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祺曾任青岛警备区司令 世人称他"寿公"

2015-03-22 作者：宫岩

馆陶路22号青岛警备区司令部旧址

刘安祺

蒋介石身边有很多能人，像我们之前报道过的李弥、孙立人等，但有一位极为特殊，蒋介石称他为“寿如吾弟”，蒋经国称他为“寿如我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让蒋家父子如此青睐?他叫刘安祺，字寿如，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这个从山东峄县走出去的普通男孩，历经战火考验，一步步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他还当过青岛警备区司令呢。

刘安祺从小爱吃亏

谈及刘安祺的名字，台湾中华齐鲁文经协会秘书长于春珩脱口而出：“他真是个大好人，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都一样对待你。”这种老好人的形象，跟他从小爱吃亏的性格有关。

1903年，刘安祺出生在峄县的义和庄，字寿如，乳名开秦。在那个只有7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有着300亩田地的刘家是大户，后因匪盗横行，他们不得不搬到了附近的韩庄镇。为补贴家用，刘安祺的父亲刘宜德开了一家杂货店，专卖针头线脑之类的小东西，之后生意做大，取名德泰恒。

刘安祺7岁进入私塾，读《千字文》、《论语》、《孟子》等，12岁时又到韩庄镇高等小学继续学习。提起孩童时代，他在《刘安祺先生访问记录》(以下简称《记录》)中说：“小时候很喜欢看小说、听书，但因家教甚严挨了不少骂。”

小时候的刘安祺并不像后来战场上那么勇敢果断，甚至在村里人眼里“老实得有点窝囊”。这是作家李近仁在《刘安祺将军生平》中对他的评价。李近仁在书中这样说：“在韩庄和刘安祺同班的同学很多，每当他们谈起童年时代和刘安祺撕闹取乐的情景，都觉得好笑和不解，刘安祺小时那么老实、窝囊，怎么会率领千军万马，叱咤风云，成了上将军呢?”这其中还讲了刘安祺的几件小事。

刘安祺喜欢发呆，别的小孩在玩，他只在旁边呆呆地看着。老实的为人让比他年纪小的孩子也敢欺负他，每到这时他既不恼火也不还手。有一次放学回家，七八个小孩在后面追他，他只能使劲往前跑，正好碰见老师，老师批评他：“开秦，你这么个大个子，还惹小孩?”刘安祺委屈地解释：“我没惹他们，是他们欺负人。”七八个小孩这才嘻嘻哈哈地散开了。

有人可能认为刘安祺很傻，但并不是这样的，他只是听从父亲的教导“学吃亏”。要先学会吃亏再学会做人，做人要自求多福，不叫人可怜，别处处让人帮助。这三个字伴随刘安祺一生，他自己也在《记录》中说：“当时家里中堂有人写了一个‘学吃亏’的匾……”

刘宜德是个本分人，这么严格的教育方式，无非是想让刘安祺将来能接下自己的生意，成为一名品德高尚的生意人。如果刘安祺没有接触“五四运动”以来的进步思想，没有参加上街游行，或许会实现父亲这个心愿。偏偏16岁的刘安祺已经有颗抗日爱国心，当他把老太爷买的日本草帽烧掉时，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便开始了。

考黄埔军校考官是陈果夫

1920年，17岁的刘安祺结了婚又考上私立山阴中学，刘家双喜临门，只是军阀混战学校受到影响，还没毕业的刘安祺只能被迫暂时回到家中。这种情况最高兴的莫过于刘宜德，德泰恒的生意越做越好，正需要儿子回来帮他管账。只是穿着工作服、站在柜台前的刘安祺心思根本不在这里，不仅做了很多糊涂账，还跟客商起了争执。《刘安祺将军生平》一书中说：“那时韩庄经常是军队过往，军队都使用军用票，军队一走就倒号，成了废纸。刘安祺因站柜台不要军用票，被当兵的辱骂之后还挨了几记耳光，差点惹了大祸。他好心为一位客商砸了一次店保，结果被人坑了，赔了两部缝纫机的款，可把刘宜德疼坏了。”

