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的萧红萧军 青岛--他们漂泊中的驿站

2014-10-14 作者：

　　萧红在青岛的黄金时光

　　生于1911年6月2日，死于1942年1月22日。终其一生，萧红都在寻找自由和爱情。叛逆者萧红，漂泊者萧红，她的一生充满了巨大的悖论和谜团。电影《黄金时代》，不过是我们这个时代，对民国乱世和文坛传奇的一个投影，无论如何展现，其内核都是爱与怕、生与死、理想和尊严。

　　纵观萧红31岁的一生，从哈尔滨到香港，从日本东京到西安，在青岛生活的半年时间，是她和萧军感情稳定、生活平静的“黄金时光”。

　　1934年夏，舒群、萧军、萧红任《青岛晨报》编辑。舒群一家(妻子为倪鲁平的妹妹倪青华)、萧军、萧红住在观象一路一号，小院临山而建，院墙系用高四米的花岗岩砌成。院中间是一座二层小楼，楼下仅有两间15平方米大小的房间，实为半地下室。楼上共有五间房间，分为两个独立套间，一套是朝阳的三间，一套是朝东和西北的两间，各有门口和楼道。这座小楼如今就是萧红、萧军、舒群的故居。萧军在诗中形容青岛的景色和自己的住处为“碧海临窗瞰左右，青山傍户路三岔”。如今，萧军故居附近，是一个七岔路口。屋外山墙上原有一个“太极图”，也已经湮灭在岁月之中。

　　萧红在青岛的这一段时间是平静而愉悦的，集中精力进行创作。她和萧军分别创作出《生死场》(最初名为《麦场》)、《八月的乡村》。舒群在青岛被捕入狱后，创作出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

　　萧红萧军足迹遍布青岛的风景名胜，栈桥、青岛水族馆、汇泉海水浴场、中山公园以及四方公园。1934年的夏天，萧红、萧军和朋友们洗海澡。在梅林的回忆里，萧军会游泳，“球一样地滚动在水面上”，而萧红在海水到胸部的浅滩，一手捏着鼻子，闭着眼睛，沉到水底，努力爬蹬一阵，浮出水面后，还以为自己泅得很远。

　　随着舒群被捕入狱，《青岛晨报》因为经济的压力，无以为继。萧红萧军和梅林一起，于1934年12月初到达上海。

　　1936年夏季，萧红和萧军的感情出了裂隙，两人相约，暂时分离。萧红去了日本东京，萧军回到青岛。两人鱼雁传书，靠书信交流。这次萧军重游青岛，观象一路一号的小楼，海边菜市场的“荒岛书店”，海边的栈桥，依稀似昨，而身边少了萧红，引起一番低徊、忆想……惆怅之情。萧军去了一次崂山，游览下清宫，特意看了《聊斋志异·香玉》写到的牡丹和耐冬，登上崂山的顶峰，饱览山海胜景。萧军在青岛，重访故地，登临崂山的详情，都写信给远在东京的萧红。把在海水浴场沙滩身穿游泳裤、头戴游泳帽的照片，连同坐在“山东大学教员宿舍我所暂住的那间房子窗口在作势弹吉他的照片”，邮寄给远方的萧红。

　　抗战暴发后，萧红从上海至武汉，武汉至临汾，临汾至西安。在西安，萧红萧军分手，这也是两人的生死离别。青岛，此时，成为萧红人生中过往的一个驿站，但是，她在香港仍与青岛这座城市，发生情感的联系。直到萧红在香港病重，她仍然怀念青岛。她与萨空了的夫人金秉英相约，“明年两人同去青岛观海”。金秉英回忆说：“我们可以整天都在海边……坐在海边石头上谈天。只有我们两个，那就意味着各不带家属，可是她又说，带个男朋友去，替我们提提皮箱，跑跑腿。”青岛，之于萧红萧军都是“值得永远怀念和纪念的地方”。

　　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逝。一只追求自由的孤独飞鸟，最终魂归浅水湾。

　　漂泊中的驿站

　　萧红萧军在青岛的足迹

　　“我叫萧红，原名张迺莹，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 ，1942年1月22日病逝于香港红十字会提反女校的临时医院 ，享年 31岁”——身后一片漆黑，萧红的扮演者汤唯平静地讲述 ，没有笑容，没有眼泪，犹如一副漂亮的遗照，不同的是她竟然自己回溯。电影《黄金时代》再次掀起了萧红热，这位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她和当时的爱人萧军逃脱伪满洲国的牢笼来到青岛，度过了半年的恬静生活。短暂的安宁让她和萧军分别完成了经典代表作《麦场》(后改名《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电影中一语带过的岁月，其实也是二萧的黄金岁月，此前，他们衣食无着，饥饿难耐;此后，他们的生活因为情变和动荡，颠沛流离。萧红的一生犹如一杯浓茶，看似颜色很重，品起来有些苦涩，而实际上令人回味无穷。本期，我们走进二萧的青岛岁月，感受萧红阴霾命运中的这缕暖阳。

