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鲁泊是提督楼首位主人 青岛商人为他立功德碑

2015-12-29 作者：宫岩

很多人都知道，信号山南麓的迎宾馆又叫“提督楼”，是专门为胶澳总督建造的官邸。青岛历史上总共有四位胶澳总督，其中第三任总督奥斯卡·冯·特鲁泊是任职时间最长(历时十年)、军衔最高(海军少将)的一位，同时也是总督官邸的建造者。

为了这座总督官邸特鲁泊煞费苦心。据说官邸的造型是按照德国柏林皇宫建筑图纸的原样缩小10倍来的，而当初选址时，他还专门请了一位风水先生，寻来寻去最终才在信号山下勘定这块宝地。提督楼建了3年，耗资已过百万马克，特鲁泊因此遭到了国会的弹劾。

特鲁泊出身海军

还是先来认识下特鲁泊吧。1854年5月17日出生在德国图林根的卡茨胡特，父亲是一位牧师。然而，他的人生跟父亲的职业没有任何关系。1871年，特鲁泊以士官生的身份加入德国海军，此后便一直跟海打交道。

之后，他的人生是这样的：1871年至1874年西印度群岛、北美和地中海;1876年至1878年西印度群岛、中北美;1879年至1880年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1883年至1886年环球航行。1894年10月至1897年12月，特鲁泊在柏林的海军最高司令部。1897年7月1日，在胶州湾占领事件出现前的4个月，特鲁泊被任命为海军中校。

通过这段介绍，可以清楚地看到，特鲁泊的人生普通、平凡，没有大起大落。

也许，正是这些年跟大海的经历促成了他与青岛的缘分。他担任胶澳总督的时间是1901年，但其实在这之前他已经跟青岛有过一面之缘。

刘宗伟在《胶澳总督特鲁泊即墨辞行》中介绍，强占胶州湾后 ，为了稳固统治以及将“青岛建设成德国在东亚重要的军事基地”，德皇威廉二世开始增派军事力量。1898年1月26日，作为海军舰长，特鲁泊率“克莱菲尔特”号和“达姆施塔特”号军舰，将1155名步兵和303名炮兵运抵青岛。2月11日，他成为胶州地区德军司令。直到4月初，德国政府宣布胶澳为其殖民地，并设立总督府，任命卡尔·罗森达尔为首任胶澳总督后，他才又有了别的工作安排。

与青岛只有短短两个月的缘分。让这位“过渡性临时指挥官”想不到的是，用不了多久，他竟然还会再回到这所城市。

胶澳总督罗森达尔干了不到一年就匆匆离开，成为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位;第二位总督叶世克也在1901年1月份突然病逝。也许因为那段短暂的缘分，特鲁泊被选中来到青岛，这次他的身份是：胶澳总督。临时官邸“瑞典木屋”

1901年6月8日，特鲁泊来了，带着一家人来了。作为德国在青岛的最高军政首脑，他先去参观了自己的官邸“瑞典木屋”。

估计特鲁泊和家人看到这个地方时都蒙了，因为据《胶澳发展备忘录》记载：“为总督由德国运来青岛一个居住用房 ，这是一个可拆解的木板房。”建筑物两层以上的南向和西向部分围以柱廊，看上去像是一座瑞典森林中的度假别墅，因此也被称作“瑞典木屋”。木屋的后面还附建了一座辅楼，这是一座砖砌的塔楼，令小木屋增色不少。虽然木屋看起来有些简陋，但也配备了花园 、凉亭和网球场，以衬托主人作为总督的身份。

