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非遗”青岛胶州秧歌：最早为行乞艺术

2015-11-12 作者：田野

正在热播的抗战传奇大剧《大秧歌》，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海阳大秧歌为切入点，讲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乞儿海猫回山东海阳寻亲，从而发生的一段夹杂家族恩怨情仇、惊心动魄的抗日热血传奇故事。

以笔者所见，这部电视剧之所以广受好评，除了演员表现精彩、故事情节曲折之外，更重要的是将秧歌这种文化艺术形式融入其中。《大秧歌》以“小家”折射出“大家”，借着秧歌讲述了胶东地区革命群众积极参与抗日的历史，因此格外好看、耐看。

其实，海阳秧歌只不过是山东三大秧歌中的一种，除了它之外，还有商河鼓子秧歌、胶州秧歌。既然是《发现青岛》，我们就从此说开去，讲讲咱们胶州秧歌。

历史：起源于东小屯的闯关东农民

要说胶州秧歌，就不能不对秧歌有个全面的了解。

“秧歌”二字从何而来呢?顾名思义 ，秧歌秧歌，插秧之歌。秧歌，很可能起源于农民插秧耕田等生产劳动。这不是信口胡说，据清代李调元《南越笔记》记载：“每春时妇女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歌竞作，弥日不绝，谓之秧歌。”可见这确实是一种源于民间劳动的艺术形式。秧歌在其日后的发展中，逐渐分化为秧歌舞和秧歌剧两部分内容。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上是秧歌舞与秧歌剧的结合体，这种内涵丰富形式多变的表现形式，更符合现代人的欣赏情趣，应是秧歌因时制宜的必然结果。

具体到青岛地区，秧歌主要有三大类，即胶州秧歌、即墨秧歌和崂山秧歌。这三种秧歌的特点可以用三个字概括，那就是扭、唱和演。特别是胶州秧歌，无论从身姿、唱腔还是表演形式上来说，都丰富多样，在全国都很有名气。

这样有名气的胶州秧歌，其发展历史可谓悠久。往远了说，胶州在北宋时期是北方唯一设置市舶司的码头，与江南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与南方商业贸易的往来，作为插秧之歌的秧歌，很有可能是在这一时期传入的。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如果引证确切的文字材料，我们需要翻看胶州籍咸丰九年(1859年)进士宋观炜的十二首《秧歌词》，这些诗歌分别对胶州秧歌六个行当(演员)作了全面描述，后来《胶州文化志》遂把胶州秧歌的形成年代订正为咸丰三年(1853年)，其确凿年代应在1854～1858年间。

胶州秧歌形成在清代，发源地很可能是马店镇东小屯村。据《胶州市文化志》记载，东小屯村“马、赵二姓，弃家闯关东。在逃荒路上，从乞讨卖唱，后改为边舞边唱，逐渐形成了一些简单的舞蹈程式和具有胶州地方色彩的小调 ，他们重返家乡后，经过代代相传，提炼加工，至清朝中期，逐渐成为定形的舞蹈秧歌”。具体来说，这两家人中有老头、老婆婆、儿子、儿媳 、孙女共三代人。在逃荒路上，开始沿途乞讨，后来改为“唱门子”(又名门歌，就是逃荒行乞时站在东家门前演唱)，再后来由老头背腰鼓、儿子舞打狗棍 、老婆婆背翠花包(一种兜售妇女用品的专用包裹)、儿媳、孙女则以团扇彩巾作简单道具，一面舞之蹈之 ，一面唱民歌小调 ，这就是胶州秧歌的雏形。胶州秧歌是男刚女柔兼有，其流传甚广的“三弯九动十八态”指的主要是女性表演，但其也有阳刚的一面。而鼓子秧歌更加粗犷阳刚，海阳秧歌特点是火爆热烈。