　　故居探访：青山傍户路七岔

　　艳阳高照，没有雾霾的天气让人呼吸畅快。记者一路寻找萧红、萧军、舒群的故居——观象一路一号门前。窄窄的门口，铁栅栏门紧锁。透过缝隙往左看，是一段长长的台阶，站在高墙之外，可以看到里面晾晒有被单和衣服，到处散发着浓浓的生活气息。

　　正苦于难以进入之际，突然，记者发现楼上高墙边一位老人正站在上面往下看，发现我在看他立刻缩了回去。原来里面有人!记者连忙大喊：“大爷!大爷!”他有些不情愿，站在台阶的那头直摆手：“走吧，这里不让进。每天都有人来，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不能开门。”

　　确实，这里被确定为萧红、萧军、舒群故居后，不少人前来参观，政府曾试图将里面的居民搬迁，改做纪念馆，因为搬迁条件协商达不成一致最终作罢。

　　禁不住记者的再三恳求，老人同意我进去看看。老人名叫朱培林，今年77岁，住在一楼，也就是原来舒群居住的房子，“二楼和一楼的格局差不多，二楼有单独的厨房和阳台，要大一点”。因为二楼没有人，大门紧锁，记者便走进了朱培林的房间，这是一间大房间，木地板，床和家具都摆上仍不显得过分拥挤，“建筑面积是15.8平方米”，老人说。从房间出来，在房间的左侧有一个小台阶，通向二楼，是不经过一楼房间的，“现在二楼住着一位僧人，是他租的房子，房东是两口子，他们有一个女儿，二十六七岁，是教音乐的”，老人说，“僧人不经常来住，所以楼上大多数是没人住的”。在楼房的右侧，有一个大一点的台阶，直接通到后面，后面还有人住?老人笑着说：“这栋小楼里现在有7户人家，后面还有不少房间”。

　　怪不得萧军写的文章《邻居》中那么热闹：一个老婆婆和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住在左面的一所小房子里;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女人，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还有一个大脑袋的3岁男孩，住在楼上;还有个做买卖的贩子住在他们后院的草棚子里，经常向萧军兜售货物，他老婆还给楼上的女人抱孩子。每天夜里，楼上的女人唱京戏，孩子的哭声，和信奉基督人的祷告声，搅得萧军一度要搬家。后来楼上的女人搬走，邀请萧红搬到楼上去。这段生活和感触还成为了萧红写作《马伯乐》的素材。

　　关于房子的描述都是来源于萧军的《青岛怀踪录》：它位于观象山的北脚下一带突出的山梁上，从这里左右两面全可以看到海的：一边是青岛有名的大港;一边则是湛山湾和炮台山、海滨浴场，它正当江苏路和浙江路分界线的地方。萧军在给文史专家鲁海的回信中，称故居“碧海临窗瞰左右，青山傍户路三岔”。站在院内远眺，因为高楼林立，已经不能看到碧海，青山傍户的路口由三岔发展为了七岔。“后来，我由楼下面又搬到楼上有‘太极图’那间突出的单间居住了。”萧军的回忆让鲁海曾经试图呼吁保留太极图，结果未能如愿。

　　平淡生活：真正的黄金时代

　　时间回到1934年6月15日。“滴——”汽笛轰鸣，日本轮船“大连丸”停靠在了青岛港，人群中，有两个年轻人相携踏上青岛的土地——他们心目中的祖国。他们就是悄吟和三郎，即后来的萧红和萧军。

　　他们来到青岛是受到了好友舒群的邀请。舒群原名李书堂，又名李旭东，哈尔滨人，中共党员。在舒群邀请他们之前，两人在哈尔滨被盯梢。1932年，萧红便开启了她漂泊的人生。逃婚、抗争，与汪恩甲同居，身怀六甲，又被抛弃在东兴顺旅馆，600元(一说400元)的房费让萧红走投无路，差点被卖到妓院抵债，向报界大声疾呼结识了萧军，乘洪水之乱逃跑。几经颠沛流离，刚刚稳定，两人共同创作的《跋涉》就出了事。二萧上了日伪的黑名单，随时有被捕的危险。

　　幸运的是，在青岛找到党组织的舒群向他们伸出了援手。两人乘坐“大连丸”从大连赶赴青岛，在船上遭遇检查，萧军把大衣一脱摔在地上，二人的行李被查了个遍，而其实萧军的大衣兜里揣着《八月的乡村》的稿子，侥幸过关让萧军发出了疾呼：归来了。这是我的祖国，我的母亲!

　　到达青岛的第二天，6月16日，就是端午节，萧红正好二十三岁，是她的又一次重生。他们走后的一个星期，罗烽被捕，多数朋友陆续死于日伪屠刀。鲁海告诉记者，在码头上迎接他们的是舒群和新婚妻子倪青华，先把他们安顿到了舒群的岳父岳母家。后来，倪家出面，租下了观象一路一号房子。在青岛，萧军化名刘均，在《青岛晨报》任副刊主编，季红真在《萧红全传》中称萧红曾编辑《新女性周刊》，不过，鲁海在《作家与青岛》中明确表示，这份周刊是隶属于《青岛晨报》的。