郁闷的刘安祺想起了历史老师孙树成，孙树成是老同盟会员，也是刘安祺颇为敬佩的人。孙树成曾劝他投笔从戎，去考黄埔军校，受其影响，1924年冬，刘安祺约了几个同学去考黄埔，说是去上海考大学，考不上就回来。《记录》中说：“以勤奋好学，以孙树成先生激赏，受三民主义思想及革命救国理论熏沐，乃奠定投笔从戎志节。时国父委蒋公介石创办陆军官校于黄埔。”

这个决定让刘宜德接受不了，他怎么都想不通一直听话的儿子怎么会有这种思想，本以为结婚成家能留住儿子，现在看来根本没什么作用。刘安祺不管怎么跟父亲沟通，都无法征得父亲的同意。眼看着报名的时间快到了，他不得不央求母亲程氏。最后，还是母亲偷偷给了他40块大洋送他离开。

那次招生，主考官是陈果夫，刘安祺通过了初试，又在全国370位考生中脱颖而出，最终以73名的成绩被黄埔军校录取，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第一次东征，没有丝毫战争经验的他只充当了“挑夫”的角色，负责运送弹药。之后他进入突击队，做为先锋冲在前头，那场战争让不少同学丧命，刘安祺也身中两枪，幸好都打在了雨衣上，侥幸逃过一劫。短短一年中，历经了两次东征和数次战役，到毕业典礼时同学已经少了一多半。那天，北方人粗狂的身躯让刘安祺获得了一次机会。“毕业典礼时，校长(蒋介石)亲自点名，那时我晒得比现在还黑，因为是北方人，身体比别人高大，人也长得粗犷，所以校长特别把我叫出来，问我是哪儿人。当场一共挑了十四、五个同学，准备派我们去当署连长(代理连长)。”

胡宗南“三顾茅庐”

真正的军事生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从见习排长到排长，再从机关枪连连长到步兵连连长，刘安祺在这其中经受了很多。他太年轻，得忍受老兵对他的嘲讽;为了给士兵示范动作，他挑灯夜战做准备;后来到步兵连练兵，他又得天天练习打枪。就在这个过程中，年纪轻轻的刘安祺成长起来了。

1926年北伐，时为连长的刘安祺浴血奋战。有一次追击敌人，一天走了100多里路，走得脚都流血。刘安祺将这段经历写进了《记录》中：“那时我们都穿草鞋，一个月发一双布袜子，长途行军，袜子顶多穿一两个礼拜，所以大家都赤脚。”在北伐战争中，刘安祺随北伐军浴血奋战，攻福建，下杭州，跨湖州，越上海，到镇江，一面打一面追击敌人，一直打到淮阴。

驱云在《功过上将军是非刘安祺》一文中写道：1927年9月的龙潭之役，刘安祺任敢死队长，带着敢死队冲锋陷阵，屡建奇功，一举歼灭孙传芳的精锐，受到蒋介石的赞誉，被提拔为警卫团二营营长，蒋介石到哪里都会带着他。自此，刘安祺声名鹊起。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任团长的刘安祺奉命驰援十九路军，驻守在江湾，靠近吴淞炮台，是日寇飞机炮火最密集的地方。那场战争打得异常惨烈，最后连火夫和通讯兵都用上了，连参谋和随员都战死了。多次与日寇展开白刃战，打得血肉横飞，死伤不计其数，树上都挂着死人肉。在湖沼之地中想找隐蔽都不容易，不得已只能扒开坟墓当掩护，水没及腰身，从那之后，刘安祺患了风湿性腰痛。谈及这场战役，刘安祺说：“我们阻挡了日本人的野心，把我们抗日的士气提高了，也把我们一口气争回来了。”

有勇有谋、顽强拼搏的刘安祺成为令人钦佩的将领，就连蒋介石最宠爱的高级将领胡宗南也曾“三顾茅庐”，请他到西安任职。1939年，到了西安后不久，日军侵犯，潼关吃紧，刘安祺率78师坚守潼关，对阵五个月后，日军被击败撤退。当时，78师属第一战区，朱德是第一战区的副长官，据说因78师对日作战英勇，朱德经常请刘安祺到家里吃饭。

提到与胡宗南的感情，刘安祺曾经说：“胡宗南先生对我有三顾之恩，私人情感可以说很深厚。胡先生过世的时候，从他咽气一直到下棺材，整个过程都是我安排的，墓地的气象很好，所以胡先生的子孙都很好。”