其实，特鲁泊已经算不错的了。德占青岛的前两年，军政首脑无专用办公、居住地点，第一、二任总督都住在原清总兵衙门内。直到1899年秋，德国才在今汇泉湾西北岸建起一座临时官邸，供胶澳总督居住。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又为什么叫临时官邸呢?青报网所载《消失的“瑞典木屋”》中有这样一件事：1898年7月2日，《柏林日报》刊出了旅行记者邬尔夫的青岛日记，披露了当时总督副官及驻中国特派员单威廉借代表德国政府负责征购胶澳土地之机，私自违规购买一片山地的详情，这令最早来到青岛的德国移民很愤怒，也令德国国内舆论哗然。这一事件最终的结果是总督府收回了这片土地，并在这里建起了临时性的官邸建筑。这座总督私邸面向维多利亚湾(汇泉湾)，并与单威廉的住宅为邻。

这座总督私邸是在一种准军事状态下完成的，决定了这座建筑的临时性。在德占青岛第三年，几所木制结构的预制房匆匆运到青岛，总督私邸便快速拼装而成。

位置不错、环境也可以，更何况周边尽是些高官，但特鲁泊对这座木屋兴趣不大，声言“总督和他的家眷不能永远住在这里”。所以上任伊始，特鲁泊就开始筹划要建一座真正能体现身份和威望的总督官邸。

青岛市档案馆编研处处长孙保锋在《百年传奇迎宾馆》中分析说：“特鲁泊向往一座堪比香港总督官邸的心情可以理解。一方面，这座临时官邸过于简陋，甚至还比不上上海犹太富豪们的私家别墅;一方面，身染伤寒的上任总督保罗·叶世克就是在这里病逝，这令特鲁泊感到不快。1902年来访的山东巡抚周馥，因为看到临时官邸入口处的十字架，深感不安，认为这种‘不吉’符号不该装到住宅。也许，这更加坚定了特鲁泊迁离这座看似飘摇不定的宅邸的决心。”

新官邸找来风水先生选址

总督下令要建新的官邸。执行者赶紧拿出了设计方案，据《胶澳发展备忘录》记载：“正在设计一座总督府的行政大楼，大楼将容纳直接与总督府打交道的各局处帮所，包括总督住房和必要的会客室。”

这就是最初的设计方案，总督官邸与总督府办公大楼设计在一起。即建筑的前半部分用于办公，后半部分用于起居。这有点像中国古代衙门的格局了，既经济又实用。但这个方案遭到了特鲁泊的反对，原因有两点：一，办公与住房在一起，没有私人空间;二，这么大规模，没有足够的土地，很难将办公室、会客室、起居室有效地结合。

最后的决定是在总督府山(今观海山)南麓建造总督府行政大楼，在信号山东南麓建设总督官邸。从总督府备忘录看，官邸设计者是马尔克，建筑师为德国人施特拉塞尔，施工则由汉堡施密特公司负责。据说，官邸是按照德国柏林皇宫建筑图纸的原样缩小10倍建造的。

方案已通过，可总督官邸却迟迟没动工。为什么呢?孙保锋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直到1905年10月，经过重新选址的总督官邸才在信号山东南麓动工。传说，为了官邸选址，特鲁泊还专门请来中国的风水先生堪舆，寻来寻去最终才在信号山下勘定这块龙兴之地。”

工程超支遭国会弹劾

官邸开工建设时，特鲁泊正在德国休假述职，总督一职由海军上校冯·塞麦恩代理。虽远在德国，但他非常关注官邸建设的事，不仅与建筑师保持着密切联系，还在德国积极落实工程资金，甚至亲自到斯图加特等地定做家具。1906年9月，特鲁泊返回青岛，他往来穿梭，直接督导了总督府邸后期建设。

1907年7月，新官邸正式落成。据孙保锋介绍，这座石 、钢 、砖、木混合体的三层楼，总高度30余米，建筑面积4083平方米，风格独特，气势雄伟。它的工艺要求极为苛刻，前后有4家青岛公司承接施工，都因技术要求太高而被淘汰。听青岛老一辈人介绍，当时的木工制作护墙板、门窗等，只要德国监工在接缝上能插上刮脸刀片，就算不合格，用斧子砍去重新制作。至今一个世纪，整个建筑内没有一件木制家具因质量问题出现裂缝和变形。从材质上说，新官邸就非其他建筑所能攀比。钢材出自德国克虏伯公司，饱经百年风雨从来没有生锈，让许多建筑学家感到惊奇，特别烧制的砖瓦则来自捷成洋行的窑厂，立面则由优质崂山花岗石砌筑。如此华丽铺张的建筑，不仅在青岛，就是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也属罕见。

