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14岁中秀才 晚年在青岛开办慈幼院

2015-03-22 作者：黄默

热播电视剧《打狗棍》中有一位通情达理的热河都统熊希龄，几次帮主人公戴天理解围，虽然剧中戏份不多，但历史上的熊希龄却有着传奇的一生。他少年时被称“湖南神童”，青年时期参与戊戌变法，1913年当选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晚年致力于慈善和教育事业，创办著名的香山慈幼院。上世纪三十年代，离开政坛投身慈善事业的熊希龄受沈鸿烈之邀，来青岛建立慈幼院，被青岛的风光吸引计划长居青岛，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熊希龄一家才转居香港。

“湖南神童”14岁中秀才

1870年7月23日，熊希龄在湖南凤凰县的文星街出生，这位日后被尊称为“熊凤凰”的才子，家里并非书香门第，而是个三代从军的行伍世家。熊希龄的父亲熊兆祥从军时，正值太平军起义，曾国藩在湖南训练湘军，提倡文人治军，以理学管治人心，要求军人“上马能提刀杀贼，下马便训练士卒”。熊兆祥因对曾国藩极为仰慕，自己又是一介武夫，便将光耀门庭的愿望寄托在长子熊希龄身上，对他严加管教，希望日后他能凭借科举走入仕途。

关于熊希龄的出生，作家杨雪舞在《民国总理档案》一书中写道：当地民间还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是熊希龄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啼哭声特别响，一条街上都能听见。邻居们前去熊府道喜说：熊老爷，这孩子哭声大，长大必成大器。据说当夜满街清香扑鼻，人们断定这孩子将来一定是个清官。熊希龄很争气，小小年纪就因天资聪颖闻名乡里。据说他6岁启蒙，有“闻一知十”的天赋，一本《三字经》，只用三四天时间就可以背得滚瓜烂熟。而且时常向老师提出对于书中问题的疑问，要求解答。

在私塾求学时，先生曾以“栽数盆花，探春秋消息”为上联，让学生对出下联，熊希龄稍作思索，即对以“凿一池水，窥天地盈虚”，先生惊赞：“经纶之才也!”先生命学生各自绘画一幅，并题相应诗句，熊希龄独画一株棉花，枝叶俊秀，蓓蕾初绽，题句“此君一出天下暖”，先生一下惊愕：“此画堪称上品”。因他文采斐然、禀赋出众又勤奋好学，在少年时代就被誉为“湖南神童”。先生惊叹他的才气，用一副嵌字联写道：“希有奇才，凿水窥天成妙句;龄虽幼小，登科及第占鳌头。”

熊希龄7岁随父亲回到沅州府芷江县的祖父身边，经过多年苦读，1884年，熊希龄年仅14岁便中了秀才，这不仅对世代行伍的熊家来说十分荣耀，在湘西也是凤毛麟角。此后，熊希龄又到芷江县的秀水书院继续深造。

1888年，熊希龄结识沅州知府朱其懿，从此改变了人生轨迹。熊希龄的聪明才智深为朱其懿所器重，朱保送熊至长沙湘水校经学堂读书，在这里熊希龄眼界大开，学业突飞猛进。1891年，21岁的熊希龄参加本省乡试，以第19名高中，主考官给他的评语是：“边楚蛮荒，前无古人，才华之高，乃三湘有为之士。”由此，年轻的熊希龄一举成名，誉满三湘。1892年，熊希龄参加进士考试，会试得中，但由于当时殿试要求馆阁体，而熊希龄此类书法不佳，便决定暂不参加殿试，先回去练字，等待下一次殿试。苦练两年后，熊希龄终于高中二甲进士，并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不折不扣的湘西凤凰。

说朱其懿改变了熊希龄的命运，不仅仅是因为赏识他的才学，为他提供深造的平台，这位爱才的知府还把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朱其慧嫁给了他。

差点成为“戊戌七君子”

