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主角原型曹克明 领导青岛工人罢工

2015-03-22 作者：宫岩

 

姜文饰演的余占鳌

曹克明来青岛上任的委任状

26年过去了，在电影《红高粱》中，姜文饰演的余占鳌光着膀子，颠着巩俐饰演的九儿走过十八里坡月亮门的那一幕，现在回忆起来仍让60后、70后心头荡漾。余占鳌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在抬轿时爱上了九儿，靠着粗野、狂暴和痴情，成为十八里坡烧酒作坊的男主人。之后，日本鬼子进村烧杀抢掠，他又变身抗日英雄带着伙计们在青杀口伏击日本汽车队。富有传奇色彩的主人公和朴实的故事情节让这部电影一举拿下11项国际大奖，也让小说作者莫言登上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宝座。

26年后，电视剧《红高粱》在高密开拍。您或许不知道，余占鳌的原型是曾经在胶州、高密、平度、昌乐、安丘、诸城一带大名鼎鼎的曹克明，他还当过青岛市委代理书记，后叛变。本期《发现青岛》，就给大家讲讲曹克明的故事。

《红高粱》的主角原型是曹克明

电视剧《红高粱》开拍了，地点就在莫言的老家高密。为了这次拍摄，家乡人早就做足了准备，3000多亩高粱地熟了，一望无垠甚是壮观。

3000亩高粱地、男女主角选拔、莫言的遗憾……电视剧刚开拍，各种宣传卖点不断，似乎向人提前预示着将来的高收视率。而其中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余占鳌这个历史人物其实也有真实原型。

小说《红高粱》开篇是这样一句话：“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看过这部小说的人都知道，这个“传奇英雄余占鳌”就是莫言笔下的“我爷爷”。恰恰是这句话引起了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专栏作家王凯的注意。

“我在阅读潍坊、高密的一些地方史料时发现，1938年4月16日，一支国民党地方游击队在孙家口袭击了日本人的车队，史称‘孙家口伏击战。’这与《红高粱》中‘我爷爷’在‘青杀口’率众袭击日本人的故事如出一辙。”不仅如此，在当地传说中也能找到这个人物的踪迹。根据这些发现，王凯写了一篇文章《〈红高粱〉背后的真实故事》，指出余占鳌的原型其实就是曾经在胶州、高密、平度、昌乐、安丘、诸城一带大名鼎鼎的曹克明，发表在2012年11月15日的《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上。这篇文章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被海内外多家媒体转载。

带领高密农民暴动失败

关于曹克明这个人物能查到的资料并不多。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对这个人物的评价是“极具有传奇色彩”，这一点倒是和余占鳌如出一辙。

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资料显示：曹克明，字世德。山东省高密县人(现属诸城市)。1901年生。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党员。曾任中共曹家郭庄支部书记、潍县县委书记、青岛市委代理书记、山东省临委常委、巡视员等。1930年叛变。1949年去中国台湾。1972年病逝。

为了寻找到更多关于曹克明的资料，王凯曾经找到了上世纪30年代曾在高密县政府当过会计的单明斋，他与曹克明是同学，两人非常熟悉。据单明斋回忆：“曹克明是高密西乡人，先后就读于高密县小、山东省立一中和北京中国大学。在北京读书期间曹克明加入共产党，毕业后受组织委派回乡开展工作，担任了中共高密县南郭庄支部书记。”

在这期间，曹克明做了一件大事，发动农民暴动。事情发生在1928年，南郭庄一带很多地方都成立了贫民会，贫民会是中共山东省委发展的一个秘密组织，主要由贫雇农组成，组织大家在合适的时候进行“抗税、抗捐、抗粮、抗租、抗丁”暴动。处在地主压迫下的农民在这种反压迫的解放思想影响下，纷纷加入进来，一时间贫民会的成员达到200多人。为了进一步壮大力量，曹克明等人又相继在潍河东岸柿子园、西注沟、马家埠等村建立了贫民会组织。眼看着成员日益增多，中共高密县委觉得是时候发动一场农民暴动了，时间就定在秋收季节。

农历八月二十一日晚，暴动开始了。曹克明率领暴动农民抓走了几个地主，分了他们的家产、烧了他们的房子，还当场处决了最大的地主。当晚，他们又在大街上摆下桌子，召开群众大会，成立村政权组织。但暴动很快就宣告失败了，由于思想的狭隘性和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当镇压他们的联庄会到来后，大家一哄而散，各自逃命去了。这次暴动坚持了不到一个月时间，邻庄一位支部书记遇难，贫农们又恢复到此前碌碌无为的生活状态。暴动失败后，曹克明逃离高密，暂时回到了山东省委，之后他将被派往更重要的位置。

