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的生死之交关向应 曾任团青岛地委书记

2015-07-14 作者：

在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有不少共产党人尚未等到革命的最终胜利就黯然离世。他们有的死于战火之中，有的丧于病魔之手，至今都令人扼腕叹息。所幸的是 ，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的功绩，时至今日，他们都会引起后人无尽的思念。

今天的《发现青岛》，我们就来回忆一位对青岛早期党组织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关向应。

小时候人称“小代笔先生”

现在的大连，向应街道、向应小学、向应广场、关向应纪念馆等星罗棋布，它们所纪念的就是本文的主角——关向应。

关向应，原名关治祥，1902年9月10日出生于大连金州大关家屯一个贫寒的满族农民家庭 。他的父亲没上过学，那时侯，不识字的人不仅上衙门办事受欺压，就是在村里也要受地主、巡捕的坑骗，一家人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于是父母决定让孩子上学。他们节衣缩食、口挪肚攒，终于在关向应10岁那年筹够了学费，将他送到本屯私塾念书。关向应从小就特别懂事，理解父母的辛苦。据关向应的侄女关翠玉回忆，“我们从小就看见家里挂着伯父的照片，爷爷常常指着照片里的伯父给我们讲述他青少年时期的故事。”“爷爷还告诉我们，伯父从小就知道替父母分担忧愁，六七岁便开始参加家庭劳动，放猪、割草、拾柴、耕地，样样都干。年幼的伯父很少穿新衣服，都是穿母亲拆翻过的旧大褂，母亲给他做的布鞋他十分珍惜。”

因为家境贫寒，因此关向应格外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阎利先生在《大连人民的好儿子——关向应》一文中介绍：白天，关向应在学校认真听讲;放学回家后，他一面放猪一面看书;晚上，他不是看书就是练字和学画画。由于关向应的刻苦，他的学习成绩非常出众，还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练了一手好毛笔字，不管是大楷小楷，行书草书，都书写得清秀挺拔。在学校，同学们都争着让他写书皮。逢年过节，他就更成了屯里的忙人，邻里都把红纸拿来，让他给写对联。左邻右舍的穷乡亲遇有红白喜事、买卖文书，都请关向应代笔。因为他个子小，坐着够不着桌子，就跪在椅子上写。一来二去，关向应成了屯里有名的“小代笔先生”。

1918年春，关向应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亮甲店第二蒙学堂。随着知识的逐渐积累 ，他的眼界也越来越开阔，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当时大连是日本的殖民地 ，所有的学校都强迫中国学生学日语，并把日语当成是“国语”，实行奴化教育。关向应总是愤怒地说：“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学日本话?”他在日本的教科书上写了很多“精忠报国”、“中国、中国”的话，以此表达他的爱国之心和强烈的民主感情。

“给日本人做事，我不干!”

1922年3月，关向应被分配到日本兴业株式会社工作，后又收到去镇事务会当书记的邀请，但被他拒绝。那年头，政局动荡，找到一份好工作实属不易，可关向应为何不干呢?据阎利先生披露，刚毕业分配工作的关向应，因在工作中与日本人发生冲突，不到一个月，就辞职回家了。金县亮甲店镇事务会会长、大地主巴树声知道此事后，就向关向应下了聘书，请他到事务会当书记。这个职务在外人看来可是个很有“前途”的工作，不料，关向应却当场回绝了巴树声的邀请。他坚定地说：“给日本人做事，我不干!”关向应的父亲起初也不理解儿子的做法，于是关向应就开导父亲说：“人不能为了钱，昧着良心替日本人和走狗欺压百姓。”

同年5月，关向应来到《泰东日报》社工作。这期间，关向应结识了报社编辑刘恫躬和他爱人石三一，并在刘恫躬夫妇创办的大连中华三一学校上夜校。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思想，并渐渐反思如何解决社会不公。1924年2月 ，党中央派共产党员李震瀛等人到大连从事革命活动，李通过刘恫躬夫妇认识了关向应。在长期的接触中，关向应赢得了李震瀛的信任，被介绍加入了大连第一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还被推举担任团小组组长。从此，关向应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其实，关向应可能不知道，早在见面之初，李震瀛就发现他是一个非常上进、好学的有为青年，认定了他会成为革命骨干。

