的一张地图，上面村、路、炮台、营房、山、河、井、树都画得十分清楚、详细，一目了然。

1894年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甲午战争全面爆发。此时，日本撤走了在山东的外交人员和侨民，只留下宗方小太郎一人，带着567元谍报经费潜伏了下来。当时中国的反间谍行动也大为加强，宗方也感觉到了危险，他在日记中说自己当时做了三种准备：一是将机密文件整理处置好，以防万一;二是为自己准备了新衣，一旦被中国抓获的话，将“盛装赴官府，有所从容辩解也”;三是也做好了死的准备，“万一不能以事理争，六尺形骸将一笑赴虎狼，泰然安命，示彼等神州(指日本)男儿之面目”。这段时间，他化名为宗玉山、宗鹏举、郑如霖等 ，继续亲自或派出其收买的华人，不断外出侦察，“屡次出入于生死之间”，得到了大量的动态情报。

在驻守烟台的三周内，宗方小太郎立下了平生最大战功之一。据作家洲汇的《大清国遭遇日本间谍群》一书披露，当年8月中旬后，由于平壤战事紧急，清政府决定向朝鲜再派援兵。为防止日本舰队袭击，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主力护航。停泊于威海附近的镇远号第14艘中国军舰，投入出征准备。宗方小太郎在威海得知北洋舰队的出发时间，立即将镇远号等14艘中国军舰开赴朝鲜的具体日期电告上海谍报机关，上海的根津一又马上将之发给日军大本营。日军大本营即派日本联合舰队出发，9月15日到达朝鲜黄海道大东河口附近，以逸待劳 。18日11时30分，中日两支舰队互相发现目标，震惊世界的黄海海战爆发。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中国北洋舰队惨遭重创，损失超勇、扬威、致远、经远、广甲五舰，包括邓世昌、林永升在内，死伤八百余人。至此北洋舰队畏缩不出，日本夺得制海权。

被大清国悬赏通缉

宗方小太郎在中国的活动最终还是暴露了，发现的过程有些蹊跷。据说，他此前一直通过信件和电报的方式传递情报，都在上海中转。此次的两封密函被清政府截获，他也遭到通缉。

雪儿简思在《宗方小太郎:洞察中国的日本间谍》一文中对宗方小太郎的这次出逃有详细的记载。1894年8月29日，在通缉令到达前，宗方小太郎乘上了烟台开往上海的连升号商船。但在船上，他却发现有相熟之人，包括长江水师提标亲军中营把总蔡廷标。宗方小太郎见状危急，先发制人，主动与蔡廷标攀谈套近乎，蔡廷标允诺不揭发他，才令他在多次盘查中侥幸过关。这些盘查，中国军警明令查拿的是Munakata(宗方的日文发音)。

一个为日军最终取胜提供了关键情报的间谍，身为水师把总的蔡廷标，就这样把他轻易放走了。

宗方小太郎事后感慨：“实似有天佑者 ，天不我弃，我岂能自弃乎?”他说自己“一颗首级前后经过八次厄难，安然无恙。区区廉价之二三百金，上天岂许以哲人之头交付凶手之刃下乎?”到上海后，宗方于9月7日乘英国轮船逃回日本，得到日本高层的隆重礼遇，被直接接到了广岛。

1895年10月4日上午11:30，日本广岛，战时大本营，御殿前庭。一名脑后垂着长辫、身穿中国平民服装的人，被御前侍卫角田海军大佐引领着，拜谒明治天皇。角田大佐朗声禀报了拜谒者的姓名、履历。明治天皇“龙颜大阅”，温语褒奖有加。天皇亲自接见并褒奖一名间谍，这在十分注重谍报工作的日本，亦是罕见的殊荣。宗方小太郎在当天的日记中激动地写道：“区区微功竟达叡闻，以一介草莽之躯，值此军事倥偬之际，得荷拜谒万乘之尊之光荣，实不胜感泣之至。”特约撰稿 田野

宗方小太郎对中国情报掌握全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接触人员复杂，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均有接触;二是判断准确，在他的情报中，不光有精密的分析 ，各种情况的梳理 ，还有对于形势的预判，各种判断甚至惊人准确!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活动的这段岁月，青岛也是宗方小太郎落脚的地点之一。在这里，他频繁地跟晚清遗老接触，有一次还差点落网。