曾任青岛市委代理书记

曹克明即将到来的这个地方就是青岛。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在1990年出版的《中共青岛党史讲座》中有这样一条重要信息：“从1927年8月到1934年，七年当中青岛党的市级组织，先后更换了29届，平均每三个月更换一届。其中有十一届市委的任期都在一个月左右，最短的那一届只有半个月。”

之所以出现这种混乱局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自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被屠杀，全国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另一方面，曾在省委负责组织工作的山东早期党员王复元与其在省委担任过重要职务的胞兄王用章，相继叛变投敌，他们对全省的组织状况非常了解，疯狂地破坏党组织。

当时中共青岛市委常委会得到消息，王复元即将来青岛进行破坏。在这种情况下，1929年3月，中共青岛市委常委会改组，由王景瑞、曹克明、解开业组成常委会，并将机关转移到工厂区，以铁路机务段、四方机厂、大康纱厂、钟渊纱厂、码头工人为中心开展工作。4月，青岛市委书记王景瑞调任山东省委特派员，被派往淄川开展党的工作，市委工作由曹克明主持。但这并没有阻挡王复元的“破坏步伐”。据《青岛市志·大事记》记载：“1929年7月2日在济南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刘谦初夫妇等8人由于叛徒告密先后被捕。9日、10日，青岛的省委机关5人又先后被捕。中共山东临时省委在青岛由曹克明、党维蓉、徐宝铎3人组成。”他们一方面要应对“白色恐怖”，另一方面要处理青岛工人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统治，要求改善劳动待遇，举行的全市性大罢工。罢工工人以日商各纱厂、丝厂、木厂、火柴厂、油坊的为主，英商烟厂和中国四方机厂工人也加入罢工行列。大罢工从1927年7月份开始，持续了半年时间，人数超过2万人，在青岛和山东工人运动史上均属空前，被称为“民国十八年大罢工”。

据记载，8月19日至9月5日，中共中央派陈谭秋先后两次来青岛巡视工作。8月21日，陈潭秋在青岛主持召开中共山东临时省委成立会议，决定山东临时省委暂驻青岛，王进仁任书记兼组织部长，党维蓉任宣传部长兼青岛市委书记，曹克明任巡视员，并研究了青岛党的工作和领导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斗争。就是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曹克明来了青岛又离开青岛，待得时间并不长，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给了城市信报记者一个数字：“一个多月。”

被捕后叛变革命

加入共产党后，曹克明一直是个重要角色，很多重要行动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但1930年春天，一切都改变了。

《高密文史资料第一辑》收录了一篇对老党员耿梅村的访问记录《关于高密革命斗争的点滴回忆》，其中提到曹克明到潍县后的事情。他当时任县委书记，一次组织活动被反动派察觉，临时改变计划停止了行动。事后曹克明要回家看看，说家里还有几棵梧桐，想卖掉弄点经费。一回家，便被反动派看了起来，由动摇而叛变。之后，他带领潍县国民党警察逮捕了潍县县委委员于画舫、张子宾等人，使潍县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

叛变革命的曹克明，回乡参加了当地的联庄会。以前他是农民暴动的领导者，现在他参加了专门镇压农民暴动的联庄会。上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名字，王凯解释说：“联庄会是民国年间由地方士绅和地方政府联办的一种保安组织，一般都拥有武装常备队，主要用来防匪防盗，维护地方秩序，保卫乡梓安全。”

当时高密东北乡有很多土匪，他们拉帮结派，在高粱地里神出鬼没，拉驴绑票。电影《红高粱》中，余占鳌抬着九儿的花轿从高粱地里经过时就遇到了带枪的土匪，还被迫解了裤腰带把钱扔进了土匪的黑袋子里。之后九儿被土匪绑走，伙计们凑了3000大洋才把她赎回来。这便是东北乡土匪的典型做法，王凯描述：“如果肚子饿了，就抓两个人，扣一个，放一个，让被放的人回村报信，送来多少张卷着鸡蛋大葱的大饼。吃大饼时要用双手拤住往嘴里塞，这叫‘拤饼’，于是当地人就称呼土匪叫‘吃拤饼的’。”

曹克明没有当土匪，而是利用联庄会拉起了一支队伍，又收编了附近一些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装，手下有了一千多号人马，成了高密一带呼风唤雨的人物。城市信报记者 宫岩

位于高密孙家口的青纱桥

孙家口伏击战纪念碑

电影《红高粱》中伏击日本汽车队，让余占鳌这个土匪头子变成了抗日英雄。在真实的历史中，青纱桥至少有200年的历史，当初在这里发生的那场著名的战役—— 孙家口伏击战，指挥者便是曹克明。此战毙敌39名，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我敌后军民的抗战斗志。随后，日军进行了疯狂的报复，血洗孙家口村南的公婆庙村(现改名东风村)，残酷杀害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136人。而这些日本兵都是从青岛派过去的。