父亲去世蒋介石送花圈

就在刘安祺与敌人浴血奋战时，他的父亲刘宜德每天在老家院子里烧香磕头，求老天保佑儿子平安无事。直到中原大战结束，刘安祺凯旋归来，把父母兄弟一起接到了南京。住着宽敞的住宅，有那么多人伺候，还有卫兵为他们站岗放哨，可刘宜德的心就是踏实不下来。整日提心吊胆，生怕儿子又要出去打仗。

据说，有一次蒋介石举行阅兵，刘安祺一身戎装出门，刘宜德不放心悄悄跟在后面，看那里站着一排排士兵，他的儿子正骑着大马过来，刘宜德以为儿子又要上战场，竟然冲破警戒线扑了过去，拉住刘安祺的马缰绳说：“开秦我儿，咱不干这玩意儿，太危险了!咱家做着生意，饿不着你……”刘安祺感念父亲对他的保护，但自古忠孝难两全，仍然坚守在战场上。刘宜德看劝不住儿子，整天愁眉苦脸，在南京住了半年便去世了，韩庄人说，刘宜德是生怕他儿子打仗吓死的。

1931年，刘安祺带一个营的士兵护送父亲灵柩回老家韩庄，小小的韩庄被轰动了。李近仁介绍说：“德泰恒院里高搭灵棚，开门七天受吊，喇叭鼓乐、旗牌幡伞，大摆筵席、招待宾朋。一街两巷摆满了花圈、帐子。正中第一个花圈是蒋中正敬挽，第二个是何应钦送，依次师、团，各界送的花圈，琳琅满目，数不胜数。”小时候的刘安祺最抵触拜年磕头，如今身为团长的他，在父亲出殡当天见人就下跪磕头。殡后刘安祺留住韩庄数日，向左邻右舍乡亲一一告别，挨家挨户拜访致谢。

父亲的丧事刘安祺办得轰轰烈烈，也算是弥补了生前对他的愧疚。其中，有两件事一直被人称赞：一是出老殡不收礼，光待客。理由是他常年不在家，收了礼怕之后还不上。还有一件事是，无论你是什么人，只要来吊丧就一律待客，7天内不限餐数。那他跟青岛有什么关系呢?请您继续往下看。城市信报记者 宫岩

于春珩(左)、刘安祺(中)、张晓古合影

美国拍摄的青岛外海国民党准备撤退的军舰

馆陶路22号原青岛取引所，最初是青岛警备区司令部，刘安祺工作的地方，而在它旁边的那栋建筑名叫“励志社”，刘安祺和他的下属们曾在这里把酒言欢。1948年，刘安祺奉蒋介石之命驻守青岛，离开前，他准备了两万公斤炸药想炸掉青岛，最终心有不忍，青岛这座美丽的城市完好无损地留了下来。随着刘安祺撤往台湾，青岛解放。

刘安祺的秘书是地下党

1948年7月，刘安祺带着二〇四师进入青岛，担任第十一绥靖区保卫任务，驻守司令部及沧口、李村一带。之后，青岛警备区司令部恢复，蒋介石令他兼任青岛警备区司令。馆陶路22号便是青岛警备区司令部的办公地点，隔壁是励志社，是蒋介石拉拢军人的地方。据说，刘安祺和下属的关系很好，常和他们在这里聊天喝酒。在来之前，刘安祺得到的指令很简单，暂时驻守青岛，等到撤退的通知就马上撤退。但他过来一看，完全没有想象中的轻松。

这个时期，没有战争的青岛一点都不安静。从北平、天津、济南等地逃过来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地主豪绅以及平民百姓，一下子把青岛的总人口从此前的60余万人增加到103万人，这已经给刘安祺背上了一个“大包袱”。再加上从1947年就开始的物价飞涨，满大街都能听到叫卖“大头”、“小头”、“黄金”的声音。很多领到工资的工人不再继续上班，而是拿着钱到市场上兑换，否则可能过几个小时这些钱就变成废纸了。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要求市民不得再私自存黄金，于是又掀起兑换金圆券的热潮，之后金圆券也贬值了，物价再度飞涨，饭店不做饭了、商店也不卖东西了，人们又陷入四处兑换黄金的恐慌中。此时，国民政府又下了一道命令：谁倒卖黄金就是犯罪。泰安路市场本是一个兑换黄金的小市场，偏偏有人就撞到了枪口上。11月份，国民党兵在这里抓到一个倒卖黄金的人，请示如何处理时，刘安祺下令：当场枪毙。这个事件也被人们称为泰安路事件。