胶州秧歌形成之后，又经历了一段发展。清同治三年(1864年)，胶州楼子埠村秧歌艺人刘彩在本村招生，称为“安锅”，开始收徒弟传艺。这要算秧歌有了专门的表演艺人。到1920年秋，胶州后屯村秧歌爱好者陈銮增创立了独树一帜的武秧歌，自此胶州秧歌明显地分为两个流派：以刘彩为首的流派称“文秧歌”，又称“北路秧歌”，以陈銮增为首的秧歌称“武秧歌”，又称“南路秧歌”。

民国初年后，两派秧歌兼收并蓄，取长补短，形成一种新的秧歌，至今已难以辨别南路北路了。为了与其他地区的秧歌相区别，人们便把主要活跃在胶州市郊范围内的秧歌统称为“胶州大秧歌”。

特点：讲究“三弯九动十八态”

胶州秧歌既然历史悠久，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也就积累了丰厚的文化底蕴。民间提起秧歌，多前缀一个“扭”字，称为“扭秧歌”。而胶州秧歌也有类似的民间称呼，叫“扭断腰”、“三道弯”。从这些称呼来看，“扭”可以说是胶州秧歌的一大特点。

刘恩溥撰有《青岛地区的秧歌》一文，称“扭”是秧歌最突出的特点。胶州秧歌扭起来柔美舒展，富有曲线之美”，“扭时腰身前倾后仰，双臂轻摇，脚踏丁字步，先落脚跟，再落脚掌，脚步抬重、落轻、走飘”，让人眼前仿佛出现歌舞者的身姿。具体说来，这个“扭”要扭动到何种境界呢?胶州秧歌里有一个概括，叫“三弯九动十八态”，扭到这个程度才算达到水准。具体讲，“三弯”是指扭起来要有三个弯曲体态;“九动十八态”是指头(腮)、肩、胸、胯、腿、膝、脚、大臂、小臂、手等部位的姿态和变化路线。至于扭起来的效果，简单说就像喝醉一样。无怪乎清朝进士宋观炜称赞胶州秧歌道：“扇影衣香人如醉，笙歌围住一团春。”

胶州秧歌不光讲究“扭”，在服饰、扮相上也有讲究。先说服饰，一般来说，秧歌舞者都衣着鲜艳明亮，以红色为主。但胶州秧歌的发祥地马店镇东小屯村却与别处不同。这里的胶州秧歌，服饰色彩以黑蓝为主，演员也都要包头化彩妆。究其原因，是因为这里还保留着原汁原味的秧歌表演服饰，和300多年前没什么区别。

再说扮相，胶州秧歌中有六个行当，分别是膏药客、翠花 、扇女 、小嫚、棒槌、鼓子。联系到之前提到的闯关东的马、赵二姓农民，这六个行当有可能就是从两家的几口人中演绎而来的。他们的扮相各有不同：棒槌身穿紧身衣裤，头戴红缨，脚蹬快靴，手拿木棒。扭起来，舞姿矫健，动作利落，击打木棒节奏脆快，是戏里的武生。鼓子戴毡帽，带卡胡，穿水袖，是个丑角。扭起来可以自由地满场“飞”，特点落在舞得风趣、随意。翠花穿短袄、黑坎肩、百褶长裙，左手拿巾，右手持扇，舞起来泼辣，节奏明快，是老旦一类。扇女是秧歌里的少妇，穿着短袄裤褂，小包头，右手拿团扇，左手攥彩巾，舞姿翩翩 ，是青衣角儿。胶州秧歌中最美的舞姿都在扇女身上体现。小嫚是对小姑娘的称呼，穿裤褂，头结发髻，右手持宫扇，左手拿彩巾，起舞之后轻巧开朗，活泼可爱。还有膏药客，是扮演人物中领头的，现在演出有时不再出现。