1907年9月25日，特鲁泊在“瑞典木屋”举办了最后一次招待会，与“这座可爱的老房子”进行告别。10月初，他带着夫人安娜、女儿莎瑞尔、长子海因里希和次子威廉一起迁入了富丽堂皇的新官邸。特鲁泊成为了信号山新总督官邸的第一位主人。

特鲁泊曾在日记中写道“上帝赐予新居”，并对外公布新居造价45万马克。但据说，实际耗资已过百万马克，这一说法后来被载入1922年日本出版的青岛导游手册。无论是45万还是100万，它的造价远远超出预算是肯定的，相对于殖民地紧张的财政收入，其耗资也堪称天文数字。当消息传回国内，帝国国会的议员们自然不会答应。

先是建筑师施特拉塞尔接受了德国皇家总会计署的质询，他本人解释说：“由于时间紧迫，无法准确预算具体的建造费用，所以会导致造价提高。以前认为的由于官邸花岗石立面原因造成超支是不准确的，因为这一费用在青岛只相当于柏林的五分之一……”后来，特鲁泊在官邸完工后突然被召回国，据说就是因为铺张浪费而遭到国会的弹劾。然而，特鲁泊很快就把远在大洋彼岸道听途说的议员大人们搞定，打道回府，继续他为所欲为的总督生涯，直到1911年卸任归国。那以后，关于总督官邸的造价再也没人问起，但是每个亲眼见过这幢奢华豪宅的人都不难想像它吞噬了多少马克。城市信报/信网记者 宫岩

在总督官邸的事情上，特鲁泊确实有些铺张浪费了。但作为任期十年的胶澳总督，特鲁泊在青岛的作为确有可圈可点之处：保住天后宫;建成海水浴场、跑马场、露天音乐台等旅游休闲设施 ;开建基督教堂，兴办德华大学;促成德国在济南设立领事馆、青岛礼贤书院学生可直接升入山东大学堂等。其中最关键的是，与山东巡抚周馥互相访问，使胶澳租借地与山东内地实现“由冲突到融合”。

德国官方的一份报告，曾这样评价特鲁伯和他在青岛10年的总督任期的工作：他为这块殖民地建立了在1900年的混乱之后，各种关系的新秩序，并且解决了为数众多，并亟待处理的难题。他的“伟大功绩”不仅在于建立了内部的行政结构，还在于通过有远见的步骤和对居民愿望的满足，赢得了不仅是欧洲人，同时也包括本地人的好感。

特鲁泊数次访问济南

青岛，被当时的德国称为“在阳光下的德国地盘”。自1897年11月14日占领青岛起，短短5年时间，先后李秉衡、张汝梅、毓贤、袁世凯、张人骏五位山东巡抚都不曾踏上这块殖民地半步。这也让当时的德国当局颇为烦恼。

可就在1902年深秋的一天，意外发生了，山东巡抚周馥竟然要访问青岛。在获悉这个消息时，特鲁泊颇感意外，他在致德国海军署国务秘书蒂尔皮茨的函中说，这是一个“几乎无法令人相信的愿望”。但很快，特鲁泊又陷入困惑，他为什么要突然来青岛呢?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在1926年出版的《中国心灵》一书中回忆：“(这里的中国通)发表见解说，巡抚的访问背后肯定另有企图，他是想对这块德国保护地来个精神上的占有。于是，殖民者都很紧张。”

