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大臣那桐最会找靠山 带百万赃银来青岛

2015-03-22 作者：宫岩

 

那桐

翁同龢

清末有位位高权重的贵族，他没有姨太太，家中也没人抽大烟。虽然是慈禧太后的亲戚，却没沾着什么好处，靠着自己的才气和八面玲珑的社交能力，坐上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相当于副总理)的宝座。他叫叶赫那拉·那桐，满洲镶黄旗人。您可能听说过“为听戏相国给谭鑫培下跪”的故事，那桐便是那位痴心的戏迷。而在青岛的120多名逊清遗老中，那桐应该是最早到来的一位。

家道中落的“官二代”

叶赫那拉，这几个字是不是很熟悉?是的，慈禧太后的姓氏，那桐便是她的亲戚了。有了这层重要关系，那桐的父亲在官场混得还不错，那桐也有了令人羡慕的“官二代”头衔。可惜这种荣耀并没有持续多久，咸丰皇帝时期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科场案，那桐的父亲被牵涉其中，从此家道中落。

没有了权势，“官二代”那桐瞬间变成普通人，但他身上毕竟流着叶赫那拉氏的血液，骨子里要强不服输，靠每天用树枝在沙土上练字自学成才。光绪十一年(1885年)顺天府乡试中举，成为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那桐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据说，因家里实在困难，那桐上朝时要先光脚走到朝堂然后再穿靴子，就连鞋带也得到姑姑家里去借。进入官场的那桐也没有得到慈禧太后的特殊帮助，只能从底层的户部郎曹做起，一做就是10多年。他为什么这么沉得住气?他一直在等待一个人、一个机会。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这个机会出现了。朝廷要选银库郎中，这可是户部第一肥缺，朝廷大臣都想把自己人安排过去。翁同龢举荐了当时还不起眼的那桐。学者王学斌在《那桐：庸臣焉知亡国痛》一文中介绍了事情的经过：“翁同龢当时既是帝师，又是军机大臣，最为关键的在于他还兼任户部尚书，是那桐的顶头上司。那平日的工作水平，翁同龢自然尽收眼底。1896年，朝廷拟定银库郎中人选，那桐排名第二，本无希望。此时翁同龢力荐那桐，甚至不惜与军机首辅李鸿藻闹僵，终于让那桐获得银库郎中这个肥缺。可见那桐深得翁同龢之青睐。那桐亦对翁同龢终生感激。”翁同龢是那桐的老领导、恩师，当他之后因朝廷争斗被罢黜遣送回籍时，那桐内心痛苦不已。

帮助自己的人离开了官场，剩下的就要靠那桐自己了。幸运的是，此时的他已经摸到了在清朝做官的门路，那就是找到能依靠的大树，翁同龢这棵大树倒了，那就再找下一棵。据王学斌介绍：“清末之官场，官员若能迅速升迁，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出身是否高贵，二是跑官能力是否一流。”在谨慎观察后，那桐将目标定在了贪财的军机大臣荣禄身上，为投其所好，每逢荣禄生日那桐都登门送礼。这种方式很快奏效，荣禄不久便把那桐视为亲信，重点栽培，不久便将他扶上右侍郎的位置。在荣禄的帮助下，那桐当了礼部右侍郎，为答谢提拔他又“以千金拜荣仲华相国(前户部)受，四十金拜崇文山尚书(前户部)受，四十金拜徐荫轩相国受……”可见，为了升官那桐真是豁出去了。

那桐升官有道

义和团运动期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那桐被任命为留京办事大臣，随奕劻、李鸿章参与签订《辛丑条约》的谈判。1901年因日本使馆书记官杉杉彬被杀，那桐以户部右侍郎的身份，赏加头品顶戴，出使日本“道歉”。1903年擢为户部尚书，不久调外务部充会办大臣，兼领步军统领(也就是九门提督)，管工巡局事。1905年晋升体仁阁大学1905年晋升体仁阁大学士，1909年谕为军机大臣。官制改革后，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授那桐为内阁协理大臣;袁世凯内阁成立，又随奕劻去弼德院，任顾问大臣。