　　参观故居过程中，有一位邻居正在厨房忙碌着，她身材纤瘦，手脚利落。恍惚中似乎看到了萧红的影子。80年前，萧红不也是如此吗?“日常我们一道去市场买菜，做俄式的大菜汤，悄吟用有柄的平底小锅烙油饼。”萧红手还很巧，两人经典的两张合影中，萧军的新衣都是萧红亲手设计缝制的。萧红在后来与端木蕻良结婚时曾经说过：“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这是萧红的愿望，也是她在青岛期间的美好回忆。

　　关于两人的青岛生活，好友张梅林的记载最为详细：“三郎短裤、草鞋、一件淡黄色的俄式衬衫，加束了一条皮腰带，样子颇像洋车夫。而悄吟用一块天蓝色的绸子撕下粗糙的带子束在头发上，布旗袍，西式裤子，后跟磨去一半的破皮鞋，粗野得可以。”他们徜徉在栈桥、海滨公园、中山公园、水族馆等，并多次到海水浴场游泳，“悄吟……努力爬蹬了一阵，抬起头来，呛嗽着大声喊：‘是不是我已经游得很远了?’‘一点儿也没有移动’，我说，‘看，要像三郎那样，球一样滚动在水面上。’悄吟看了一眼正在用最大努力游向水架去的三郎，摇头批评道：‘他那种样子也不行，毫无游泳法则，只任蛮劲，拖泥带水地瞎冲一阵而已……我还有我自己的游法。’她又捏着鼻子沉到水底下去。”这些颇具画面感的描述真实地记录了两人平静的生活。

　　美国学者葛浩文在《萧红评传》里说，“比较起来，萧红只有在青岛的短短五六个月中享受到了一点人生乐趣”，听起来让人心酸，却也是实情。著名学者林贤治告诉记者，这段时间的萧红生活是惬意的，应该是她人生真正的黄金时代。而其实，萧军在《青岛晨报》时就曾开创过一个发表中学生文章的版面，名字就叫《黄金时代》，黄宗江还曾发表过作品。

　　匆匆离去：又一次漂泊的开始

　　在电影黄金时代中，汤唯扮演的萧红说，人们对她的八卦关注会胜过她的作品。一语成谶，现在人们谈论萧红，多是她身边的男人和她两次怀着别人的孩子嫁人的传奇经历。第一次，孩子送人，第二次，孩子夭折。萧红身边的孩子，只有那些不朽的作品。而她的经典代表作《生死场》(初名《麦场》)就写就于青岛。

　　“阳光、沙滩、海水、友人，青岛像快乐的天堂，萧红旺盛的创作力得以最大的发挥。每到夜深人静，夫妇二人常常讨论写作中的两部书稿(《麦场》和《八月的乡村》)，时有争论，又时有所得”，萧红文学馆馆长章海宁在《萧红画传》中说。1934年9月9日，萧红完成了《麦场》：“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这部作品被鲁迅称为“当代女作家所写的最有力的小说之一”。在章海宁看来，《生死场》是一部“底层女性的‘生命之书’”。

　　1934年的中秋节当天，时局突变，舒群夫妇被捕，二萧因未参加当晚聚会而躲过一劫，又一次前途未卜，两人决定寻找新的出路。

　　之前，萧军经常光顾一家书店——位于广西路新四号的荒岛书店，认识了老板孙乐文。有一次，孙乐文告诉萧军说，他曾在上海的内山书店看到过鲁迅，萧军便萌生了给鲁迅写信的念头，在孙乐文的鼓励下，萧军冒险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没想到鲁迅居然收到了萧军的信，并很快回信，答应看看他们的书稿。他们立即把《麦场》原稿和《跋涉》文集一起寄给了鲁迅，另外还附上了一张两人的合照。

　　随着《青岛晨报》因遭到破坏而瘫痪，萧军萧红决定离开青岛赴上海，投奔鲁迅。《青岛怀踪录》中记述：“一夜，孙乐文把我约到栈桥，给了我40元路费，嘱咐我们及时离开青岛”，为了躲避“门前派出所的警察和特务的监视，抛弃所有家具，搭乘一艘日本轮船的四等舱逃离前去上海”。而张梅林则说他们是卖掉了报馆里的两三副木板床带木凳，“同咸鱼包粉条杂货一道”到的上海。关于他们离开的时间，张梅林回忆是12月初，而章海宁和季红真的萧红传记中都写的是11月1日。此后，虽然在与萧军的信件中多次怀念青岛的海滨、青岛的崂山，但她再也没能回到青岛。

　　在上海，两人幸运地得到了鲁迅的青睐，在鲁迅的帮助下，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得以出版。度过了一段时间的安定生活后，随着萧军的多次出轨，萧红和萧军的感情发生了裂痕。1936年，双方为了处理感情问题，决定分开一段时间，萧红去了日本，萧军回到青岛，住在山东大学校内宿舍。那一次，萧军住了两个月多月，续写《第三代》，并写了《邻居》《水灵山岛》两篇散文。此后，萧军又来过青岛两次，一次是1951年带着儿子来访方未艾，王德芬的《我和萧军风雨50年》中详细记载两人在此期间的思念之情，署名为“讨厌我的夫人”“不满意我的官人”等，感情甚笃。1986年，萧军来海大讲课，再次踏上他和萧红曾经“度精神蜜月”的地方，他说：“尽管我东飘西泊，也还未忘记这个我曾经居住过的美丽山岛，它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和深深的感情”。