如果说余占鳌是个传奇人物，那作为他原型的曹克明更是有着传奇的一生。

周密部署孙家口伏击战

上图中的这个地方叫青纱桥，是九儿花轿经过的地方，过了这座桥便是电影《红高粱》中的“青杀口”。《酒神曲》中唱道：“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杀口;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足见这里的凶险。据王凯介绍：“其实‘青杀口’的原型就是高密东北乡的孙家口，村头有座石桥，横跨胶莱河，据当地老人讲，这座桥至少有200年的历史。《红高粱》中伏击日寇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即著名的‘孙家口伏击战’。”

我们还是先通过《高密县志》了解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初，为便于胶县(今胶州)、平度两县的日本驻军联系、协防，日军征用高密、平度、胶县等地的民夫40多万人修筑胶平公路。公路修好后，日军每日乘车来回巡逻，路边的树木、牛羊甚至行人都成了他们比试枪法的靶子，经常有无辜村民死在他们枪下。日军恶行激起了当地百姓的仇恨，曹克明决定在胶平公路打一个伏击战，教训一下这帮穷凶极恶的鬼子兵。

当时曹克明担任国民党山东省第八专区保安第六团团长(系国民政府管辖的抗日游击队)，手下有一千多人马，但他们很多都是刚放下锄头拿起枪的农民，没有任何实战经验，曹克明也没有实战指挥能力，想跟鬼子兵打谈何容易?这时，他的军师到来了。王凯介绍：“此人叫曹正直，他是曹克明的族兄，黄埔出身，参加过北伐战争，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华北联络参谋兼十三支队参谋长，当时恰好到曹克明部联系工作。曹克明决定让他留下共同组织一次伏击战。”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他们将地点设在了孙家口。

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分析了孙家口的地理位置：“孙家口曾经属于平度县老七区，后来才划给了高密。它处在平度、高密的交界处，除了一座石桥(青纱桥)附近别无通路。桥面狭长，两端堤高坡陡，形成天然屏障。而为了确保伏击战一举成功，他们还联合了附近的姜黎川、董希瞻、冷冠荣等地方部队共同歼敌。”

孙家口伏击战歼敌39人

一切准备就绪后，伏击战马上就要开始了。关于孙家口伏击战的现场有很多版本，这里我们采用《高密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的文章《孙家口伏击战与公婆庙惨案》，作者名叫于天助，他从1950年起在这里生活了20余年，并采访了几十位老人还原当时的经过。

那时候，每天敌人的巡逻车都会从胶县经过孙家口开往平度，第二天再按原路返回。1938年4月15日，曹克明派人先在这里踩好点，看到巡逻车确实从此经过后，晚上便埋伏在这里，还用铁耙、铁丝做了几个路障。

第二天一早，五辆敌人的巡逻车来了，他们还是一副凶神恶煞的嘴脸，尤其是开在最前面的那辆车，鬼子的眼神透过机关枪虎视眈眈，后面车上的鬼子倒轻松很多，谈笑风生毫无戒备。跟往常一样，巡逻车过了青纱桥后便加速前进，临近才看到前面的路障，再紧急刹车也来不及了，车轮在原地挣扎了几下便陷入水沟，紧随其后的车辆也挤在一起，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

“打”!一声号令，埋伏在附近的游击队员持枪从四面八方冲过来，顿时汽车被炸瘫痪。慌乱的鬼子兵这时才反应过来，躲在汽车底下进行反击，由于游击队刚刚组建，队员们还缺乏实战经验，数人中弹牺牲。情急之下，一位连长带着数十名队员每人抱着一捆点燃的柴禾冲过去，硬是把车底下的日军给熏了出来。这下就简单多了，进入游击队的包围圈，不管往哪个方向跑，都被打个正着。

这次战斗持续了5个多小时。根据于天助文中的介绍：共歼敌39人，缴获轻重机枪各一挺，步枪三十余支，子弹数万发，军刀三把(其中将级军刀一把)，军用地图和机密文件一宗，军用汽车一辆。战利品曾送到当时迁驻在安徽阜阳的山东省政府展览，曹克明部受到了国民政府的记功嘉奖。更为关键的是，在被击毙的39名日军中，有一名中将叫中岗弥高，是坂垣师团来胶东休养兼视察军务的。平度市原文化馆副馆长、民间文学学会会长陈传瑜说：“他是抗日战争以来被击毙的第一个日军中将。”

日军报复酿公婆庙惨案

虽然孙家口伏击战取得了胜利，但在不久之后，便遭到了日军的报复。据高密市档案局的工作人员介绍，当时，人们都以为日军全被消灭了，殊不知还有一个鬼子兵在战斗中藏在一村民家的麦秸里，乘夜逃回胶县城，报告了被伏击情况，并为日军进行残酷的报复提供了线索。

