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张咨明列入抗日英雄录 曾13人肉搏800敌人

2015-10-29 作者：田野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就在一个多月之前的9月3日，天安门广场还举行了盛大阅兵仪式，以祭奠先烈、振奋精神。那一天，我们不光目睹了英姿飒爽的现役士兵的风采，也看到了不少抗战老兵的身影。

其实，能活到今天的抗战老兵毕竟是少数，更多的老兵已经仙逝，有的就牺牲在战场上。不久前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第二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这一表彰使得那些牺牲的抗战老兵再一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在这批新近公布的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青岛人李维藩、李佐民、张咨明名列其中。今天的《发现青岛》，我们就来说说青岛籍抗日英烈张咨明和常溪萍的故事。

“脱掉长衫到游击队中去”

和不少抗日英雄相比，张咨明的名气可能不够大，但他做出的贡献也许不为小。

张咨明，原名张铭通，1915年5月出生于莱西县(原属莱阳县)西张家寨子村一个农民家庭。父母为人正直、厚道 ，伯父是个老教师。在父辈的熏陶感染下，他小时候得以接受正规的教育，这也为他后来接受进步思想奠定了基础。

据莱西市委党史研究室麻连飞所撰《张咨明烈士传略》记载，张咨明自幼天资聪颖，能过目成诵，加上学习勤奋，手不释卷，知识比较丰富，每学期考试成绩均在班级前三名之内。1934年，张咨明考入掖县省立第九中学，19岁的他开始阅读进步书籍，尤其喜爱鲁迅的著作。次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立即参加了“学联”爱国活动，开始在学运中崭露头角。

1936年，张咨明考入北平弘达学院高中部。在这里，他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成为学院民先组织的负责人之一，这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民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其组织成员共300人左右，分成36个分队，是不少进步青年的聚集地。张咨明既然加入了这个组织，就等于接受了党组织对他的考验。他果然不负众望，是年秋，他受命接待了莱阳乡师民先分队负责人吴兴志、孙可佩，对二人谈了西安事变后的抗日形势，介绍了民先的具体组织领导及应注意的事项，交代待他们回校后联络进步学生，发展民先队员，预备在家乡成立民先分队。

参加革命不可能永远坐在办公室里，在当时，共产党针对青年们的思想毛病，特别提出了“脱掉长衫到游击队中去”的号召。七七事变爆发后，张咨明响应这一号召，离开学校，从北平回到家乡。刚回家不久，他就联络老朋友吴青光、张益民、王军光、王子阳 、昌德兰(后改名常溪萍)等，在莱阳(今莱西)西南部以孙受、院上为中心，发展民先队员，建立民先组织。当时的宣传条件有限，于是张咨明经常打着小旗，唱着歌曲，到各村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有时还到市集上进行演说，讲解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道理。

这种宣传手段虽然简单，但确实能够调动老百姓的热情，随着抗日救国宣传活动的深入开展，参加民先组织的人越来越多。人多的时候，因没有联系地点，张咨明便主动将联系地点设在自己家里。那时每日来往他家的同志很多，常常在夜间来三五十个人吃饭。有一天晚上，一连煮了5大锅地瓜!家里的粮食吃完了就买粮吃，全家人毫无怨言，始终尽最大努力做好接待同志们的工作。

1937年12月底，莱阳的党员、民先队员代表20余人在孙受小学开会，按省委的指示，重新组建了莱阳县委，同时成立了民先莱阳县队部，张咨明被推举为民先县队部委员。

处决汉奸，截杀日本军官

八路军由于在抗战初期力量弱小，着重向敌后发展，开辟敌后战场，从而极大地钳制了日军的进攻，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这在不少影视作品中都很常见。张咨明负责的莱阳民先队伍就是这样一支从事游击战的队伍。

按照史料记载来看，这支队伍在不少事件上表现出色。其一是处决汉奸。当时莱阳孙受汽车站的站长于升远和站役张广义对日本特务百般献媚，为人不齿。张咨明带人前往孙受汽车站，当时于升远已去了烟台，便捉来张广义，当众宣布其引狼入室、卖国求荣的罪行，并立即执行枪决。

再一个就是打击奸商。抗战伊始，一些商人唯利是图，大量抢购粮食，贩运给青岛日伪粮库。为打击这些汉奸商人，张咨明和庄国瑞带领队员在水沟头、夏格庄、孙受、团旺、马连庄等公路沿线较大集市开展查禁活动。见粮商就查，对民愤大、无理抗拒者游街示众。后来，商人由集市转入乡村，继续收购粮食。武装宣传队立即跟到农村，白天搜查窝主，晚上在交通路口设伏，一经捉获立即将商人和马车一起扣留，除没收粮食外，还处以罚金，限期交钱赎人。