翻看那桐的履历可以发现，他的官路越走越顺，早已成为晚清的贵族。这其中有几个重要角色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奕劻、李鸿章和袁世凯。这三个性格迥异的重量级人物，在不同阶段成为那桐的“大树”，他是如何在这其中左右逢源的?还是得看王学斌的答案。

奕劻是清末最著名的贪官，但凡略有良知的官僚都唯恐避之不及，那桐却甘愿与他同流合污。有一次，清政府发行公债票，要求全国大小官吏按家产多少来购买，多买有赏，少买必罚。奕劻和那桐身为重臣，自然明白朝廷的用意，而且这时无数人的眼睛在盯着他们，不买也不行啊。于是二人私下商议，想出了一个规避之策：奕劻卖掉自己的车马，那桐则直接卖掉了自己的房屋，并且二人在报纸上大肆登广告，做宣传，表示自己为了替国家分忧，宁愿变卖家产，以博取世人同情。

至于跟袁世凯成为好朋友那就更有故事可说了。首先得明白一点，是袁世凯主动来讨好那桐的。那时那桐还在户部任职，没什么名气，袁世凯却“慧眼识珠”，一来欣赏那桐的学识，二来是注意到那桐身后的靠山翁同龢，于是专门登门造访。为了“搞定”那桐，袁世凯每逢节庆便派人送上厚礼，力求用金钱将其喂饱，不过这仅是常规手段。有一次，那桐从日本归国，袁世凯不惜高接远迎，按照迎送外国贵宾的方式破格接待。不仅如此，每逢那桐的母亲生日，袁世凯就一掷千金，出资将京城有名的戏班子请到那府演出。如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袁宫保送洪奎班戏一天以为祝寿，请客二桌。”

这么多年的“关怀”和付出，那桐自然被袁世凯感动。所以之后，在袁世凯暂时离开朝廷回家休养期间，依然对政局了如指掌，那桐功不可没。在这期间，那桐还几次想办法想让袁世凯回来。当然，二者并非真正的好朋友，只是在金钱、权势的诱惑下，暂时结成的政治联盟罢了。

闻名京城的“那家花园”

时间很快到了1911年，那桐在朝廷任职的第26个年头。26年来，他经历了很多也享受了很多，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高官。但随着辛亥革命爆发，许多省份宣布脱离朝廷“独立”，北洋军也提出如果自动退位，皇帝、太后可以留在紫禁城。此时朝廷乱了套，满清贵族们纷纷逃离。那桐也来了青岛，具体故事在后面的文字中会有详细介绍。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那天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昨日呈进皇太后、皇上如意二柄，今日蒙恩赏还。风定天晴，气象甚好。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

清帝退位后，那桐便过起了隐居日子，有时在北京的那家花园，有时到天津的别墅。那家花园在北京东城金鱼胡同，那桐当官后的第二年(1886年)开建，经过三次大兴土木1902年才正式建成，当时以“台榭富丽，尚有水石之趣”闻名京城。如今老北京人提到这里，仍然感叹这位“那中堂”的实力。

在之后的几十年中，那家花园一直是个重要场所。北洋时期是达官显宦举办活动的地方，民国时期则是上层社交的主要场所。1912年孙中山先生来北京时，曾三次到“那家花园”出席欢迎会。第一次是8月29日上午11时，国务总理陆徵祥、内务部长赵秉钧等开会欢迎孙中山先生;第二次是9月3日下午5时，满族同进会与蒙古联合会聚宴欢迎孙中山先生;第三次是9月11日晚间，清皇室设宴欢迎孙中山、黄兴，席间，贝子溥伦致词：“孙黄二君皆今日非常之人，故能建非常之业。”只可惜，再辉煌的建筑也抵不过岁月的洗礼，豪华的那家花园慢慢消失了，如今只剩下一幢小楼房，属于友谊宾馆的附属建筑。

除了北京的那家花园，那桐在天津也有楼房，在这边住够了就到那边住几天。“一九一二年七月置地六亩七分，官邸建筑立即开工，工期仅用了五个月零八天，转年一月入住。”那桐日记中这个入住的建筑就是位于天津红墙道(今新华路)上的那桐旧宅。据说，这栋别墅那桐很上心，设计图得经他同意，很多事情也是亲力亲为。这也展现出那桐的眼光确实非同一般，那时天津租界的很多小洋楼都用院墙和铁门包围得严严实实，唯独那桐来了个开放式的，人们从这里经过时能看到漂亮的庭院和洋气的小楼。