正在熊希龄事业、爱情一帆风顺之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熊希龄和当时一切进步的士大夫一样，强烈感到非变法不能图存，非变法不能救亡。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较为开明，黄遵宪、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等齐集湖南，维新气象较浓。熊希龄见在京无所作为，遂离京返湘，旋即被陈宝箴委任为时务学堂总理。除主持校务外，还创办了湖南的第一份报纸《湘报》，在熊希龄看来，报纸是开启民智的最佳利器，是宣传变法最好的平台，他为此四处奔走，百般筹划，凡事亲力亲为。

据作家金满楼在《民国原来是这样》一书中描述，《湘报》的舆论声势在守旧派中间造成了极大恐慌，他们纷纷上书湖广总督张之洞及湖南巡抚陈宝箴，攻击熊希龄等人“以夷变夏”“动摇国本”，犯下的是杀头的罪行。原本支持维新的陈宝箴在读到这些上书之后也不免大惊失色，他随即转告熊希龄，令其收回纠正。由于熊希龄不肯照办，陈宝箴便停发了每月拨给《湘报》的200两银子，令其陷入资金不足的窘境。财源被断，熊希龄只好离开了《湘报》。

熊希龄在湖南参与维新业绩突出，被光绪皇帝看在眼里，1898年8月，光绪曾电诏熊希龄入京觐见。他打点行装，先把妻子安顿到衡阳知府朱其懿那里，再返回长沙，然而途中饮食不慎，突发痢疾，只好返回衡阳养病，最终没有进京。同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在京参与变法的谭嗣同等六君子同时罹难，熊希龄因病躲过了这场杀身之祸。可死罪虽免，活罪难逃，熊希龄这个维新积极分子被视为康梁党徒，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后来熊希龄回忆这一节时对人说：“向非一病，当与六君子同命成七贤矣。”熊希龄的维新事业至此止步。

复出政坛变成香饽饽

维新变法失败后，熊希龄匿迹衡阳、沅州等地闭门读书，直到1902年，大舅子朱其懿出掌常德府，请他出山办理西路师范学堂，熊希龄由此引起了湖南巡抚赵尔巽的注意。金满楼在书中写道：赵尔巽对熊希龄的才能极为赏识，他在1903年底上奏朝廷，恳请对熊希龄“免予严加管束”，一举解决了熊希龄的政治问题。不久，赵尔巽上调为户部尚书，继任湖南巡抚的端方又改派熊希龄办理实业，使得湖南的丝织业和瓷器制造业一度领先全国，成绩斐然。

1905年，赵尔巽被任命为盛京将军，他上任前的第一件事便是将熊希龄调入幕中;而这时清廷又组织了宪政考察团，准备赴欧美考察宪政，前湖南巡抚端方也名列考察五大臣之中，他当时也请调熊希龄为考察团的随行参赞。这下，熊希龄成了众人争抢的香饽饽，他又不能分身，最后因考察宪政事大，赵尔巽只好放弃，但他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熊希龄必须在国外同时考察实业，回国后再加以重用。

当年年底，熊希龄随同端方等人出洋考察，先后访问了日、美、英、法、德等国。此行中，熊希龄的任务最为繁重，因为他不但要考察各国宪政及实业情况，而且整个考察团的条陈、奏折乃至最后的考察报告都要由他来负责。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熊希龄在考察完德国便先于考察团回国，以完成向朝廷交差的考察报告。据说，熊希龄早在出国前便找了当时在日本的杨度及梁启超，让他们帮忙完成这份宪政报告。换句话说，最后上交给朝廷的考察团报告，实际上由杨度、梁启超和熊希龄三人合作完成，特别是宪政理论和计划这一块，更是得益于杨度、梁启超二人的援手。

回国之后，赵尔巽立即将熊希龄征调到奉天，任命他为奉天农工商总局局长，担负着发展东三省实业的重任，逐渐有了“理财能手”的声誉。次年，赵尔巽改调四川总督，熊希龄因为已经在上海安家，因而决定不再跟随赵尔巽入川。消息传出后，同为湖南老乡的江苏巡抚陈启泰、两湖总督端方、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载泽纷纷延请熊希龄，可谓是炙手可热、红极一时了。