有了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扮相，胶州秧歌就肯定会演绎出不同的故事。秧歌小戏原来有七十二出，主要的有反映旧社会逃荒要饭、流离失所的剧目 ，如《捎书》、《小关东》、《关东五更》等;有劝说家庭和睦、处事与人为善的剧目 ，如《拉磨》、《珍珠衫》等;此外还有争取婚姻自由、破除封建迷信等内容的，大都唱的是老百姓的身边事，但是到现在许多戏都因年深日久而失传了，经过近几年的发掘和老艺人的回忆，到目前已经整理成册的有二十出。

现状：行乞艺术扭进“非遗”

胶州秧歌虽然文化底蕴丰富，但是随着时代发展，一度不再受到人们的重视。作为胶州秧歌第六代传人之一的吴英民曾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吴英民看到大伙农闲时间时更多的是看电视、打牌，扭秧歌看秧歌的人越来越少了，“年轻人都喜欢流行音乐、现代舞了，觉得扭秧歌挺土的”，胶州秧歌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险。

随着人们对非物质文化的不断重视，这一现象不断得到改观。从1986年开始，胶州每年正月十五都在秧歌城下举办新春秧歌会，每年都有几十支秧歌队来参与演出，还有秧歌巡游的项目，让专业演员在街头巷尾与市民一起快乐地扭起胶州大秧歌。2006年，胶州秧歌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再次焕发生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起胶州秧歌这一历史遗产的保护工作，有关大学还有专门的实践队来东小屯村考察调研。

作为胶州秧歌的非遗传承人的吴英民也不甘落后，他曾和多位市级和县级的胶州秧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合作，组建传承人剧团，推动这一文艺形式的普及。这两年秧歌又红火起来了，不少村子也都成立了自己的秧歌剧团，整个胶州大大小小的秧歌剧团加起来有百八十个。这让吴英民获得鼓舞，信心满满地说：“胶州秧歌不会失传。”

有关部门的保护力度也在不断加大。除了秧歌节、各种形式的比赛之外。从2008年起，胶州市政府将每年设立100万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还组织专人对胶州秧歌进行抢救性挖掘和保护，除了整理收录传统剧目外，胶州秧歌还作为胶州市文化艺术的精髓在中小学普及学习，文化部门也派出专职辅导教师巡回传授技巧。可以想见，胶州秧歌在未来会有更大的发展!特约撰稿 田野 

正在热播的抗战传奇大剧《大秧歌》，在天津卫视和江苏卫视都赢得了高收视率，成为市民热议的话题。剧中，海猫逃过枪毙的劫难，被昆嵛山(道教名山 ，横亘烟台、威海两地)游击队政委王天凯救下 。海猫想和王天凯做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决定参加昆嵛山游击队，成了红队的一名战士。从此，这个无依无靠的江湖孤儿加入了革命大家庭，并开始在磨练中迅速成长。

实际上，这段戏恰恰反映了抗战年代，于得水(长篇小说《苦菜花》主人公之一于得海的人物原型)、邹恒禄等在昆嵛山打游击的胶东红色历史，而邹恒禄还在青岛海港码头做过工运工作。

在青岛码头做工运工作

关于邹恒禄的资料，留存于世的并不多，倒是威海市文登区委党史研究室的文章《党史人物传略——邹恒禄》对其有详细记载。邹恒禄，又名邹青言，化名俞可范，代号石匠俞。1901年3月出生于文登葛家镇林子西村一户贫农家庭。兄弟3人，他为兄长，其父邹连群，因病两耳失聪难理家务，支撑门户的重担过早地落在邹恒禄尚且稚嫩的肩上。因家庭生活窘迫，他读书两年就辍学务农。

邹恒禄走上革命道路是从“农会”开始的。1932年，邹恒禄在村子里的“同乐处”听说，有个“农民协会”组织，那里面都是农民，大家联合团结起来，可以抗租息和苛捐杂税，他觉得很对心思。回家就向母亲说起此事，母亲很支持。邹恒禄加入农民协会后，积极地宣传、组织农民，成为该区农民协会的骨干。