此时，关向应的家庭却起了变故。原来关父恪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古训，执意要儿子回乡成婚，过安稳日子。催促信一封又一封到了大连，可此时的关向应已经有了鸿鹄之志，岂是这儿女私情所能阻断的?1924年5月，关向应决定跟李震瀛赴上海参加地下工作，遂告别父母，远走高飞。

关向应的妹妹关运兰曾记录下了这令人心酸的一幕。她说：“父亲在乡下给他找了媳妇，结果他逃婚了。父亲骂他 ，他说，我要走了，十年八年不回来，能结婚吗?……向应离家那天，父亲生气没有送他，妈妈领着我哭着送到三幢碑。他对母亲说：‘我走后你别想我，就是想也不要乱想，我不会死的，也不会做什么丢人的事。父母把我养大，供我念书，我一定会叫你们过上好日子的。’他弯下身亲了亲我，又对妈妈说：‘妹妹长大了找婆家，可别找有钱人家，因为咱家穷，到了人家要受气的，要找一户劳动人家。’向应兄走的时候是4月。他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

黄慕兰营救关向应

1924年5月，关向应随李震瀛来到党中央所在地上海，一边在上海大学读书，一边从事秘密工作。期间，父亲和母亲非常想念儿子，于是就让关向应的叔父到上海来找关向应，让他赶紧回家成亲。但是关向应没有随叔父离开，而是继续留在上海为党工作。

1925年1月，关向应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期间，经陈乔年、余世颂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关向应一度在青岛主持共青团的工作，我们将在下文另叙，而接下来要说的，则是他被逮捕的一段惊险的经历。

关于关向应被捕的往事，很多史料语焉不详。倒是历史作家刘继兴撰写的《黄慕兰营救关向应》一文对此有详细的描述。据介绍，1931年4月中旬，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上海领导全国工联工作的关向应在闸北他的寓所被捕。关向应当时化名李世珍，被捕时身份没有暴露。关向应被捕，当时负责中共地下党保卫工作的顾顺章正在汉口，因而并不知晓。4月21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他不仅供出了地下党中央几乎所有的机关以及领导人的地址，还将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身份尚未暴露的领导人一一指认了出来。情况非常危急，周恩来找到汉口妇女部部长黄慕兰(又名黄淑仪)，要她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救出关向应。黄慕兰分析再三，便向法租界的大律师、她的密友陈志皋提出，要求会会陈志皋的父亲陈其寿。

陈其寿在法租界会审公廨当了18年的刑庭庭长，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当他在自己家中见到黄慕兰后，平时沉默寡言的陈其寿对她非常满意，主动提出要收她为“过房女儿”，并要她担任自己几个女儿的家庭教师。一来一往，黄慕兰和陈其寿谈得非常投缘，于是陈志皋便向父亲提出了请求，说是黄小姐有一个远房亲戚叫李世珍，被当局误抓了进去，现关在龙华监狱，是否能通融一下。陈其寿一听，二话不说，一口答应了下来。

几天后，陈其寿让陈志皋出面请龙华监狱的典狱长到陈家吃饭，同时将黄慕兰也叫了来。就在饭桌上，陈其寿将这件事讲了，并在介绍黄慕兰的身份时，称她为自己的“过房女儿”。典狱长将放人的事一口答应了下来。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但关向应却并未放出 。这时党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向忠发的叛变。好在他还没来得及把关向应招出来，就被蒋介石枪毙了。

虽说有惊无险 ，但周恩来心急如焚，再次要黄慕兰加紧办理。黄慕兰又一次来到陈其寿家中。陈其寿听说干女儿的事迟迟拖着未办，非常生气，于是又把典狱长找了来，典狱长说是姓李的书记官不肯放人。陈其寿非常了解此人爱好，让陈志皋拿了自己的信，又封了2斤上好的烟土去找李书记官。于是在龙华监狱关了近半年的关向应终于被放了出来。黄慕兰和陈志皋亲自驾车把关向应接了出来，并在东方旅馆包了房间替他接风洗尘。不久关向应便受中央派遣去了湘鄂西苏区，担任了湘鄂西苏区的军委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特约撰稿 田野

上文讲到关向应在被捕之前，一度在青岛主持共青团的工作。实际上，从1925年11月到1926年5月，关向应基本上都是在青岛度过的。这段时间，他住在北京路，以青岛育英中学为基点，经常深入学校、工厂进行革命宣传，使得青岛的团组织有了很大发展。