成为内阁总理遭袁世凯利用

复出政坛这几年，熊希龄算是一路顺风顺水，到辛亥革命爆发前，熊希龄已经升为二品大员，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币制专家和理财能手。民国初立时，熊希龄曾一度入唐绍仪内阁当财政总长，后唐绍仪与袁世凯闹翻，挂冠而去，熊希龄也只好连带辞职。

据岛城文史专家鲁海介绍，“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提名熊希龄来组阁，这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时，民国政府实行共和制，进步党是仅次于国民党的第二大党，黎元洪是进步党的理事长，熊希龄当时是进步党的理事。”鲁海介绍，袁世凯之所以提出让熊希龄来组阁，只是想借用熊希龄进步党理事的身份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熊希龄在进步党中并不是党魁，而且任热河都统期间，对发生在热河行宫的盗宝案有说不清的嫌疑，袁世凯生平最喜欢利用有弱点的人，认为只要抓住把柄就可以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他只是想利用熊希龄打击国民党，排斥异己分子，逐步实现个人称帝的野心，为自己复辟帝制扫清障碍罢了，被蒙在鼓里的熊希龄就这样走进了袁世凯的陷阱。

熊希龄答应担任内阁总理以后，打算组建拥有一流人才成员的内阁。他本着“不管党不党，只论才不才”的原则拿出一份内阁成员名单：熊希龄本人出任总理、孙宝琦任外交总长、朱启钤任内务总长、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张謇任工商总长、周自齐任交通总长、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汪大燮任教育总长、刘冠雄任海军总长。因阁员均为各界名流，所以熊希龄的内阁又被称为“名流内阁”或称“第一流”的人才内阁。按理说，如此豪华阵容，熊希龄和他的内阁成员一定大有一番作为，但袁世凯却不这样认为。袁世凯的目的在于利用他们，先举行正式的总统选举，正式当上大总统之后，内阁这个工具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

为了不让自己背上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的历史骂名，袁世凯再次以政治讹诈的手段，用事先精心罗织好的所谓“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案”，逼迫熊希龄副署(正式法令或文书上有关负责人在正职人员签署之后连同签署，谓之副署)了他早就准备好的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的命令。直到这时，熊希龄才发现自己中了袁世凯的计，但一切都晚了。副署了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的命令之后，熊希龄在袁世凯眼里也已经没有了价值。于是袁世凯再次拿出他的杀手锏，用“热河行宫盗宝案”把熊希龄逼下了台。

从1913年9月“名流内阁”成立，到1914年2月倒台，熊希龄这半年的总理当得实在委屈，一面备受世人指责和诟病，一面又吃尽了袁世凯的气，于是他决心从此退出官场。或许熊希龄并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但他绝对是一位值得人们敬仰的慈善家，晚年他投身教育慈善事业，创办了北京香山慈幼院，收养不能就学的流浪儿童，为国为民培育了大量人才，他还担任过世界红万字会中国总会会长，并为慈善事业捐出了自己的全部家产。

离开政坛致力慈善

北洋政府倒台后，熊希龄也退出了政坛，全身心投入到慈善事业中。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如遇天灾百姓就更如深陷苦海，赈灾成为了熊希龄慈善事业的重要内容，只要某地发生灾情，熊希龄便会尽可能赶往施救。他先后主持了顺直救灾(顺直大致相当于今河北、天津和北京的区域，清代在此设直隶省。)、北五省救灾和湖南义赈等一系列大型灾赈活动。

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内大雨连绵，山洪暴涨，百余县被淹，灾民超过600万人。但在此次赈灾活动中，北洋政府忙于争权夺利，不顾人民死活，所拨赈灾资金极其有限。熊希龄却向全国发出“为天津灾民请赈电”，并将家中旧衣改缝一百套捐给灾民，另捐款500元。十几天内，社会各界捐助的旧衣旧裤达133000多套，赈款达200万元。他还联合梁启超、范源濂、汪大燮等人共同发起水灾游艺助赈会，“征集物品、出售彩票，以所得票资尽数充赈”，并凭借个人声望，向外国洋行借款数百万元，作为救济专款。此外，熊希龄还发电请求唐山、开滦等地矿物局捐赠煤矿5000吨，要求北洋政府为赈灾提供诸多便利，碍于形势，北洋政府被迫应允，以工代赈计划由此得以实施，拯救灾民达500万之众。这就是著名的顺直救灾。