　　离开萧军，萧红与端木蕻良结婚，两人的感情颇具争议。作为与命运抗争的女性，萧红没有停下脚步，她执拗地一往直前，没有后悔。在香港，庸医误诊加速了萧红的陨落，1942年1月19日深夜，萧红在拍纸簿子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这就是萧红的临终遗言。1月22日，萧红撒手人寰，临终时，她把《生死场》的版权留给了早已分手的萧军，因为这部书是他们在青岛那段美好时光的见证。

　　有人说萧红是寂寞的，对此章海宁不这么认为，“萧红虽然只活了31岁，从事写作也只有9年时间，但她的一生是轰轰烈烈的，是坚实的，在短暂的夜空，她划下了耀眼的轨迹，给后世留下了《生死场》《呼兰河传》《回忆鲁迅先生》《小城三月》等不朽的文字。”

　　对萧红的作品大家可能陌生，但如果说《火烧云》这篇课文，可能会有人恍然大悟，是的，课文正是取自《呼兰河传》。萧红一生轰轰烈烈，最终也燃烧了自己。

　　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

　　延伸：专业人士眼中的萧红与萧军

　　姓名：章海宁

　　简介：1965年出生，江苏淮阴人，记者、萧红研究学者。黑龙江省萧红研究会副会长、萧红文学馆馆长，《萧红全集》、《萧红印象》丛书(六卷)主编，著有《萧红画传》等。

　　记者：对于萧红籍贯的说法有两种，一种说是莘县董杜庄镇梁丕营村，一种说是在胶州，哪一种说法更有根据?

　　章海宁：萧红的祖籍地在山东莘县，而不是胶州。萧红姓张，原名张迺莹，萧红是她发表《生死场》时用的笔名。张氏始祖张岱乾隆年间从山东闯关东到辽宁朝阳，后迁到吉林榆树，他的三个儿子后来到黑龙江阿城、宾县等地垦荒置业，到萧红那一辈已历六世，发展为庞大的张氏家族。张氏家族在1935年编印了《东昌张氏宗谱书》，也就是研究者常提到的张家家谱。《东昌张氏宗谱书》用铅字印刷，“宗谱书”自四世起，成年人多有照片，是萧红研究的重要资料。该家谱的序言有张氏家族从山东到东北的完整、翔实的记载。2010年黑龙江省作协筹办黑龙江文学馆时，复制了萧红侄子张抗先生提供的《东昌张氏宗谱书》，当时复制工作由我负责，所以能看到“宗谱书”的全貌，并对其内容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据“宗谱书”记载，其先人(指张岱、章氏夫妇)“居山东东昌府莘县长兴社杨皮营村”。2013年，我去莘县实地踏访萧红的祖籍地，据莘县政协及当地史志部门提供的资料，确认莘县的董杜庄镇梁丕营村即是张氏的祖籍地。因为张岱和章氏都是贫苦的农民，他们都不识字，后代将“梁丕营”误传为“杨皮营”是可能的。并且村中还有很多的张氏传人，也有先祖闯关东发迹的传闻。

　　记者：您怎么评价萧红、萧军在青岛的生活?是不是他们一生中最平静的岁月?

　　章海宁：萧红与萧军都在《青岛晨报》工作(萧军编副刊，萧红编《新女性周刊》)，生活比较安定。又加之舒群夫妇的帮助，心情较之哈尔滨的白色恐怖时期要放松得多。但后来舒群夫妇被捕，还是给二萧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他们不得不离开青岛。二萧在青岛期间，除了报社的工作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写小说，萧军写《八月的乡村》，萧红则续写她的长篇小说《麦场》。《麦场》完成于1934年9月9日，为了庆贺这部小说的完稿，二萧还请他们的同事梅林来家里吃饭。据梅林回忆，萧红在青岛期间还有一篇叫《进城》的文字发表在《青岛晨报》上，我曾在北京、济南、青岛多地的图书馆、档案馆中寻找那一时期的《青岛晨报》老报纸，但一无所获。我怀疑这篇《进城》的文字或许是《生死场》中的“金枝进城打工”的片段。萧红在青岛期间还结识了一些喜爱文学的青年学生，据当时曾到过二萧家里的一位女学生回忆，萧红当时身体很不好，咳嗽得厉害，萧红甚至连买药的钱也没有。这说明二萧到青岛后虽然生活平静，但经济条件没有大的改善。后来《青岛晨报》无法坚持后，生活更为拮据。若不是中共地下党的资助，他们连筹措离开青岛的路费都成问题。但总的来说，青岛是二萧的福地，他们在这海景宜人的城市各自完成了他们的成名作，并与当时文坛领袖鲁迅通信，终使他们坚定了写作的信念。对二萧来说，这是他们人生中一个重要转折。

　　记者：二萧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和萧军在一起时，萧红是不是忍受了不少，包括家暴?