就在这种复杂的情绪中，12月5日周馥来了。特鲁泊“礼貌周备，供张颇盛”，双方沟通不错，而且促成了德国在济南设立领事馆、青岛礼贤书院学生可直接升入山东大学堂等利好。《胶澳志》称，周馥访青是德占青岛以来，“山东巡抚出巡胶澳之始”。

1903年3月，特鲁泊便趁热打铁进行了回访，他赴山东内地游历，并率员前往济南府拜会周馥。这次，周馥投桃报李，礼遇甚隆。刘宗伟在《1903：特鲁泊抵济访巡抚》中说：巡抚衙门不仅给特鲁泊之行所经州县下发专函“务必优礼相待以重邦交”，而且还制定了详细的经周馥认可的接待方案，“大帅批，此拟可照办”。这份接待方案，周密详实——从迎接、拜会、宴请、阅操乃至参观、游览、送行，整个流程环环相扣;而且，拜会和游览的时间、地点、宴会作陪人员等均一一明晰、落实到人。

这是特鲁泊第一次到济南，这次回访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所以青岛开埠第一份报纸、创刊于1901年的《胶州报》，先后推出《帅节将行》、《都帅行辕记事》、《颂不忘君》、《都帅游历纪程》四个主题，进行了连续报道。

特鲁泊回访的目的不用说大家都清楚，那周馥为什么会突然访青，这次事件又有什么意义呢?中国海洋大学学者朱建君在《殖民地经历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德占青岛(1897—1914)》一书中进行了剖析，开明的山东巡抚周馥对胶澳租借地采取“相维相制”的策略，既维持与德方的“友好”，又制约德国势力在山东的扩张、渗透。这一策略，鲜明地体现在1902年11月28日周馥的奏折中。

实际上，对于拟把青岛建成“模范殖民地”的胶澳督署而言，未尝不是在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况且，德人斥重资修建的胶济铁路、青岛港也需要山东内地这一庞大的经济腹地作支撑。共同的诉求在周馥和特鲁泊的示范互动下，产生了良好的递进效应。至1914年11月德国败于日本撤离青岛前，继任的五任山东巡抚中，杨士骧、袁树勋和孙宝琦均有青岛行踪。期间，特鲁泊也数次访问济南。

诸多史料显示，1907年3月，特鲁泊再访济南，拜会杨士骧。一个月后，杨士骧赴青岛回访，与特鲁泊会晤，并一起出席三江会馆开馆仪式。在特鲁泊陪同下，他还专程考察胶澳海军修船厂、“皇家造船厂”，惊叹于德国先进的造船技术。1910年5月，孙宝琦赴宴总督官邸，因为曾任清政府驻德公使、熟悉德国政体政要、风土人情，他与特鲁泊相谈甚欢。宴毕，还与特鲁泊一家在总督官邸西门前合影。同年11月9日，特鲁泊访问济南，孙宝琦隆重接待……

在双方友好对话机制下，青岛与山东内地的贸易关系得以加强，胶济铁路一批城镇、商埠和特色产业带崛起。

青岛商人为他建功德碑

有人说，是特鲁泊的机遇好。如果周馥访青这事放在其他总督身上也一样能做好。这倒未必，毕竟几位总督的行事作风完全不一样。

第一任总督卡尔·罗森达尔，任期太短留下的特点不是很明确。只知道，在他任期内，驻青德军曾侵入胶州和即墨，他还着手青岛要塞规划和建设。第二任总督保罗·叶世克的标签明确：上任三个月后，抵制胶济铁路修建、矿山开采 、宗教传播的乡民与“拳民”(义和团)汇成一流，兵戎相见、血腥镇压，成了叶世克的新使命。由此，他留下个刚愎、凌厉、动辄以枪炮解决争端的喋血军人形象。

而到了特鲁泊，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将青岛建设成一个具有“商业贸易自由和职业自由”的殖民城市方面。所以，在他到青岛的第三年，也就是1903年，便建成了包括海水浴场、海滨旅馆、跑马场、露天音乐台等一系列旅游休闲设施，吸引了大批欧洲游客前来，为青岛赢得了“东方瑞士”的美名。