关向应在青岛化名郑勤

关向应在青岛的活动，由于距今较远，且较琐碎，故史料记载不多。较为详细的是《中共青岛地方史》，据记载，关向应在青岛工作了半年多。

1925年11月，团中央决定，青岛团地委书记李耘生调济南。李耘生离青后，王平一(后叛变)暂代书记之职。23日，团中央调关向应(化名郑勤)到青岛，任团地委书记，王平一、赵豫章任委员。

关向应来青后，住在北京路，以青岛育英小学等地为基点，联络群众，发展团员，开展党团工作，他亲自到工厂、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和青年交朋友。他通过山东早期的共产党员鲁伯峻，结识了胶澳中学的学生鲁广益。在关向应的启发、帮助下，鲁广益思想进步很快，不久便加入了共青团，并成为团的干部。关向应来青后，青岛团组织发展迅速。四方机厂、烟草公司、日商各大纱厂、青岛车站、胶澳中学等工厂、学校，都有了团的组织。从1925年12月到1926年1月，青岛团的支部由1个增加到8个，医学、礼贤、电话局等支部也正待成立。团员由21名发展到64名。组织活动也井然有序，支部会议、干事会、地委会定期召开。团的外围组织“三民主义学会”正式成立，“青年励进社”筹备就绪，“小学教员联合会”也在筹备之中。

1926年2月2日，青岛党、团组织在四方召开联席会议，因工贼告密，王伯龙、王平一等6人被捕。次日，育英小学党的活动点遭破坏，团员王介山被捕。敌戒严司令部还下令通缉关向应、赵豫璋、张鸿礼和鲁佛民。关向应临危不惧、沉着应变 ，在群众的掩护下，巧妙地同敌人周旋。

3月21日，团青岛地委改选，关向应被选为书记。虽然经过了2月2日的变故，一部分团员被捕，一部分转移外地，还有一部分加入到党内，斗争环境也日趋恶劣，但团的组织还是在不断发展。到4月，又新发展了27名团员，团员数增加到83人，分为胶澳中学、四方机厂、内外棉、大康、隆兴、钟渊、

宝耒、华新、农民等9个支部。为提高新团员政治、文化水平，提高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培训从事群众工作的能力，青岛团地委从团中央订购了《劳动青年》、《向导》、《社会观》、《平民课本》等，这些成为提高年轻团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知识的最好读物。团青岛地委还配合党组织在沧口举办训练班，培训新加入的党团员，内容有组织教育、职工运动教育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5月1日，团地委在沧口、四方分别召开五一纪念会，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历史及其意义，阐明工人阶级大团结的重要性。5月4日，团青岛地委在胶澳中学举行五四纪念会，向到会的团员阐述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并在胶澳中学、礼贤中学、青岛大学、胶东中学、胶济铁路中学等处散发纪念五四运动的宣言。5月份，关向应调离青岛，赴上海工作。

贺龙与关向应为啥感情深厚

被地下党营救出后，1932年1月，关向应从上海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壮丽的军旅生涯，也结下了他的生死之交——贺龙。

提起1932年的湘鄂西苏区，不少人都会想起一个人，他就是夏曦。此人以“肃反”闻名于世，最擅长抓“AB团”，脑子里的左倾思想根深蒂固。在湘鄂西，他领导的“肃反”运动持续屠杀几个月，洪湖县区干部几乎杀光，有的连队前后杀了10多个连长，被以“莫须有”罪名杀害者多达几千人。

关向应初来之时，湘鄂西的局势十分复杂。冯晓蔚写过一篇文章《贺龙与关向应为啥感情深厚》，其中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况：中央分局书记夏曦非法取消了红三军的军师两级指挥机关，将部队编为5个团，名义上是由军委分会直接领导，实际上是他一人说了算。红三军军长贺龙受到了排斥，夏曦还想以送他去苏联学习的名义，调虎离山，赶走贺龙。关向应在了解了真实情况后 ，以军委分会主席的身分说出了广大红军战士的心里话：“贺龙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军事家，曾经参加领导过南昌起义，为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党是相信他的。”同时，他在会上代表中央宣布，恢复红三军领导机构，贺龙仍任军长。他的发言赢得了全军干部战士的拥护，稳定了红三军的军心，也赢得了贺龙的尊重，使红三军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连战连捷。1932年1月至3月，红三军共歼敌两个旅、两个团、3个营。根据地扩大了一倍以上，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3万人以上。