众所周知，农会、工会等组织多是早期孕育共产党员的摇篮，邹恒禄在农会中的表现也引起了党组织的主意。1933年春，中共党员张连珠(邹的表弟)以走亲戚作掩护来到邹恒禄家。用一番朴实的话语吸引邹恒禄入了党。在入党初期，邹恒禄就有着把昆嵛山变成胶东“井冈山”的目标，第一年，他就发展了吕式山、邹恒德、于同芝等8名党员，并建立了3个党支部和若干党小组。年底，文登老三区已有党员36名。

当时国共尚未进行二次合作，邹恒禄的很多活动都是秘密进行，其条件恶劣可想而知。据说，有一次，他从文登一富户家的进步子弟手里弄到一袋子银元，连夜赶往荣成“堡垒户”丛日霞(中共地下党员)家中躲避。丛的母亲掌灯一看，见他赤裸的上身沾满了草屑，遍身被刺蛾蜇得红肿起来，含泪用碱水给他擦身。丛的父亲见他下身短裤被树枝划破，已难以遮羞，感慨地说：“身背银元，却一寒如此!共产党啊……”

在大家的努力下，革命形势一度出现好转。1934年1月 ，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常子健来胶东整顿党的组织。2月 ，重新组建了胶东特委，常子健任书记，邹恒禄任特委委员兼文登县委委员、职工会会长。可半年多之后，胶东特委成员刘经三、张连珠、李厚生就在文登县崮头集被捕了，而后转押济南。胶东特委委员遭捕后，常子健由于是陕西人、口音等多方面的原因使他单独在胶东活动十分不方便，遂前往青岛，第二届胶东特委遂告解体。没多久，团省工委又调邹恒禄来青岛海港码头做工运工作。关于邹恒禄在青岛的活动，笔者多方查找，但无所收获。可以想见的是，海港码头的工作肯定不舒服，但这也让邹和工人走得更近，宣传鼓动能力变得更强，为后来他领导暴动积蓄了力量。

“一一·四”暴动后，到昆嵛山打游击

1935年1月，张连珠、李厚生从济南获释，途经青岛返回胶东，继续组织和领导胶东地区党的工作。他们根据团省工委的指示，于1935年1月在文登县重新组建了以张连珠为书记的第三届胶东特委。此时，邹恒禄也从青岛返回，担任特委委员。

新的一届特委决定用武装暴动回应国民党的绞杀，于是著名的胶东“一一·四”农民武装暴动爆发了。

耿晶、杜家荣在《张连珠：举旗“一一·四”农民武装暴动》一文中称，在发动暴动前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先是在荣成县石岛党的地下联络站——新亚药房举办军政训练班，培养骨干;张连珠、邹恒禄等又四处进行宣传鼓动，壮大力量。11月18日，胶东特委在文登县沟于家天寿宫召开扩大会议，这是举行暴动前的一次关键性会议。起初，会议确定暴动时间为11月26日(农历十一月初一);暴动领导机构为暴动指挥部，设在昆嵛山无染寺;暴动队伍的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可是意外发生了，派出去购买子弹的人员逾期未归，胶东特委决定暴动时间推迟三天，于是暴动改为了11月29日。

1935年11月29日(农历十一月初四)，震撼胶东大地的“一一·四”农民武装暴动爆发了。暴动分东、西两路行动，东路是文登、荣成、威海的人员，共编三个大队，由张连珠和刘振民负责。西路是海阳、牟平的人员，共编两个大队，由程伦、曹云章和邹恒禄负责。程伦去海阳，曹云章和邹恒禄赴牟平，分头组织西路暴动大军。邹恒禄除负责组织、联络外，还负责暴动的旗帜、标语和钤记(指机关公章)等准备工作。11月29日，暴动正式开始，曹云章、邹恒禄首先率队到达午极村，冲进了地主开设的“隆裕油坊”，分了浮财。接着暴动队伍沿通海、白石村等地向松椒村开进，并一路打土豪，分财物，夺取地主枪支，12月1日到达松椒村。