这些行动虽然规模不大，但也搅得日本人不得安生。值得一提的是，张咨明还带领队伍来了一次“正规作战”，截杀了日本军官。赵胜刚在《张咨明》一文中称，那是1938年2月19日，张咨明接到报告说“一辆日本小汽车自即墨方向开来”。经过和队长庄国瑞商议，决定干掉车上的日本人。当日，队伍随张咨明奔向夏格庄村南，他先让士兵隐蔽在公路附近的一个草垛后头，然后对赶来看光景的老百姓说：“乡亲们，过会儿有一辆鬼子的小汽车要开过来，大家不要怕，都站到路边，装做欢迎的样子，保证你们没危险，我们一定能把他们抓住的!”10点多钟，一辆挂着日本旗的小汽车果然从南面开过来。车上的鬼子看到路旁有许多老百姓手拿小旗朝他们摇晃，就慢慢停了下来。汽车刚刚停稳，只见张咨明一个箭步冲上去，打开车门，一把将司机拽了出来。与此同时，庄国瑞和隐蔽在草垛后面的士兵也一拥而上，迅速缴了车上六个日本兵的枪，押回村子。这时，愤怒的老百姓围了过来，吼叫着，把鬼子的汽车掀翻，一把火点着了。原来，日本驻青岛海军宣抚班班长金堂文雄(也称丰田)等六人，是到国民党莱阳县党部劝降的。当晚，这伙人被处死，扔入了枯井中。

此后，队伍不断发展壮大。1938年2月，莱阳县委在河崖村以民先队伍为基础，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九大队，委任庄国瑞为大队长，张咨明为政委。队伍初建时，只有30人左右，不久扩编成3个中队，每个中队设3个小队。队伍扩大后，便开赴招远、莱阳、栖霞边区活动。

13人与800多敌人肉搏

1940年春，张咨明调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5支队14团政治委员。

这一年，抗战形势开始变得严峻起来。敌后抗日力量的不断壮大开始引起日军的警觉，一次又一次针对八路军的扫荡袭来。张咨明本人也牺牲在一次“反扫荡”作战中。

通过党史材料，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的战斗场景。那是在1940年6月1日，日军纠集驻青岛、烟台、招远、掖县 、平度、潍县的敌人数千人，对胶东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驻招远县蚕庄一带的敌人，为拔去扼守在灵山的14团这个眼中钉，以扫除其掠夺中国黄金的障碍，趁机纠合扫荡之敌向灵山围来，企图消灭14团。为避敌锋芒，保存实力，14团留下一营和特务连坚守灵山阵地，掩护当地群众和其他部队安全转移。

6月6日这天，日军大岛、池田两个大队，直扑灵山。他们凭借优势装备，首先对灵山14团阵地一阵狂轰滥炸，紧接着在炮火的掩护下蜂拥而上。敌人的第一次进攻被张咨明他们打下去了。第二次冲锋又被打下去了……但是，14团阵地上人员也减了大半，团长宋子良英勇牺牲。更为严峻的是子弹就要打光了。这时张咨明也已浑身是伤，满面焦土，他做出了最光荣的抉择!

据高少帅、李栋所撰《灵山战斗的英雄赞歌》一文介绍，张咨明望着山下四周蠕动的敌人，知道这时撤出灵山已经不可能了，他转过身来环视一下身后 ，用探寻的目光注视着他的战士。他心里一阵抽搐，不能让战士们都死在这里。他紧锁着的眉头松开了，果断地命令军需处处长王吉山率领战士突围下山。王吉山知道留在阵地上意味着什么，便争执道：“你是政委，应保存好党的文件，该你下!”张咨明火了：“不要啰嗦，文件已做处理，你快下!”争执不过，王吉山只好率领部队突围。

此时的灵山上，只留下了一个班的兵力。山下800多名敌人又开始了进攻。张咨明把12个战士召集在一起，严肃地说：“我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掩护战友们撤退。咱们必须死守住这灵山峰顶，活不缴枪，死不当俘虏!”话音刚落，敌人便扑了上来。张咨明率12名战士如猛虎一般跃入敌群，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枪托砸、大刀砍、牙齿咬……终因寡不敌众，战士们相继牺牲。

到最后，整个战场上我方只剩下了张咨明一人。他身上多处中弹，满脸血迹，昏倒在石崖下，手里紧握着最后一颗手榴弹。这时，围上来的敌人吼叫着：“捉活的!”张咨明用力睁开血迹模糊的眼睛，忽地站了起来。敌人一窝蜂似地围了上去。张咨明毅然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壮烈殉国。

张咨明牺牲时年仅25岁，他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舍生忘死，什么叫民族大义!特约撰稿 田野