在熊希龄一生为慈善事业所做的贡献中，香山慈幼院无疑是最闪亮的一笔。1917年，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负责的女红十字会与北五省灾区协济会在北京郎家胡同合办了一个灾区儿童临时教养所，共收男女儿童300余名。1920年赈务事竣，100多名儿童被各自的父母领回，剩下200多名孩子无人认领。于是，熊希龄决定设立一所慈幼院，以“教养孤贫失学之男女儿童，使有适当之智能道德，俾可谋生于社会”。这就是后来驰名一时的北京香山慈幼院的由来。

在熊希龄的主持下，香山慈幼院推行学校、家庭、社会“三合一”的教育理念，即儿童在院中不仅能得到收容，更能得到相应的教育和培训，掌握一些谋生技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香山慈幼院的教育模式取得了引人瞩目、举世公认的成效。据当时的报纸透露：1929年7月初，美国记者参观团赴香山慈幼院参观，称赞它“较之美国所办幼稚学校有过之无不及”，希望创办者“本奋发之精神，时时努力，以作将来世界幼稚教育之模范”。

在办学过程中，熊希龄真心地把自己当成贫儿的父亲，为办好香山慈幼院，他竭尽心血，亲自撰写院歌、标语，对每一位院童都关怀备至，四处忙碌奔波，募集院款。1932年，他更是将全部家产都捐献给了救助儿童的慈善事业。

65岁娶了侄女的同学

自隐退政坛后，熊希龄一直低调做着慈善，但1935年的一条爆炸性新闻却让熊希龄重新占尽各大报纸的头条，65岁的熊希龄与37岁的毛彦文在上海结婚了。

熊希龄一生共娶了三位夫人，廖氏、朱其慧、毛彦文。廖氏是贵州镇远人，1895年患肺病亡故。前文提到，恩师朱其懿将妹妹嫁给熊希龄已经是廖氏去世之后的事，两人育有一子二女。在香山慈幼院建立后，朱其慧全力协助丈夫兴办平民教育，积劳成疾于1931年病逝。熊希龄对朱其慧用情很深，夫人病逝后，他一度悲恸欲绝，他蓄起长须，并亲笔撰写《熊夫人事略》，痛悼亡妻。熊希龄的第三任妻子毛彦文，是民国时期的一位才女，1898年生于浙江省江山县城的乡绅之家。曾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英文系，1925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1929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任教。毛彦文从小就很有主见，十六岁时曾为了青梅竹马的表兄逃婚，并教书供表兄留学，最终却惨遭遗弃。此后，被大才子吴宓苦恋多年，但已对爱情失去信心的她始终没有接受吴宓的爱，一直独身到三十多岁。

说起毛彦文与熊希龄的缘分，那还要追溯到她读中学的时候。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毛彦文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就读，与熊希龄的内侄女朱曦、朱嶷是同学而且关系很好，当时朱氏姐妹就住在熊希龄家里，所以毛彦文也经常会光顾熊府，但那个时候毛彦文见到熊希龄要恭敬地叫一声伯父，那时的两人谁都没想到会成为伴侣。

作家张昌华在《民国风景》一书中曾提到十几年后熊希龄追求毛彦文的细节：1934年，熊希龄到沪，住在朱曦家。出于礼貌，毛彦文应朱曦之约去看望长辈熊希龄。紧接着，朱曦前往复旦找毛彦文聊天叙旧，最后亮出代姑父求婚一事。毛彦文一听吓了一跳：“这怎么可以?辈分不同，你的姑父我称老伯，再说年龄也相差太多。”拒绝了。次日，熊希龄亲赴复旦约见毛彦文，同时加大攻势，几乎每天写信或填词寄赠。朱曦还打电话给熊希龄的长女熊芷，熊芷怀五六个月的身孕，从京抵沪，代父求婚：“您可怜可怜我吧，看我这样大肚子由北平赶来上海，多么辛苦。我是来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家庭的。”各方亲友也恳切相劝，弄得毛彦文六神无主。在这重重包围下，两个月后毛彦文终于首肯。