　　章海宁：他们的分手有性格上的原因，也有健康的原因，还有创作观念的问题，但核心是萧军对情感的不忠，这一点萧军自己也是承认的。萧红天生倔强，不知妥协。两人的身体健康也差别很大，萧红瘦弱多病，萧军强壮粗暴。一家报纸说，二萧分手是因为萧红满足不了萧军的性需求。这显然是在误导读者。萧红多次尝试逃离萧军的控制，但召唤她回去的都是萧军。

　　家暴有多种。客观地说，萧军虽然粗鲁，但不是经常对爱人施以拳脚的男人。萧红被萧军殴打，在很多文本里被过度想象了。萧军承认打过萧红，但只有一次。那一次也是萧红先动手冲向萧军，萧军急了，顺势把萧红按到床上揍屁股。萧军是个直汉子，他应该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故意遮掩。萧红眼睛的受伤，很多人将此作为殴打萧红的证据，但萧军自己却不承认，萧军的记忆里为什么会如此，也许确实是萧军醉酒状态下误打。应该说这也是偶尔发生的。但家暴还包括冷暴力，萧军在日记中多次表达对萧红的不满，要静待萧红提出分手，可能冷暴力已经是他们夫妻间的一种常态了。

　　姓名：林贤治

　　简介：1948年生，广东阳江人。诗人、学者。在他的写作中 ，文学和思想批评类的文章最有影响。著有《漂泊者萧红》。

　　“在青岛的生活是萧红、萧军过得比较愉快，是他们真正的黄金时代。”

　　记者：关于萧红的两部电影《萧红》和《黄金时代》，都对她和萧军在青岛的生活一语带过，您怎么看?觉得这段日子对萧红不重要吗?

　　林贤治：电影我都没看过，不过我认为萧红在青岛的这段时间不能不说。第一，青岛是萧红离开故土的第一站;第二，青岛是她《生死场》创作的地方，而这部作品是她最重要的成名代表作之一。其实，萧红离开故土后就完全沉浸在《生死场》的创作里，她没有什么朋友，只认识舒群等几个人，生活比较简单。因而，在青岛的生活是萧红真正个性独立的开始，她的创作也表明了她意志和精神上的独立。

　　记者：她和萧军在青岛的生活还算是惬意的吧?

　　林贤治：萧红到青岛后的生活主要体现在两个地方，第一是她对故乡有很深厚的感情，离开家乡以后内心很眷恋，这些感情她都放到了《生死场》里;第二，看梅林对萧红和萧军的回忆，他们的生活还是比较快活的，没有第三者，摆脱了伪满洲国的控制，没有受到监视，没有屈辱，像萧军乘船到青岛就用到了“祖国”两个字，有了回到祖国怀抱的自由感觉。再加上舒群、梅林等有限的几个朋友，都相处得很愉快，生活上也基本得到满足，不再忧愁柴米油盐。

　　可以说，在青岛的生活是萧红、萧军过得比较愉快的一段日子，还有初到上海时，是他们两人真正的黄金时代。

　　记者：萧红逃婚追求自由，却又曾回到未婚夫汪恩甲的身边，她的行为是不是太过矛盾?

　　林贤治：汪恩甲这一段经历是缺乏史料证据的，萧红本人不作回应，不愿意回顾那段生活，包括她被家人软禁后是怎么逃出来的，她没跟任何人讲，她的生活仿佛是从萧军开始的。毕竟人总是要生存的，不能对她过于苛求。她为什么只能爱一个人，而不能爱第二个、第三个人呢?这是她的权利。从她的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爱情的追求不仅仅限于物质，她不看男人的地位，也不是为了性，她追求的是爱情。

　　萧红是个悲剧的英雄。短暂的一生经历了很多，她一直在追求和反抗，无论在社会理想、文学理想还是爱情理想方面，她都很执着和顽强。

　　姓名：鲁海

　　简介：青岛文史学者，曾经与萧军、骆宾基和端木蕻良都有接触，并与萧军和萧军夫人有过书信往来。

　　“我斗胆问萧军：您与萧红究竟怎样?他说：我确实脾气不好，常对萧红发火!”

　　记者：您曾经和萧军通过信?

　　鲁海：1979年，我第一次给萧军写信，问他在青岛的时候住在哪里?他回信说，1934年来青岛，是舒群夫妇在大港码头接的他们，为他们(萧军、萧红)在同一个楼——观象一路一号租了相邻的一间房子，住了不久又搬到楼上有“太极图”的那两个窗户的房间。接到信之后，我立即想起了我江苏路小学读书的时候，一位女国文课教师就住在那里，我和同学们曾几次到她家里去，她就住楼下一间。那个时候应该是在1940年左右，距二萧离开青岛已经6年了。

　　后来我把观象一路一号的照片寄给了萧军，不久就收到了他的第二封亲笔信，信中写到：小楼依旧，只是显得古旧了一些，墙皮剥落了!想劳烦您一件事，不知图书馆可存有一九三四年下半年的《青岛晨报》否?我这时曾在这报社任过几个月副刊编辑，想查一下自己尽写了些什么文字。如存，请通知一下，待明年我来青岛时，预备查抄一下。无存就算了。

　　接信后我查1934年的《青岛晨报》，结果没有查到。后来黄宗江也委托我查1934年的《青岛晨报》，说他的处女作发表在这份报上，也没查到。我给他回信说没找到，后来又收到了萧军赠的诗，没有信。

　　记者：代笔的主要是他的夫人王德芬是吧?