当天晚上，人们仍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曹克明带着战利品回大本营休息。在不远处的青岛，一辆辆日本军车呼啸而出，他们本是驻青岛的日军，接到紧急命令向高密进发。第二天一早，孙家口被日军团团包围，幸亏之前迁出去的村民还没回来，他们只抓到四位行动不便的老人，经过拷打一无所获后，便一把火烧毁了整个村庄。在日军烧毁孙家口之后，游击队连夜将道路掘毁。

据高密市档案局的资料记载，1938年4月25日，一个中队的日军从青岛出发，准备再次血洗孙家口，当走到村边时发现公路桥梁都被破坏了无法通行。本来就在气头上的他们，看到不远处的村庄内有个人影，出现了一下马上就消失了。敏感的日军觉得肯定有情况，便把枪口指向了那里。

那里叫公婆庙，那个人影其实是个早起拾粪的人，看到日军后害怕赶紧跑回去了。但日军可不会去调查这些，拿着机关枪冲进村庄。二十多人刚走出家门就被枪杀，六七十岁的老人被赶到一间房子里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怀孕8个月的孕妇被刺刀挑开了肚子……侥幸逃出去的村民也被日军追赶上，赶到一条河边，架起机枪扫射，扫射之后，又用刺刀把每个倒下村民的肚子挑开。最后，他们将公婆庙全村房屋都放上火，顿时村庄变成一片火海。

仅半天时间，日军屠杀公婆庙村群众136名，杀伤、烧伤70多名。烧毁房屋800多间，牲畜、粮食、农具等损失不计其数。那时该村尚不满200户人家，劫后的公婆庙户户发丧、人人悲鸣。这便是高密抗战史上有名的“公婆庙惨案”。张成说：“公婆庙距离孙家口很近，只有2公里多的距离，为了报复之前的孙家口伏击战酿成的这场公婆庙惨案，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日本侵略军欠下了红高粱之乡一笔惨重的血债。”

死后被人指曾当汉奸

我们再接着说曹克明。在孙家口伏击战后的十年，他接连晋升，1948年，以国民党青岛警备司令部上校高参的身份再次来到青岛，在这里遇到了他的仇人张步云。

张成告诉记者：“张步云也是高密人，当了土匪无恶不作，南郭庄联庄会长曹仲芳率人去捉捕，让他侥幸逃脱。1938年张步云借着抗战之名对南郭庄进行报复，扒掉曹氏祠堂，活埋曹仲芳，杀害曹克明的叔父和亲戚。这个仇恨一直憋在曹克明心里很多年。”

当过土匪、跟了国民党、之后又当汉奸，张步云干尽了坏事。当失去这些保护伞只身逃到青岛后，曾经受他迫害的曹克明等人怎能轻易放过他?他们一起向国民党政府和青岛警备司令部控告张步云叛国投敌、残害百姓的罪行。为避免引起众怒，1948年2月，张步云在青岛五号炮台(海泊河南岸，今内蒙古路和沈阳路交会处)被枪毙，终于了了曹克明心头的一件大事。1949年，他去了台湾，1972年病逝。

这便是曹克明的一生。在他病逝后，还出现了一次风波，有人说曹克明曾经当过汉奸。提出此意见的人叫王豫民，是山东挺进军第十五纵队司令，据说二人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好。

对于这次风波，张成说：“曹克明确实叛变革命，但他没有当过汉奸。当时曹克明一直跟随山东省第八区专员厉文礼，1943年厉文礼被俘沦为汉奸，他的很多部下也都跟随他成了伪军。只有曹克明的部队不为所动，坚决不当汉奸，之后他被任命为山东保安第三十旅少将旅长了。”王豫民发表这篇文章后，曹克明的遗孀找到了他历任军职的很多证件，将其以诽谤罪告上法庭。最终诽谤罪证据确凿，王豫民只好和解，并于1982年5月1日在报纸上公开道歉。

为了进一步佐证，张成从《山东文献》第八卷中找到了曹克明的遗孀曹崔兰芬当时写的辩驳书，原文如下：亡夫曹克明先生，抗战期间曾历任政府军职，在山东地区领导游击部队，与日寇作殊死战，以迄日军投降。抗战胜利后，转任青岛警备司令部、陆军整编七十四师五十七旅司令部、第十一绥靖区司令部、陆军整编三十二师独立旅上校军职，嗣随军撤退来台，于民国六十一年一月廿四日病逝于台湾省立基隆医院。亡夫曹克明先生，…… 对日军英勇作战，坚贞不二，乡人咸知。

城市信报记者 宫岩(感谢张成、王凯先生对本文的大力支持。图片由王凯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