曾以记者身份采访恭亲王

1912年，清帝溥仪退位，青岛成了清朝遗老遗少的聚集地，他们经常共谋清室复辟大计，与张勋以及遍布各地的“宗社党”成员遥相呼应。1913年，宗方小太郎来到青岛，化名为宗方荣，调查遗老和“宗社党”的复辟活动情况。

据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史料记载，宗方小太郎向日本军部报告说：“在青岛居住的‘宗社党’主要人物有恭亲王溥伟、吴郁生(前军机大臣)、张人骏(两江总督)、吕海寰(兵部尚书)、于式枚(邮传部侍郎)、刘廷琛(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周馥(两江总督)……以上除徐世昌、洪述祖、李德顺外，均与恭亲王密切往来。目前在青岛大兴建筑，前清大官、宗室为购买土地作永久居住的打算。”能看出徐世昌、洪述祖、李德顺跟溥伟之间的矛盾，说明宗方小太郎的眼力还是很深的。除了宗方小太郎提到的外，尚有前清直隶总督陈燮龙、前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以及大臣载沣、那桐等人。青岛聚集的前清官员最多，官阶亦最高，是前清遗老最为集中的地区。

岛城知名文史专家鲁海先生在《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一文中说：宗方小太郎以记者的身份采访过恭亲王溥伟，在报告中写道：“气宇不凡，诚意动人，晤谈时端坐正式，面无笑容，言不及它事，神态严肃，实满清亲贵中突出的人才。”宗方在综合调查到的情报后，得出结论：“宣统复辟运动的根据地在青岛和上海。在青岛以恭亲王为中心，前邮传部侍郎于式枚、前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前御史王宝田等为之热心提倡。”

宗方小太郎间谍活动败露还要归功于一人，这人就是张士珩。张士珩和宗方小太郎两人之间的恩怨要追溯到甲午战争时期。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凭借李鸿章的关系当到了北洋军械局的总办。甲午战争前夕，宗方小太郎和女间谍春野缨子(一说和珅的孙女、迎和春)来中国打探情报，宗方化名田玉贵，春野缨子化身为落魄家族的大家闺秀，被卖到高档妓院 。春野缨子因为漂亮、多才多艺，得到了高官富商的赏识，张士珩就是其中之一。张士珩为春野缨子的美貌所倾倒，为其赎身，并娶为侧室。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向威海刘公岛发动进攻前，宗方小太郎和春野缨子窃取了北洋水师的军事部署。

甲午战争结束后，宗方小太郎受到了日本天皇的表彰，而张士珩则被免职。应该说，张士珩对宗方小太郎可谓是“印象深刻”。鲁海先生说，巧的是，张士珩后来也到了青岛，并住在曲阜路。有一天，宗方小太郎在街上遇到了张士珩，张士珩扭送他到官府，但是德国当局并没有处理，当场释放了宗方小太郎。宗方被释放之后，便离开了青岛。

和康有为在日本会面

除了清廷的一帮遗老，宗方小太郎还和另一位跟青岛大有关系的名人有过交往，那就是康有为。康有为晚年在青岛定居，去世后也埋葬在青岛。他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保皇派，宗方小太郎和他又有什么联系呢?

其实，早在戊戌变法之际，宗方小太郎就和康有为 、梁启超有了联系。甲午战争后，宗方小太郎重返中国，于武汉筹办《汉报》。他提出创办此报的目的有三：一是介绍日本之实情于中国之官民,，以令其信于我;二是明唇齿相依之义，行一脉相承之实;三是抑制旧党援助新党，以助维新之气象。历史有时很复杂，不得不承认，戊戌变法中极力支持康梁的往往不是本国民众，而是外国人。单从第三条目的来看，宗方小太郎和康、梁之间也许就存在某种默契。