　　鲁海：是的，萧军给我写过两次亲笔信，后来我给萧军的信，一般都是王德芬代为回信。王德芬是大家闺秀，和萧军在兰州结合。他俩也挺不容易的，有一次王德芬在农村生孩子，是萧军帮她接的生。

　　记者：您见过萧军、骆宾基和端木蕻良，都是什么情况下?

　　鲁海：1986年萧军来青岛时，他的女婿同行，住在汇泉王朝酒店，他来电话说要见面，我和《海鸥》编辑耿林莽一起去见萧军，这是我第一次见萧军，我们谈了很久。离青之前去送行，我斗胆问他：您与萧红究竟怎样?他很直接，说：我确实脾气不好，常对萧红发火!

　　见骆宾基是他到市立中学(青岛一中)做一场报告，我参加了，他主要讲了中国的现代文学史;端木蕻良1937年到过青岛，写了散文《青岛之夜》。上世纪80年代，我曾专门去拜访他，问起萧红时，端木并不愿意谈，对萧军更是一个字也不说。

　　萧红身边的他们

　　别样的情愫

　　骆宾基，原名张璞君，籍贯是青岛平度，1917年生于吉林珲春县。1941年去中国香港，日占中国香港后，骆宾基陪在萧红身旁共同度过了她最后的日子。著有《萧红小传》。

　　新中国成立后，山东成立山东省文联，王统照任文联主席，骆宾基任副主席。1950年骆宾基来青岛，青岛市文联筹委会的主任、作家江风接待他，住在青岛市中山路市府交际处。他去在青岛的华东大学参观，是教务主任臧云远陪同他参观学校，介绍了学校情况，他有机会执教华东大学。

　　潘颖舒是市立女中语文教师、文学家，参与青岛各界文艺活动，1949年，我也进入市立中学。潘颖舒听说骆宾基来青岛就去拜访，他邀请骆宾基到市立中学(青岛一中)做一场报告，骆宾基主要讲了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尤其是三十年代的文学，他说明了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占据了东北建了伪满政府，主张文学青年不做亡国奴，其中谈到了萧军萧红，一个半小时报告会以后，又组织了一个七八人参加的座谈会，潘颖舒先生让我参加。这之前我买了骆宾基的《边陲线上》和《北望园的春天》，请他签了名。我问他对二萧的评价，他认为萧红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最有才华的女作家，可惜英年早逝。

　　近年来有人谈骆宾基是萧红的第三个男人，是不正确的。1966年8月23日，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曾经一起被毒打，这也是三个人同时在一起度过的一次。

　　1946年，骆宾基写了《萧红小传》，这也是第一部写萧红的传记，我认为这是写萧红的比较好的一部传记。《萧红小传》中骆宾基写了二萧的分手，其中写道：“1936年夏末，萧红只身去日本，而两萧未来的婚变，实在由这时候潜伏下来的。”正如骆宾基所说这是两萧以后婚变的一个预兆。骆宾基与萧红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感情纠葛，现在众说纷纭，在《萧红小传》中可以读到骆宾基对萧红确实有着深厚的感情。如：“今年(1946年)4月，第三次到香港，我是带着几分感伤的心情的……我怕香港会引起我的一些回忆，而这些回忆我是愿意忘却的，不过，在忘却之前，我又极愿意再温习一遍。我把这些愿望放在心里，略有空闲，这些心愿就来困扰我了……”萧红莫过于太早的死和寂寞的死，“这种太早的死曾经成为我的感情上的一种沉重的负担。”(两人的感情也曾引起端木的误会)。

　　以后，我读到一位我的同行图书馆工作者，在骆宾基临终前的最后一次接受采访，他重复地说：“萧红是死在我的怀里的。”(这一点后来遭到学者的质疑)。

　　一段争议的婚姻

　　端木蕻良，1912年9月25日出生，辽宁昌图县人，原名曹京平，家庭条件优越。南开中学毕业、清华大学肄业。1938年与萧红在武汉结婚。

　　萧红与端木蕻良是1937年10月在武汉相识的。因为都是东北老乡，也都是文人，端木与萧红夫妇一开始就相处得不错，几个人在一起就像兄弟姐妹，又像同志会，同吃同住，关系融洽而随便。在这段时间里，萧红对端木很有好感，当几人在争论问题时，端木一般都站在萧红一边，尤其让萧红感到欣慰的是，端木“不只是尊敬她，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这是其他朋友没有做过的。

　　萧红在临汾与萧军分别后，与端木有了更多的接触，两萧分手后，两人感情迅速发展，1938年5月在武汉举行婚礼。但萧红与端木结合后，萧红受到许多朋友的非议与疏远。端木家庭富裕，从小就受到别人的照顾与溺爱，生活能力很差，反而要萧红来为他操心。从武汉撤退时，萧红让端木先走，他就先走了。骆宾基《萧红小传》中写到此处，将端木蕻良的做法直接写作：“遗弃”。在中国香港，萧红同意端木突围，他真就准备突围撤离。