据天津文化信息网上的介绍：“民国初年那桐在此购买地皮盖起一大一小两座楼房，均为德式别墅，原在院内还建有花坛水池。大楼已于1981年拆除，小楼保存完好。”

在北京，已经退隐的那桐也是位有影响力的政坛人物，而在天津，他可以暂时离开这些纷扰，一个人安安静静。他在天津时闲暇时间除了跟姻亲来往，极少跟外人接触，联系最为密切的是庆亲王载振。

那桐有八个女儿

在之前介绍政界的权术之道时，我们多次提到，除了金钱和利益，联姻也是一种重要方式，而有一个儿子八个女儿的那桐更是把这种关系发挥到了极致。那桐给女儿选择的婆家，都是晚清民初政坛风云人物，比如载振、言菊朋、铁良、杨儒、袁世凯等。其中与庆亲王载振之间的亲家关系最为复杂，或许用一句话总结更容易看懂：那桐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孙女嫁给了载振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同时他的五女儿和三孙女嫁的还是父子，姑侄变成了婆媳。

这种复杂的关系，曾经紧紧地把他们绑在同一根利益链条上，而现在，这份亲上加亲的关系却让两位老人成为晚年彼此的依靠。载振的孙女、那桐的外孙女金婉茹(爱新觉罗·毓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讲到，“庆亲王载振晚年住在重庆道庆王府时，极少出门，家里也很少有宾客，唯一经常与他走动的，就是外祖父那桐。”

在金婉茹眼里，外祖父那桐虽然不是皇族出身，但位高权重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晚清的贵族。只是在他的身上，贵族气质跟别人还不一样，比如他没有找姨太太，家中所有人都不抽大烟，能做到这两点在当时混乱的社会实属不易。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距，后人分析，或许是跟家族败落有关。他从一个“官二代”降到普通人，又从普通人一步步踏入官场荣登高位，这种奇迹不是每个人都能创造出来的。

那么，那桐在青岛又发生了哪些精彩故事呢?请您接着往下看。

城市信报记者 宫岩

谭鑫培

位于天津路的谦顺银号

上文我们提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朝贵族高官们带着巨款四处躲避，有的去了天津，有的去了大连，而那桐则将数百万赃银存进青岛德华银行，十一月初九(阳历12月10日)带着家人来到了青岛。这个时间点给岛城文史专家一个新的发现，曾经多数专家认为，在来青岛的120多位逊清遗老中盛宣怀是最早的一个，但目前看来，这个“第一”应该是那桐。

那桐带数百万赃银来青岛

当时的《申报》有这样一条消息：“那桐以数百万赃银存青岛外国银行，那桐与其妻则于初九日上午乘车出北京，赴青岛潜藏。”三个避难城市中，那桐为什么选择青岛?这跟他之前的外交有关。青岛文史专家鲁勇解释说：“八国联军攻陷京师，那桐留京为办事大臣与李鸿章一起与八国谈判，其中就有德国人。”有之前的交情，再加上青岛特殊的地理位置，那桐毫不犹豫地过来了。除了那桐，徐世昌也来到了青岛，清末内阁总共就这两个副总理，无怪乎有人细数来青岛的逊清遗老说，半个清朝朝廷到了青岛。

来青岛后，那桐起初住在天津路上的谦顺银号，这是山东官银号在青岛的代理机构，1905年建成。从照片中看出这是个两层小楼，鲁勇说：“楼下是银号，楼上便是高规格的客房，相当于山东巡抚在青办事处，很多从京城到青岛的高官都住在那里。”

暂时住下后，那桐便去寻求德国人的帮助，看是否能接待他们?对于这位清朝高官，他的到来早已引起德国总督的关注，他向德国总统请示，接待还是拒绝?在征得同意后，让那桐搬到了亨利王子饭店(今栈桥饭店)。鲁勇说：“他只是人在那里住，东西仍然放在谦顺银号。”正如德国人卫礼贤所说：面对中国的革命“德国统治者发现自己正面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该如何对待这样的逃亡者。幸运的是，他们持有正确的态度，始终将保护区向来此寻求避难的所有党派和人士开放，只要他们遵从这里的规章制度。”