12月2日下午，暴动队伍召开会师大会，宣布成立海阳、牟平两个大队，并决定到青山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大会尚未结束，突遭国民党军第81师展书堂部千余人的包围。邹恒禄等人一面组织还击，一面向西山撤退，途中队伍被打散，程伦、曹云章被俘。邹恒禄冲出敌人的包围，辗转到昆嵛山西麓。

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在镇压了暴动队伍之后，又亲自指令三四万人马，分兵在胶东半岛东部四县进行“清乡”。邹恒禄白天溜山沟钻树林，晚上冒死进村了解情况。然而结果很不幸，东路暴动队伍也失败了，特委书记张连珠被俘，邹恒禄成为仅存的几个特委委员。但他并没有灰心，数日后，他开始着手恢复牟平县委，又找到特委的刘振民等领导同志 。后来，于得水率领参加暴动的东路三大队二十余名队员突出重围，转入昆嵛山。与此同时，王亮也率领东路一大队十余名突围的队员转到昆嵛山。不久，在胶东特委委员刘振民、邹恒禄的主持下，两支三十余人的队伍会和，于得水任大队长。从此这支红军队伍以昆嵛山为根据地，机智勇敢地同敌人展开游击战争。

1936年4月，在昆嵛山东坡山腰的“老蜂窝”山洞里举办了训练班。邹恒禄历尽艰险，找同志 ，寻关系，筹措粮 、油、菜等生活用品，巧妙地撇开了敌人的盯梢，秘密地送上山。训练班虽因敌人的破坏而中断，但它却为以后的革命斗争和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他牺牲时年仅38岁

历经国民党多次镇压，胶东特委依然生命力顽强。1936年1月 ，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游建铎，坐船来到青岛。当时的青岛飘着鹅毛大雪，与青岛一海之隔的刘公岛因连年战乱，一片破败景象，与自己在书中看的风光旖旎的美丽海岛完全不同，对家国民族的伤怀之心涌上心头，他就在此时决定将名字改为“理琪”，取的是列宁俄文名的谐音。之后，他雇上马车，直奔文登。后来，理琪重建了胶东临时特委，并被选为特委书记。在理琪的领导下，邹恒禄等人的思想理论水平提高很快。这年夏季的一天，邹恒禄、于得水、王亮等，在西院下村西北山山庵里开了个会，议定要拔除昆嵛山区的一颗钉子——界石镇联庄会。大家要邹恒禄去请示，争取理琪的同意。6月2日，于得水、王亮、邹恒禄等率领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奇袭界石联庄会获胜，缴获20余支枪。8月 ，胶东临时特委秘密从文登迁至烟台。邹恒禄为配合掩护理琪工作，化名俞可范，随同前往。同年11月 ，由于叛徒告密，胶东特委机关遭到破坏，理琪、邹恒禄等人被捕。在济南监狱里，两人受到了惨无人道的刑讯。但任凭敌人如何拷打、逼问，对我党的机密两人都不肯吐露半个字。

此后，革命的形势出现重大转折。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1月 ，经党组织营救，理琪、邹恒禄出狱。12月24日，在胶东特委领导下，以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为基础，在文登县天福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这时，邹恒禄在牟平、海阳及文登西部一带加紧活动，积极发动党员和群众参军抗日，迎接第三军西上。次年2月 ，邹恒禄随第三军西上。不久，受胶东特委指派，先后到莱阳、平度、掖县等地，沟通党的组织联系，联络各地抗日武装。3月间，到达掖县刚建立不久的“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

9月18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支队奉命统一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年底，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邹恒禄任司令部直属骑兵连政委。1939年3月，邹恒禄在反击伪军刘桂棠(外号刘黑七)进犯根据地的战斗中，颈部被流弹打穿。在养伤期间，邹恒禄得知医院缺医少药，就拒绝服药，并说：“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把药给重伤员吧!”4月10日，邹恒禄因伤口恶化牺牲，年仅38岁。

特约撰稿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