　　对于端木的行为，学者们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林贤治告诉记者：“跟端木在一起，是对萧军反抗的结果。萧军从东北到上海都有第三者，而且不止一个。后来，萧军甚至跟他们的朋友黄源的夫人许粤华有了孩子，而许粤华是萧红在日本时的闺蜜，是她很尊重的一个人，这让萧红很痛苦。选择端木是她内心的反抗。另外，端木的文学才情是大于萧军的，尤其在美学方面，有一种阴柔的美，这些都是萧军没有的。对于后面端木抛弃萧红，林贤治很气愤，“我觉得端木确实不是个好丈夫”。

　　对于端木，章海宁采取的是理解的态度，“端木不是理想中的好丈夫，但他也不像骆宾基说得那么不堪。在港战爆发之初，廖承志负责营救在港的文化界进步人士，包括茅盾、柳亚子、端木、萧红等人，当时有一对一的营救计划。端木胆子小，认为中共对萧红已安排人负责转移，他可以先转移出去，便对萧红说了告别的话，这让萧红很失望。后来他自己意识到这样做对萧红伤害太大，便又回到了萧红身边。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说端木走后再也没出现在萧红身边，这与事实出入很大。端木在港的朋友周鲸文、袁大顿等人回忆萧红在港的日子，都说是端木奔走营救萧红，根本不提骆宾基，这也不代表骆宾基不在萧红身边。”

　　特殊的感情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浙江绍兴人，他曾提携多位年轻人，包括萧红和萧军。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都是在他的帮助下出版的。

　　早在青岛时，萧红和萧军就联系上了鲁迅，后来青岛发生了变故，两人变卖东西，于1934的初冬，启程赴上海正式拜见鲁迅。在上海，萧红焕发了更大的活力，鲁迅非常赞赏萧红，帮她出版了《生死场》，并作序。遗憾的是，此时的萧红和萧军的关系变冷了，很多人都认为是和鲁迅有关。当然，更不排除萧军的一再背叛。

　　两萧在上海待了不到两年，这也是鲁迅生命的最后两年。起先，他们住在法租界，离鲁迅家很远，而且鲁迅要求不轻易见面，于是他们一般都是通信。萧军给鲁迅的信件大多是请教创作文学问题，以及人生大事，而萧红关注的都是兴趣、爱好和生活与情感方面的细小话题，比如生活中是否应该尽讲规矩?问鲁迅喜不喜欢蝎虎?许广平是不是传说中的交际花?她还抗议鲁迅在信中称自己是“女士”“太太”……萧军后来说：“这种抗议当然近于天真，但也有点捣乱的意图在内。”鲁迅为此回信：“悄女士在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妹，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者女士先生罢”。这些可爱的对话，让人们开始怀疑两人之间的交往。鲁迅逝世后，萧红曾经写过一个名篇，叫《回忆鲁迅先生》，其中写道，她心情好的时候，比如穿了一件新的红上衣，一家人都没注意到，她忍不住了，咚咚咚跑上二楼，问鲁迅：“我这衣裳好不好看?”鲁迅就会放下工作，打量她一眼，老实地作出评价：“不大好看。”隔了一会儿，他又告诉她不好看的理由。又有一次，她要出门赴约，许广平替她打扮头发，其中一根红绸条，惹得鲁迅生气了，大声地对许广平说：“不要那样装她……”

　　晚年的萧军口中的鲁迅和萧红也颇具意味，对此，林贤治说：“不排除两人之间有暧昧的情愫，毕竟是异性，只是他们没有发展的可能。”他觉得人的感情是很微妙很难讲的东西，“他们即便有爱或者类似于爱的情感也是非常正常的，最起码他们之间是超乎普通情意的”。但周彦敏在她的书中提出了不同意见，她认为鲁迅和萧红之间是正常的交往，鲁迅主要是喜欢萧军，和两人的信件主要是写给萧军，只有一封是单独写给萧红的，提到的也是来信和稿件收到。他对萧红的口气远远不如对萧军亲近，27岁的萧军把时年54岁的鲁迅视为父亲，而萧红将其视为最爱的祖父。

　　李洁吾与方未艾

　　方未艾，1906年出生于辽宁台安县。与萧军曾同入讲武堂，他进骑兵科，萧入炮兵科。“九一八”事变后，与萧军一起来到哈尔滨，萧红的第一首诗就是他给发表的。

　　在萧红的感情线上，曾经有一位暗恋者，名叫李洁吾，他是萧红表哥陆哲舜的同学。两人的关系较为复杂，比较微妙，铁峰在他的《萧红传》中，坚持说是恋爱关系。而据李洁吾本人回忆，则强调是友谊。但他回忆时痛苦的程度，也说明未必不包含爱恋的成分。另一个旁证，是萧红在最后的日子里，向骆宾基讲述自己的身世时，说是和一个李姓青年到北京，后来发现他是有家室的而毅然离去。这种说法的延展，则使不少人断定李姓青年就是李洁吾。而周彦敏在《萧红的情人们》一书中，提到李洁吾就直接用“暗恋者的悲怆”来形容。直到上世纪80年代，萧军之女萧耘找到李洁吾之后才被推翻。但萧红和李洁吾的关系显然要比一般的友谊更深一些。