在上一篇讲张咨明的文章中，我们曾经提到一个人，就是常溪萍。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张咨明在莱西曾联络吴青光 、张益民、王军光 、王子阳、常溪萍等，发展民先队员，建立民先组织，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和张咨明一样，常溪萍也是莱西籍的抗战老兵。不同的是，他没有在战场上牺牲，而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常溪萍之死，在叶永烈的《张春桥传》中被称为“上海奇冤”。

坚守大泽山抗日根据地

常溪萍原名昌德兰，1917年10月出生，莱西县院上镇东王屋村人。查阅莱西市史志办公室的相关材料，我们可以粗略了解常溪萍的早年情况。常溪萍出身于农民家庭，12岁那年，来到莱阳县立第十小学就读。据说他在学校里好学上进，尤喜读古代忠烈传记，曾立下“大丈夫当乘长风逐万里浪，岂可久待于笔砚间”的壮语。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常溪萍也更多地开始关注起时事来。当时日本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先是侵占东三省，接下来又搞“华北五省自治”，这引起了爱国学生的不满，催生了1935年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提过，运动爆发时，张咨明尚在掖县组织学运，而此时的常溪萍还在莱阳中学读书。虽不能冲到第一线，他也经常在学校周刊《文峰》上发表抗日救亡文章，组织罢课、游行示威活动，以响应“一二·九”运动，最终被校长勒令退学。

1937年是常溪萍人生转折的一年，他的抱负有了施展之地。这年底，张咨明返回莱西，常溪萍跟他一起组织民先队伍，发动地方游击战争。为了扩大组织，他到平度的一些村庄发展民先队员。不久，去黄县参加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任第十大队特派员，由吴青光、梁辑卿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第三军任政治宣传干事、民先总部秘书。

常溪萍真正扎根发芽的地方应该是在大泽山抗日根据地，按照文献记载，他曾在这里留下不少故事。1942年，常溪萍任西海专署(即西海行政专员公署，专署辖平度、莱阳 、昌邑、潍县等抗日民主政权)专员时，适值日本侵略军侵占大泽山革命根据地，西海地委、军分区和西海专署驻扎于此，常遭日、伪军突袭，岁月艰险，粮缺盐断。为支援群众，常溪萍和大家一道开展“每天节约2两粮”活动，又带领专署机关人员参加驻村大生产运动，他挑担推车，样样在行，被老百姓称为“八路军庄稼把式”。当时除了要稳定后方，还要支援前线。战斗激烈时，常溪萍常常率领区、乡干部和民工抢救伤员，昼夜奋战，把伤员全部运往后方医院，有次因劳累过度导致肺病复发，竟至于吐血，被人称为“模范专员”。这年11月，万余名日本侵略军“扫荡”大泽山革命根据地，西海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于寄吾等壮烈牺牲，地委、专署等机关人员交由常溪萍负责，坚持就地斗争。当时，机关只一个警卫班负责保卫、侦察敌情、掩护转移。常溪萍为了保住根据地，白天组织隐蔽，晚上组织行军，与敌周旋，在残酷的斗争中保护了地委、专署机关，巩固了大泽山抗日革命根据地。

即使抗战胜利后，常溪萍依然坚守在大泽山区。1947年八九月间，国民党军范汉杰部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以五个主力师进犯大泽山。常溪萍依然负责带领部分机关干部就地坚持斗争。有一次，他外出开会，竟带着两个通讯员趁夜将敌人的电话线割下，背回了大泽山，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可以说，大泽山解放区的巩固，常溪萍居功至伟。

妻子是大泽山抗日姊妹花之一

在那个年代，夫妻一同投身革命事业是件幸福的事儿，常溪萍也在战火中结识了自己的爱人陈波浪。笔者查阅到平度一中退休教师王明章的回忆文章《大泽山抗日姊妹花》，了解了陈波浪跟常溪萍伉俪情深的往事。

陈波浪，招远人，1940年参加革命。到平度时，她才19岁，任天柱区妇救会长。由于她和另一位女孩子张子欣一起工作，两人都身材苗条，容貌娟好，被大家称为“大泽山抗日姊妹花。”当时妇救会的工作除了带领群众生产救灾、支援抗战外，还包括解放妇女。陈波浪就经常碰到棘手的事儿。当时大泽山麓某村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娶了一个十四岁的小媳妇，女孩过门后哭着找妇救会要求离婚，陈波浪反复做工作，与包办婚姻做斗争，终于让小女孩获得了自由。一个村有个恶婆婆，百般虐待儿媳妇，把媳妇的头发拴在门框上毒打。陈波浪召开妇女大会，斗争了恶婆婆，最终让那受苦的女孩跳出了苦海。时间长了，陈波浪在大泽山地区深受妇女的尊重，这在日后也救了她一命。