宗方小太郎经营《汉报》四年，按他自己的说法，“开发中国之风气，鼓舞中国之市民，振作政治教育，劝兴农工商务，使中国四万万之民脱欧人将吞之虎门，以欲全同文同种同洲之义务天职”。这当然是他的自我标榜之辞。奇怪的是，梁启超也盛赞“在圣主幽囚，新政堕堕，内地报馆封禁无存”的时候，“《汉报》以日本人之力，疾呼于汉口”，成为“日报之卓卓者”。据阳美燕《汉口乐善堂据点与汉报》一文称，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说此报“误信康党之谣言，而不知康党之陷中国于危难之深渊”。该报因报道、言论触犯时忌，被张之洞查禁后以3000两白银买下，收归中国人所有。《汉报》至此(1900年9月30日)闭馆，历时4年零7个月。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日本。1898年10月31日，宗方小太郎在东京访问了刚刚逃亡至此的康有为及其同党唐才常。此时两人才得见面，康有为因为刚刚在戊戌变法中失利，显得有些激动。历史研究者谌旭斌曾对此事有过记述，会谈中，康有为曾“频频乞求援助”，欲求日本政府出兵，助其灭掉慈禧政权。据宗方小太郎日记记载：“与柏原同至加贺町访问康有为，湖南学会代表人唐才常在座。唐系湘中志士，声言因拟发动义兵，来日借兵并兼请声援。康有为频频乞求援助。余称：日本政府决不轻易出兵，但如时机到来，不求亦将提供援助。目前，只有我辈能为义军增添力量，期望使诸君之志愿得以实现。”为了打动宗方小太郎，骗取日本政府出兵，康有为在谈话中大撒其谎，声称自己手下有上万名上流社会子弟兵，且能得到地方实力派人物如张之洞、陈宝箴等人支持，推翻清廷并非难事。据宗方小太郎日记记载：“康称：南学会会员约一万二千名，均为上流士子。前任湘抚陈宝箴为会长，徐仁铸、黄公度为首领。湖南势力实在此会。一旦举事，将引军直进，略取武昌，沿江东下，攻占南京，然后移军北上。官军能战者仅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三军，合计不过三万人。义军倘能进入湖北，当可得到张之洞之响应云云。”康党在湖南所办之“南学会”，梁启超曾自诩为“众议院”。其规模，据日人平山周戊戌政变后调查，列名之会员人数，总计约1200余人。但该会存在不足四月，开讲也只有十余次，且列名会员多是奔陈宝箴(巡抚)、江标(学政)、黄遵宪(按察使)等人之名而来，而陈宝箴对康有为甚是反感。可见康完全是在虚言蛊惑宗方小太郎。当然，宗方小太郎也是久经世面之人，并没有上康有为的当。

他的报告读来令人击节慨叹

宗方小太郎没有盲目听信康有为的鼓动，根本原因在于他对清廷有自己的判断。而且这个判断早在数年之前就已经做出。

笔者为了更详细地了解宗方小太郎其人，曾详细阅读了他的部分报告，从这些报告中可以看出，宗方对于中国的了解之深。抛开民族恩怨不谈，客观地讲，宗方小太郎对于中国的分析，至今都是发人深省的。

宗方小太郎最著名的两份报告分别是《中国大势之倾向》和《对华迩言》，写于1894年。在这两份战略报告中，宗方小太郎对晚清政治社会形势做了深入的分析。当时清政府正在进行“洋务运动”，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中体西用。在世界上也是声誉日隆，隐隐有大国崛起之势，并且海军势力迅速增加，还从国外购入大型铁甲舰，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可宗方小太郎并不看好晚清，其原因有二：一是晚清上下腐败已达极点;一是全民丧失信仰。

《绝版甲午》的作者雪珥先生曾记录了宗方小太郎的论述。关于全民腐败，宗方首先分析清廷的年财政收入。当时清廷每年税收仅有9074万两银子外加523万石米。为什么会如此之少呢?据他实际调查，民间的实际税赋是此表面岁入额之四倍，而且此类“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认为，中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逞其私欲。因此雍正帝时始设养廉银，随官位之尊卑于俸给之外另行支给，拟以此杜绝其收敛之弊。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时至今日，“‘养廉’二字实已辜负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势日见加剧。”

和全民腐败相伴随的是国人信仰的丧失。中国原本是个礼仪之邦，但宗方小太郎认为，腐败的基因遗传自明末，到晚清之时已经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虽然有过康乾年间的短暂改革，但并未坚持下去，政府将本应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由此而造成原有的信仰体系孔孟之道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宗方小太郎由此指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晚清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他估计，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清朝“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

十六年之后，清政府亡于武昌起义，随后国家陷入军阀割据时期。不幸被宗方小太郎全部言中!

特约撰稿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