就是在这种混乱中到了1949年。不光刘安祺在焦急地等待着蒋介石的撤退通知，地下工作者也在做最后的努力。青岛文史专家鲁勇告诉记者：“当时在青岛有21个属于不同系统不同领导的地下工作者，打入刘安祺身边的就有3个人：刘安祺身边的机要人员张明海、第十一绥靖区总务处任道治，还有刘安祺的秘书任林圃。而在胶东路20号还有一处秘密电台，吴荣森等人负责监听刘安祺的秘密情报。”

有一天，国民党的反特务组织监测到了这个秘密电台，吴荣森等人正在准备撤离时，潜伏在刘安祺身边的张明海送来一封机密文件，那是一封蒋介石的手谕，国民党撤退时间从5月25日推迟到6月2日。这个消息至关重要，他们冒着风险将电报及时发出。

把青啤生产设备运到台湾

其实，在此之前的半年时间，刘安祺已经按照指令，秘密准备撤退，并制定了详细的撤退计划。刘安祺在青岛周边布下三道防线，延缓解放军进攻，为撤离争取时间，同时想尽办法调集运输工具运送物资和人员。当时刘安祺兵力号称十万，实际在8万左右，从青岛撤离的国民党官员及家眷数万人。据刘安祺晚年回忆，当时运载的物资有中纺公司的棉纱，还有一些机器设备，比如青岛啤酒厂的生产线。而价值更高的，当属国民党中央银行青岛分行储备的大批黄金。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运输工具。

根据张蓉女士在《国民党秘密撤离青岛内幕》一文中的介绍：“1949年5月7日，第十一绥靖区司令部成立海上运输管制处，对青岛所有船只实行军管。一是扣押在青岛港的一些商船以供撤离使用，二是防止这些船只到达外海发现他们秘密集结待命的船只。能够发现外逃船只的只有美军军舰。刘安祺也说，只有美国人留了几张照片。”这样，通过扣押、调度共征集到5000吨到2万吨的商船七八十艘，集中在青岛外海的秘密地区待命。

据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从青岛撤离之时，国民党军队将能搜刮到的重要战略物资搬运殆尽。这批根据蒋介石命令从青岛搬运走的物资，对台湾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青岛啤酒厂的生产机械设备运到台湾后，台湾公卖局啤酒厂用其生产的啤酒，就是被称为台湾最畅销的啤酒品牌——台湾啤酒。国民党政府运到台湾的黄金，是台湾上世纪50年代稳定物价和经济发展重要的资金来源。

值得肯定的是，国民党从上海密调两万公斤炸药准备炸毁青岛，刘安祺在众多有识之士的劝阻下，改变了主意说，我是山东人，也想在本地留个好名誉。最后把青岛这座美丽的城市完好无损地留了下来。

刘安祺任“陆军总司令”

蒋介石到台湾后，时刻不忘“反攻大陆”，又是大量购买武器，又是成立反攻行动委员会，在外岛练习登陆以及反攻作业、举行大规模的演习，而刘安祺就在演习中担任“反攻联军总司令”。刘安祺曾说：“当时计划主力在金门对岸的围头登陆，此外，潮汕、青岛都是登陆地点。”

作家朱小平、吴金良在《蒋氏家族全传》一书中写道：为了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蒋在“反攻”前不断对部下进行“反攻”政治教育。政工部门要求士兵要明确“为谁而战”?要有献身精神，并在每一个士兵的鞋上和皮带上都刻上“光复大陆”的字样。蒋介石还从日本购进大量血浆，准备与大陆决一死战。此时，蒋介石不顾70多岁的高龄，多次在阳明山和凤山基地召开军事会议，询问此次“反攻大陆”有无确胜的把握。当时最先问到黄埔学生、“陆军总司令”罗列时，罗答：“没有把握。”蒋介石闻言大怒，立即撤了罗列的职，并改由刘安祺担任。刘迎合蒋的意图，说：“一切准备就绪，反攻圣战绝无问题”。蒋介石大悦，遂下令“三军”集结高雄附近基地，准备从高雄港登船出发。后蒋介石改变主意，由情报机构派遣特工人员偷袭大陆。