1942年秋天，日伪军向天柱区进行“拉网扫荡”，陈波浪和张子欣刚进李家寨村，就迎面碰上了日本兵，她们赶忙躲进了村妇救会长姜连生大娘家。一进家，她们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大娘说：“快藏藏俺们，鬼子进村了，好像发现了俺们!”可是向屋里一看，见正间里躺着死人，一家人穿着白大褂子在哭灵。她俩犹豫了，正要往外走，姜大娘一把拉住她们，找出两件白衣裳叫她俩穿上，把她们摁倒在死人旁，叫她们哭。就在这时，几个鬼子端着刺刀进来了。“日本人讲迷信，见这哭灵场面，认为是碰到了晦气，又见没有那两个女八路，就退出去了。”这个灵前救八路的传奇故事，发生已70年了，至今还在民间口头流传。这事儿还有后话，后来陈波浪突发眼疾，两眼视力模糊，肿胀疼痛，还是被送到姜大娘家里养病。姜大娘用了各种偏方给她医治，仍不见好，最后把自家积攒的鸡蛋和到邻居家借的鸡蛋卖了，请医抓药，终于给她治好了眼疾。在回忆录中陈波浪曾深情地说：“要不是姜大娘和那么些好心人关心我，我早就成为瞎子了!”

1943年秋，陈波浪被调到平北县担任了县妇救会会长。以后，她与常溪萍结婚。1949年3月，常溪萍调任胶东区党委秘书长，从此夫妻二人离开了平度。

离奇坠楼含冤而死

革命胜利后，常溪萍夫妇又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当中。1954年，常溪萍被调到华东师范大学任党委书记，从此和教育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如果没有意外，他本可以安度晚年，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可“文革”改变了这一切。

1964年，北京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几个主要城市都要派一批教育战线上的部级和处以上干部组成社教工作队，参加社教运动。上海派了由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常溪萍带队的工作队去北京大学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队担任副队长兼西语系工作队负责人。当时，北大处于半瘫痪状态，原先的社教工作队把北大当做“烂掉了”的单位，要打击一大批校、系领导干部。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处境也十分艰难。

常溪萍来到北大后，曾和陆平有过一次长谈，据冯乔所撰《北大社教与常溪萍之死》一文记载，常溪萍认为陆平所作所为“是好人犯了一定的错误”，北大也并非“烂掉了”的单位。为此，他先是向上海市委作了汇报，在市委完全同意的情况下，又给邓小平、彭真等写了一封信，如实反映了北大社教运动中的问题。此事后经中央领导讨论，万里认为“常溪萍这个人是正派的，北大是搞得过头了”。邓小平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并写过一段话：“看来北大社教要换一下领导人了”。这样 ，北大社教工作队的负责人被换掉。

事情到此本该就了结了，可是接下来的发展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红卫兵斗私批修的展开，常溪萍对北大社教的看法也被莫名其妙地挖了出来，后来江青直接插手了。其实，常溪萍写的那封信不是个人行为，关键在于江青等人“揪住常溪萍，也就是揪住了上海市委，才有‘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的口号，并进而借机对上面发难，因为那封信是邓小平亲自批示的”。说到底，常溪萍只是个引子。

尽管一些正直的领导和善良的群众想方设法想要保护常溪萍，但当时的社会局势一片混乱，常溪萍还是被揪斗了。1967年底，常溪萍被关进了“牛棚”，和哲学系教授冯契隔离在一个房间。后来 ，造反干将聂元梓奉江青之命来到上海，想通过常溪萍来打击上海市委。常溪萍不断被拉去大会、小会批斗，多次遭毒打。但他是非常坚定的，据冯契回忆，常溪萍还劝冯契，要能够经得起这次考验。两人一起讨论哲学问题，阅读《人民日报》，生活还有希望。就算迫害不断加剧，常溪萍也不曾放弃对生命的信心，他的妻子陈波浪曾回忆，两个人在分别隔离的时候，都交代过一句话，“不要相信我是会自杀的，你们都不要相信这个。”

可离奇的事儿还是发生了。1968年5月25日下午，常溪萍从华东师大数学馆三楼阶梯教室窗户坠落下来，被送到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因内脏碎裂，抢救无效死亡。第二天，造反派在批斗会上称常溪萍畏罪自杀。“四人帮”倒台后，重新审查常溪萍的案子，找出了自常溪萍坠落直到送到医院抢救的全部记录，记录显示，常溪萍中间苏醒过几次 ，并申明“我不是自杀”。

1978年4月2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上海市委为“党的好干部”常溪萍平反昭雪。特约撰稿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