1935年2月9日，熊希龄、毛彦文这对老夫少妻在上海慕尔礼堂携手走上红地毯。此事成为一大社会新闻。上海《申报》以《慕尔堂中熊希龄续谱求凰曲》为大标题，作长篇报道。沪上名人黄郛、李石曾、吴铁城、章士钊、杜月笙和梅兰芳等群贤毕至。

熊希龄面对世人的种种杂议，十分坦然，他在应邀报告新人恋爱经过时，他说：“新娘本叫我老伯的，这回我向她求婚，她还以辈分不同为推托，我们的结合，完全为事业。”诚正如此，婚后毛彦文数十年如一日殷殷致力于夫君的慈善事业说明了这一点。

毛彦文在晚年回忆时说：“(我们)整天厮守在一起，要是没有看见我，便要呼唤，非要我在他身旁不可，终日缱绻不腻，彼此有说不完的话，此种浓情蜜意少年夫妻亦不过如此。”“令我陶醉，令我庆幸。”蜜月期间，熊希龄作《莲湖双鹭图》并题词赠毛彦文，以志“一生花下，朝朝暮暮相守。”

受沈鸿烈之邀来到青岛

毛彦文的《往事》中记载：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夏间，中华慈善协会在青岛举行年会，我俩由北平前往参加，备受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先生的热情招待。因之年会结束后即留下避暑。”

据鲁海介绍，在青岛期间，熊希龄夫妇拜会了客居在青的老友孔祥榕(孔子后裔)，相见后一行人去崂山别墅做客，熊希龄十分喜欢孔家的别墅，还请孔祥榕依样也为自己建一座。熊氏夫妇的这次来访，也得到了市长沈鸿烈的礼遇，安排他们游览汇泉、崂山等地，深感青岛风景之佳，夏天的凉爽，对青岛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早在1931年5月，青岛市就在上海路63号成立了“青岛市立救济院”，隶属市社会局，全院分设残老所、孤儿所、育婴所、济良所、贷款所、施医所、习艺所。其中，育婴所作为收养社会弃婴孤儿的慈善机构，规定市民如发现街头有遗弃婴儿送往育婴所者奖励2元，市民年逾四旬无子女者可从中认养婴儿。但救济院始终资金短缺。1936年，政府划了几块房产给救济院，用于出租，将租金用于维持经营。正鉴于此，青岛在慈幼事业上与香山慈幼院有着合作发展潜力，因此熊希龄先生决定在青岛推行普及慈幼教育事业的试点。

筹集经费建青岛红万字会

据毛彦文在《往事》中回忆：“(1937年)四月底，应青岛市长沈鸿烈的邀请，由北平赴青岛，筹商青岛市与香山慈幼院合办婴儿园事宜。秉(指熊希龄)拟长住青岛，故选赁住宅……赁福山支路十二号住宅，该宅面临东海、蓝天碧水、红瓦绿树，为居家之胜地。”

来青后，熊希龄马上着手筹建工作，但遗憾的是地址已定于上海路，还未及开工，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很快占领了北平、天津，侵略军南下，青岛告危。在此恶劣形势下，7月21日，熊希龄与毛彦文只好由青岛乘轮船至上海。随即，“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熊希龄率领人从事救护工作，并组织人员收容难民。后来，上海沦陷，熊希龄又辗转到香港。到香港后，熊希龄先生不顾年迈为抗战继续募捐资金，因突然中风，救治不及，1937年12月25日，67岁的熊希龄先生在香港与世长辞。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没有在青岛建成慈幼院，熊希龄还是给青岛留下了另一座建筑—— 青岛红万字会旧址，也就是现在的青岛市美术馆。因为他是世界红万字会中国总会会长，初来青岛时看到青岛红万字会在新泰路上，规模太小，于是建议建新址，沈鸿烈在青岛河畔批予土地(大学路、鱼山路口)，熊希龄1936年来青岛市帮助筹措经费，这座大学路上的标志性建筑才得以完成。城市信报记者 黄默

文/图 城市信报记者 黄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