后来，，红三军东游西走，损失很大。贺龙认为部队应该抓紧建立根据地，关向应也多次提出建立根据地或向中央红军靠拢的正确主张。在关向应和贺龙的坚决斗争下，中央分局才于1934年6月19日，在贵州沿河、德江两县交界的枫香溪山村里召开会议，研究部队的下一步打算。会上斗争十分激烈，关向应严肃地批驳了以夏曦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义正辞严地指出：“部队整天这么东游西走不行，要么就建立根据地 ，要么就设法同中央红军取得联系。”夏曦却不指名地批评关向应，认为这一主张是对形势的悲观失望，是对革命产生动摇的右倾思想作怪。听了夏曦的谬论 ，贺龙怒不可遏，他说：“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主张是小关(关向应)讲的，他的意见有什么错?毛主席、朱总司令在中央苏区就是这么干的嘛!”于是，在关向应和贺龙的坚决斗争下，会上形势急转直下，夏曦等人不得不同意对某些实际工作思路做一些改变 。就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恢复红三军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停止错误的肃反工作。

1934年10月，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会师，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后 ，红二方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一二〇师，贺龙任师长，关向应任政训主任，后改为政委。此后，这对老搭档奔赴抗日战场，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坚持华北抗战，奠定了晋西抗日根据地的基础。1938年8月，贺龙、关向应又派李井泉支队驰向大青山，建立了大青山革命根据地，与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立晋绥抗日边区，它是各根据地通向陕甘宁边区的交通要道，也是党中央的一道坚固的屏障，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因为贺龙和关向应的情谊深厚，所以中央军委发给他们的电报和他们发给中央的电报以及对下面的行文，常常写作“贺关”。据记载，贺龙的夫人薛明曾回忆说：“多少年来 ，贺关一体，名字总写在一个文件、一个命令、一个决议上，紧密不可分。在我面前，贺龙总说小关如何如何好，关向应则总说老贺如何如何好，言语几乎一模一样，从来没听到他们说对方一个不字。”

贺龙写悼文《哭向应》

1940年冬，一二〇师刚从冀中返回晋西北不久，长年征战的关向应终于被病魔击倒，肺病使他吐血不止。党中央得知此事后 ，立即决定让关向应回延安养病。贺龙得知老朋友要去延安时，专程从前线策马赶往军区医院，亲自为他送行。

据关向应侄女关翠玉回忆，“1941年初，伯父病情稍有好转，便又返回了前线。此刻晋西北正是危难之际。他回去后 ，又没日没夜地投入了工作。不久，他再次吐血不止。在贺伯伯和党中央的再三催促下，伯父才不得不重返陕北 ，从此，便再没能从病榻上起来。”

关向应在延安养病期间，贺龙每到延安，总是前去看望他。中共“七大”刚开过一天，贺龙接到紧急通知，要急返华北前线。临行仓促，他给关向应留下了一封信。关向应看过信后 ，流着泪说：“我们一起打了15年仗，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一回他一个人走了!”短短的一句话，充分反映了他对战友的依恋和对战斗生活的向往之情。

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逝世。在他停止呼吸前的五分钟，他还说：“不要紧，我还会活下去。”他一直是怀着活的信念挺到了最后。

关向应去世的消息传到晋绥前线，贺龙悲痛万分，泣不成声，饱含深情地写下了《哭向应》，痛悼这位与他并肩战斗了15年的亲密战友：“一生中最真挚的战侣，你先我永逝了，辞去了你亲手抚养的部队，辞去了千百万人民，还辞去了你的难友——云青(即贺龙)。整整十五年，你我同生死，共患难。洪湖、湘鄂西、鄂豫、川陕边、湘鄂边、黔、云、贵、川、甘、陕，雪山草地，西安平原，踏晋绥、出河北，几万里长途征战，入死出生，无论在战场上、工作中，也不管在茅亭草舍大厦高堂，我记不起何时不在一起，何战有所分离。而今，你我是永别了。翘首苍天，你是音容宛在，我则寝不成眠……”特约撰稿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