现在问题出来了。那时总共有120多位逊清遗老来到青岛，从史料中绝大多数逊清遗老到来的具体时间都能查到，唯独盛宣怀和那桐的时间查不到。此前多数专家认为，盛宣怀是第一位来青岛的逊清遗老。现在，专家从史料中找到了新的线索，那桐是1911年十一月初九(阳历12月10日)来到青岛。如果按照这个时间推断，此时中华民国还没成立，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还没有退位，但那桐已经意识到，清廷已经毫无能力对抗席卷而来的革命风暴，时代被改写的命运也已注定。所以，在这一切没有发生前他就做好了离开的准备。以这个时间点看，那桐才是来青岛的第一位逊清遗老。同样，第一位住进亨利王子饭店的逊清遗老也应该是那桐。

他在青岛生活很低调

不管怎样，这并不影响那桐在青岛的生活，虽然低调得让人吃惊。“恭亲王谋划复辟时，一大帮逊清遗老聚集在一起商讨，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卫礼贤建的尊孔文社吸引了一批逊清遗老，也没有那桐。还有当时热闹的三江会馆，也是逊清遗老的活动点之一，但依然找不到那桐的身影。”鲁勇介绍。那在青岛的那桐究竟在做什么呢?几经周折，鲁勇才找到这些零零碎碎的片段：

那桐和他的福晋(夫人)受到厚待，经常被邀请去德国总督家里做客。一般这种场合中国官员是不能带眷属的，但那桐的夫人除外。以前慈禧太后在颐和园招待外国使节夫人时那桐的夫人也曾参加，见惯了这样的场面，所以她总是表现出贵夫人的姿态，对总督府的豪华并不吃惊。

在北京时，他们习惯去逛瑞蚨祥，听说青岛胶州路上也有一家便坐马车去了。还没到门口，他们就认出了瑞蚨祥，原来青岛的店面和北京的店面十分相似。有贵客到来，瑞蚨祥经理又是端茶又是倒水的，好不殷勤，把店里上等的绸缎都拿出来，等他们选好后，再专门派伙计送到那桐的府上。

他们听说，青岛的顺兴楼是京师鸿宾楼的厨师开办的，去品尝感觉口味果然不错。福晋诞辰，请顺兴楼厨师到宅中打理菜肴，宴请亲朋。

相比较其他地方，青岛平静得多，那桐在这里过得很舒适，他满意地说：“青岛乃今世之桃花源也。”后来有人问那桐在青岛过年感觉怎么样时，他说：“在青岛过年也会放烟花，街上也有舞狮，和京城差不多。”足见他对青岛生活的满足。

“袁世凯玩弄权术，从孙中山手中骗得总统，利用各方势力，一统北方，坐稳了位子。”鲁勇说，这个消息传到青岛，逊清遗老们坐不住了。一次，那桐去徐世昌家打探消息，想问问袁世凯这人到底怎么样?巧的是，刚推门发现庆亲王载振也在里面。其实，他们来的目的都一样，只是徐世昌的回答完全不一样罢了。载振问时，徐世昌回答：“可靠，不忘旧主。”但等那桐也问同一个问题时，徐世昌却不接话了。最终，那桐自己分析，北京已经平定，尤其是袁世凯对逊清贵族、大臣不但不镇压、排斥，而且十分重用，他便放宽了心，取出存款回了北京。在青岛只待了一年。

但是他的判断失误了，袁世凯的野心在1915年爆发出来，他自己当了皇帝，而且对一些前朝老臣下了一条让他们感动的命令(“旧侣，故人，耆硕免予称臣”)，旧侣有七个人，分别是：黎元洪、奕劻、载沣、那桐、世续、锡良和周馥。可是，袁世凯只做了83天的皇帝梦便抑郁而死。

为“清华园”和“清华学堂”题匾

在诸多对那桐的评价中有这样几个字眼“升官”、“捞钱”、“吃喝”。我们抛开政治上的那桐，生活中的他其实是个令人钦佩的文化人。他从光绪十六年(1890年)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36年坚持写日记，为研究满族的岁时风俗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即使1912年7月11日中风自己无法拿笔，还是会以口述的形式让别人代书，之后他再查阅、小改。只是，之前他的日记中出现的是政治、外交、官场，而之后更多的是琐碎的生活细节。比如他在天津住时写道：“一九二零年八月二十四日，天气炎热，自来水几至干竭”“二十六日自来水气味恶劣，现买日本界水吃”。