据时任台湾“情报局”督察室主任的谷正文在1990年承认，从1961年至1965年4年间，台湾共派出1800余武装特工人员，最后生还了还不到1/3。

郎咸平的父亲曾是他部下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从青岛撤退的国民党军官，其中有一个叫郎丰津的人，他的儿子便是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郎咸平曾经说，父亲是刘安祺的老部下，而且对于这个当了一辈子军人的父亲，小时候的郎咸平心里有点怕。“我爸爸是个军人，他经常在部队里，很少回家，一个月偶尔回家一两次，他看我总是不顺眼，总是找我的错。他的脾气极坏，我和他很难相处。记得小时侯从来没见过爸爸对我笑过，而我对爸爸从小就怀着很深的敌意。”

确切说，郎丰津是1949年加入国民党第26军，也就是刘安祺的部队的，一参军便被授予了上尉军衔。国民党大势已去后，郎丰津跟着刘安祺撤到了台湾。当时从青岛撤离的国民党军队很多，作为最后撤离的刘安祺部队把青岛能带走的东西都带走了。郎咸平说：“撤退的时候每一个军官一般都带一箱子的黄金、白银，但我的父亲这个人特别有趣，他带了一箱青岛啤酒、三块大洋和我的母亲就上路了。”郎丰津在《八十年风雨人生(国民党空军少将郎丰津回忆录)》一书中也提到，当时花八十美金租了一个水手的床位，他带着怀孕的太太坐了11天的船到了台湾，再回大陆就是40多年后的事了。

世人皆尊称他为“寿公”

绿树成荫的金门岛是台湾著名景点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片绿色跟刘安祺有着很大的关系。台湾中华齐鲁文经协会秘书长于春珩是刘安祺的老朋友了，“我随时可以到他府上去，他坐在大沙发上，我坐在小沙发上说话。”他告诉记者：“到台湾后，1958年刘安祺接任金门防卫司令(1958年8月23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炮轰金门”，金门防卫司令胡琏逃回台湾，蒋介石派石觉去金门，石觉哭哭啼啼不敢去，只好派刘安祺去)，他叫人修筑地下堡垒，以确保金门十万军民的生命安全。当时的金门岛光秃秃一片，炮战停止后，刘将军又派人到菲律宾买草种，到屏东县小琉球买树苗，动员全体官兵种树，绿化金门。如今金门岛变为绿树成荫、花木成畦的公园与观光胜地。此乃刘将军当年的远见所致，功不可没。”

曾经有人送给刘安祺这样一副对联：朝士无前辈，三军皆儿曹。说的是，当时政府官员三军将领很多都是他的学生。于春珩解释：“刘安祺将军曾经出任联合参谋大学(简称三军大学)校长，受训学员都是高级参谋和高级指挥官。之后又担任国防研究院副主任，院长是蒋中正。国防研究院的阶层很高，调任的对象涵盖党政军以及部会首长以上的阶层。”足以说明刘安祺在台湾的影响力之大。

在台湾很少有人称刘安祺名字或刘将军，而是尊称为“寿公”，称呼久了还发生很多趣事。于春珩讲了这样一件事：“从前不管是蒋经国、李登辉，还是其他政府要员请客，总会把刘将军排在前几名，到场一开口就喊‘寿公’，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给刘将军祝寿，于是握手的、敬酒的、照相的都来了，弄得刘将军啼笑皆非。”

对于刘安祺，于春珩用了这几个词：“他雍容大度、宅心仁厚、乐于助人，是个大好人。”抗日战争时期，他资助很多山东流亡学生报考军校、出国留学，被乡亲们尊称为“山东人的大家长”;他虽身居高位，却没有森严的阶层观念，跟达官显要、贩夫走卒都可以成为朋友，甚至和计程车司机也可以亲切相处。

刘安祺在台湾的房子名叫“平淡园”，这两个字取自他的人生箴言：人我之际看得平，功名之际看得淡。这一切他都做到了。1995年9月9日晨，刘安祺于睡眠中安详逝世，享年93岁。

城市信报记者 宫岩(感谢于春珩先生对本文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