　　萧红其实还曾暗恋过一位文化青年——方未艾。萧红在落难东兴顺旅馆的时候，和哈尔滨的许多左翼文化青年都有来往，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人是方未艾(笔名琳郎)。萧红对他有明显的爱恋，一再写诗相赠，打电话约他到旅馆恳谈。方未艾也常去看她，带她去吃小饭馆，送她一些小东西。但包括方未艾在内的所有文学青年，对人生都还抱着完美的理想，不可能接受临盆在即的萧红。只有萧军是已婚的。方未艾也因为她与萧军明确了关系，怕引起朋友之间的误会而有意识地疏远。

　　在周彦敏的《萧红的情人们》一书中，记载了方未艾撞破萧红和萧军秘密的细节：“有一次他来旅馆探望萧红时，偶然发现了萧军的秘密。他看到萧红床上的两扇帷幔都放下来，萧红的床下还有一双熟悉的男士皮鞋。”朋友妻不可欺，萧军不能做到(与朋友黄源的妻子许粤华曾有私情)，但文人气息较浓的方未艾主动退出。

　　方未艾在《萧红在哈尔滨》中提到萧红被救的场景：“萧红看见我走近她时，她是又惊又喜。她忙把我让进她住的房间，因为降了一阵急雨，我的上衣全湿，她为我拧干了，首先问：‘三郎呢?’我对她说：‘三郎在道里，我看这楼房很危险，会被水泡倒的，我接你出去吧!’她低下头，也不看我，说：‘你去找三郎来接我吧!’我立刻明白了她的心事。”两人之间的复杂情愫自此变得清晰。

　　陆哲舜与汪恩甲

　　萧红与家庭抗争，得以离开呼兰到哈尔滨念中学。1928年底1929年初，家人为萧红包办了一门婚事，男方即汪恩甲，当时萧红还在念初二。汪恩甲是富商与小官僚之子、小学教员，萧红起初对他并无反感，两人经常通信。汪恩甲有富家子弟的没落气息，接触愈多她愈增不满，想退婚去北平念高中，父亲坚决反对。父女关系僵冷、对立，萧红以抽烟、喝酒排遣苦闷，性情变得喜怒无常。那时她与表哥陆哲舜很投契，后者去了北平念大学，萧红遂离家出走，与表哥相聚，进入北平女师大附属女一中高中部。表哥早有家室，他俩在老家引起轩然大波，陆家、张家都拒绝寄生活费，除非他们返回。北平天冷、米贵，居大不易，陆哲舜渐生悔意，两人关系开始冷淡，1931年1月寒假回家。

　　萧红被父亲软禁。假期结束前，她与家人周旋，假装同意与汪恩甲结婚，要置办嫁妆，得以去往哈尔滨，随即再次抵达北平。待汪恩甲追往北平时，萧红已囊中羞涩，只得跟他回呼兰。家人将她安置在距离县城二十多公里的乡下庄园，严密监视。直到10月初，她才伺机跑掉。

　　亲戚家不愿去，在姑母(陆哲舜之母)家又吃了闭门羹，她衣衫单薄，身无分文，暂时落脚同学家，也曾流落街头。1931年底，萧红无奈去找汪恩甲，但汪氏家族已对她深恶痛绝，他俩遂同居于哈尔滨东兴顺旅馆。她曾经那么嫌弃汪恩甲抽鸦片，如今已是心灰意冷，两人一起吞云吐雾。

　　哥哥强迫弟弟与萧红分手，汪恩甲的工资入不敷出，萧红却怀孕了。汪回家求援，反被家人扣住。萧红去找他，又遭汪兄等怒斥。她走投无路，回到继母的娘家，汪恩甲曾去找她。此后，她去法院告汪兄代弟休妻。法庭上，汪恩甲却临阵倒戈，表示自己选择离婚。法院当场判他们离婚，这结局大出意外，萧红怒不可遏冲上街头，无奈中只得又回旅馆。汪恩甲追来道歉、解释，两人最终和好。到1932年5月，他们在旅馆赊欠的食宿费已达四百多元(一说六百多元)，汪恩甲回家取钱还债，这一走却从此失踪。

　　对于萧红和汪恩甲的感情，《萧红印象》丛书之《故家》作者叶君和《萧红全传》的作者季红真都认为两人之间是有过真爱的。根据见过汪恩甲本人的梁静芝晚年回忆，小伙子“也算相貌堂堂”。叶君说，订婚后，两人往来密切，除了见面，也经常通信，萧红还给他织过毛衣传达爱意。季红真证实萧红被软禁在福昌号屯写的诗，其中就有对汪恩甲的惦念与期盼。她觉得两人的矛盾主要是心意不能相通，她最不满的是汪恩甲吸鸦片，以及浪荡的习气。实际上，萧红对萧军和骆宾基都提起过汪恩甲，并无恶言，对婆家也没有怨毒，只是说自己娘家的不是。

　　至于汪恩甲的去向，其实萧红拖着怀孕的身子找过汪家，只是被汪家赶了出来。汪恩甲拿不到钱，只能回避。对于他的下落，有人说他去了国外，还有人说他加入国民党，1946年后被捕入狱，死在了监狱里，这都是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