有论者认为，特鲁泊任胶澳总督十年，与山东巡抚及地方官员建立对话机制，“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由冲突到融合的人物”。期间，青岛实现了由军事中心向贸易中心的转变，德华大学、基督教堂、观象台新办公和科研楼等一批文化科技设施开建。这一点的确如此，1905年6月，他在回答《每日新闻》记者的采访时这样说，“德国并不谋求在胶州湾建立一个强大的要塞。它仅只是在同日本发生冲突情况下服务于战争，而且即使在那时，由于日本就在邻近，也将不会保卫得很久”。青岛作家李明在《总督特鲁泊》一文中是这样进一步阐述的：“特鲁泊认为，德国追求的是贸易，而在青岛这个向贸易、铁路和航运开放的自由港，一些特许权实质上适用于所有的投资者。他说，在他担任殖民地总督一职期间，他把欢迎外国企业到青岛投资视为一种光荣。”

鼓励贸易，确保了商人的正常贸易往来。再加上，当时有人要拆除天后宫，特鲁泊顺应民意将其保了下来。因为这些，他赢得了本地人的好感。

据文史爱好者王栋介绍：“为了纪念这位总督为殖民地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当时的华商总会自发集资在天后宫内为特鲁伯树立了一座功德碑。这座功德碑为传统的中国式样，碑首为龙头，中间有‘〇命碑’字样，碑体上书‘商民戴德’四个汉字，用以表达青岛的华商对其所在任期间所在工作的感谢。这座中国商人为卸任的外国管理者所竖立的纪念碑，不知道在当时的中国是不是绝无仅有。如果不是，也应该十分少见。特鲁伯总督的功德碑，曾被长期竖立在天后宫的内院，直至德国在青岛殖民统治的结束，关于这座碑的命运，目前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日本占领青岛后，就将此碑推倒。也有说法认为，碑被推倒的时间，是在国民政府北伐胜利之后。”

干预德华大学事务遭解职

特鲁泊是被解雇的，解雇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上文提到的建造总督官邸的事，也有人认为，是德华大学的事。

那是1907年7月，德国海军署国务秘书蒂尔皮茨提出在青岛建立德华合办高等学校的设想，并希望立即按照“政治上的考虑去做”，在青岛“建立一个大型的教育机构”。特鲁泊去做了，两年之后，1909年10月25日，清政府与德国合办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德华大学)开学。

兴办德华大学是件大好事，也确实是特鲁泊的功劳。但此后他想管的事太多了，比如德华大学的办学理念是基础科学教育，特鲁泊却从胶澳租借地实际出发，主张实行实用技能教育;制定校规时，教授们主张学校独立自主和学术自由，特鲁泊却企图施加更多的行政干预……这引起教授们的强烈反对，有人妥协了，也有一些不妥协的教授遭到解职，这引起全体教师抵抗，导致全体教师的罢教。

事情闹到蒂尔皮茨那里，他批评了特鲁泊，并以“他根本上反对这所学校”将其解职。1911年1月27日，特鲁泊晋升为海军上将，这可视为德皇威廉二世对其总督生涯的一个褒奖，也是对其遭解职的一种宽慰。

从1901年6月到1911年5月，特鲁泊在青岛工作了整整10年。除了两度回国度假和述职以外，其余时间均在青岛度过。在这期间，他的军衔也获得了稳定提升，1905年4月3日他成为海军少将，1907年9月17日成为海军中将，1911年1月27日晋升为海军上将。所以他被认为是四任胶澳总督中，任职时间最长、军衔最高的一位(其前后任均领校级军衔)。

1911年5月14日，特鲁泊告别青岛，乘“格奈森瑙”号巡洋舰返回德国，后来在被授予世袭贵族爵位以后退休。1931年，他在柏林去世，终年78岁。 城市信报/信网记者 宫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