除了写日记，作为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那桐的书法圆润古朴，也是小有名气的，“清华园”和“清华学堂”的门匾就是他亲笔题写。博主中国书法在《“清华园”门匾凭啥由清代那桐题写?》一文中介绍：“清华园原址为康熙年间所修的熙春园的一部分。道光年间，熙春园被分成东西两个园子，西边的园子起名为近春园，东边的园子仍名为熙春园。咸丰皇帝登基之后，就将东边的熙春园改名清华园了。”

那为何让那桐题写门匾呢?“那桐在辛亥革命后，曾一度出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的校长，故清华园三字就由他题写。”

而到了1909年清政府成立了游美学务处，负责直接选派学生游美，同时着手筹设游美肄业馆。1910年11月，游美学务处向外务部、学部提出了改革游美肄业馆办法。其中提到，因已确定清华园为校址，故呈请将游美肄业馆名称改为“清华学堂”。12月，清政府学部批准了这个改革办法。之后，清末兼管学部和外务部的军机大臣那桐于宣统辛亥年(1911年)为清华学堂题写了校名。我们今天看到的清华学堂大楼大门外，正额“清华学堂”四字即为那桐手书。

那桐给谭鑫培下跪

如果说那桐对写日记和书法只是喜爱的话，那对京剧可以说达到了酷爱的程度，绝不亚于现在的“追星族”。因为喜欢听戏，他专门在那家花园建了个戏楼，取名“乐真堂”，是前后带廊的三卷大北房，屋内东边有方形带柱戏台，上有倒挂楣子，下有栏杆;屋内中间以正搭斜交的半人高木栏板隔开男宾(官客)、女宾(堂客)，成排摆放带靠背的椅子供宾客观看演出。这里还有一则小故事，看完大家就能了解那桐究竟有多热衷京剧了。

那桐担任军机大臣，位居决策中枢，很多人都得巴结他。但有一个群体除外，他们不但不用去巴结那桐，那桐还得低声下气讨好他们。这个群体便是当时的几位京剧名家，其中以谭鑫培最得那桐欣赏。

谭鑫培是京剧史上第一个老生流派谭派的创始人，经常给慈禧太后表演，谭鑫培嫁女儿时，慈禧太后还赐给他一个铜盆做嫁妆。有一次，庆亲王奕劻为福晋过生日，邀请谭鑫培参加，他到来时，奕劻亲自出门迎接，并和他商量：“谭老板，今天能不能请您给我唱个双出?”谭鑫培说：“行啊，但得有哪个大臣给我磕个头啊。”此话一出，谭鑫培以为就没下文了，庆亲王也只能作罢。没想到，对面有个人跪了下来，毕恭毕敬地说：“请谭老板赏脸。”再一看，正是军机大臣那桐。自然，谭鑫培唱了“双出”。自己的偶像在台上表演，“粉丝”那桐光看还看不够，竟然情不自禁站起来朝台上作揖，来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之后，那桐再请谭鑫培来家中演戏时都要先给他请安，他才会赴场。按照清制，大臣对贝勒、郡王、亲王才用行礼，所以民间就戏称谭鑫培为“谭贝勒”，也知道，朝堂里有个痴迷的“谭粉丝”那桐。

1917年3月，皖系军阀段祺瑞在那家花园办堂会，欢迎桂系军阀陆荣廷，邀请谭鑫培助兴。当时谭鑫培已经重病缠身，但依然被强迫来表演。那天，最初定的戏是《捉放曹》，谭鑫培临时改成了《洪羊洞》(取材于古典小说《杨家将演义》)，他用尽全身力气演完了这出悲痛的戏码后，回家七天就病逝了。据说，谭鑫培曾对人说，“当年‘老佛爷’传戏，要是知道我病到那样，也不会叫我去吧!”八年后，1925年农历五月初八，那桐在那家花园病逝，享年69岁。

城市信报记者 宫岩(感谢鲁勇先生对本文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