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斌曾为李先念助手 青岛人只有他走过长征

2016-01-07 作者：宫岩

提到新四军第五师，大家首先都会想到老师长、原国家主席李先念。而说到这支队伍 ，李先念却说：“新四军五师没有任质斌，那我遇到的困难就大多了，就不会发展那么快 ，那么顺利。”

任质斌是谁?李先念的得力助手，新四军第五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原突围的重要人物……解放后，他曾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等职。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他是即墨人，也是唯一一位走过长征的青岛本地人。本期《发现青岛》，我们就来说说任质斌 。

他的祖父是开染坊的

即墨，一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任质斌的故乡。1915年7月17日，任质斌出生在即墨城南关村一个贫困家庭里。他原名任知斌，字鸿恩 。父亲任玖湘，母亲李桂芳，他是独生子。

说任质斌家庭贫困似乎不是非常准确。因为作为即墨当地一个大姓，任家可是个大家族，比如金代中后期，从汴梁(今河南开封)到高密做官的先祖任福;金代后期被“授千总职，留镇(即墨)海防”的即墨任氏一世祖任贵;还有靠开染坊兴家的祖父任鹏年，还有到法国当华工的父亲任玖湘。任家的兴衰随着时代的变化和这些人的表现起起伏伏，在这其中，对任质斌起到直接影响的有两个人物：祖父和父亲。从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先生提供的《任质斌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

任鹏年是一个出了名的勤劳苦干、善于钻研的人，掌握着一整套染制技术。他在县城南关开了一家染坊，任质斌在少年时代经常听到长辈们夸赞祖父的高超手艺和钻研精神，都说他不单是染行的活计样样做得考究，而且还会用一种“红花”染制出非常漂亮的红布，在即墨城乡特别受欢迎。

靠着染坊，有积蓄有一片房屋，任家衣食无忧。在当时，任质斌也是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高富帅，但偏偏德国人侵占青岛，从国外引进来的各种洋染料严重冲击着中国传统染业。任质斌晚年回忆：“洋货技术高，成本低，价廉物美。这样我祖父开的染坊就不行了，价钱又贵，颜色没有人家的好看，所以销路就被堵塞了。干了几年，不行了，最后破了产。”破产后，任玖湘去青岛谋生，八年后娶妻成家。1915年7月17日，儿子降生了，他的到来让任玖湘欣喜，同时也让他陷入忧愁中，此时的任家已经到了快吃不上饭的贫困地步，拿什么来养活儿子?任质斌两岁时，任玖湘做了个决定，去法国当华工。只是这一走大半年杳无音讯，再加上不断有华工船被德军击沉的消息传来，任质斌的母亲陷入崩溃边缘，她抱着任质斌走到森林里，将绳子搭到树上……“俺娘!”“俺娘 !”任质斌大声呼救，才引人到森林里救下母亲。这是任质斌最早的人生记忆之一，全由苦难和绝望、哀伤构成。

3岁那年，父亲的消息随着来信和汇款一起来到。从这一年起，全家人的生活才开始有所改善。直到任质斌6岁时，父亲从国外归来，他终于见到了这个每天在脑海中想象千百遍的父亲。

全家人搬到了劈柴院

父亲回来了，任质斌终于有机会可以去学习了。那时新式学堂已经兴起，但任玖湘还是坚持把他送进了私塾，并在家里供奉着孔夫子的画像，让他每天上学前向画像行礼。

可能是受到家庭、生活环境影响，小时候的任质斌安静、沉稳，没有天真烂漫也没有撒娇，话很少，喜欢自己坐在那里，思考各种不属于他这个年纪该想的问题。比如在他十岁那年，全家人搬到了最为热闹繁华的青岛劈柴院，父亲在这开了个小杂货铺。住在这栋西式的二层小楼上看着下面的闹市，他竟然问父母：“人为什么要活动?活着是为什么?”这个问题让父母吓了一跳，让他别再乱想。可任质斌就是喜欢关注这些东西，越看不懂越努力去想。

已经有了一定经济能力的父亲，将任质斌送进了很多人羡慕却读不起的教会学校。那里有明亮的教室、与私塾完全不同的授课方式以及各种音乐课、医药室、阅览室等，这既让他感到新鲜，又让他痛苦，教会的思想与他坚持几年的封建思想每天都在作斗争，他不知道应该坚持哪方面，于是一头把自己扎进了阅览室。在那里他开始接触政治类书籍，看到了祖国的软弱，帝国主义的强大，他愤怒、焦灼却又无可奈何。再加上当时发生的“青岛惨案”，路上张牙舞爪的日本兵等，都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冲击。终于在1927年7月，12岁的任质斌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选择，放弃教会学校进入私立青岛大学附属中学班。

初中毕业后，父亲早就给他规划好了人生，去学面点，将来肯定能养家糊口。而此时，任质斌的内心早就往北平飘去了，他要去他一直向往的北平平民大学，去见他的偶像、著名报人邵飘萍。但他不知道，邵飘萍已经被军阀张作霖杀害了，现在的平民大学也不是他在书本上看到的样子，于是他退学，开始自修……

我们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共产党的，也不知道他从何接触?有一个重要的节点是，1932年，他正式成为一名共青团员，1934年入党。他的军旅生涯正式开始了。

曾任《红色中华报》秘书长

1964年，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到安徽视察工作，省委书记向少奇同志介绍几位到场的省领导，当介绍到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任质斌时，少奇同志笑着说“我认识他，他叫‘红色中华’。”

红色中华，这是任质斌军旅生涯中的重要一笔。什么是红色中华?任质斌长子任全胜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解释：“‘红色中华’是红色中华通讯社和《红色中华报》的统称，当时报、社合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当晚，红色中华通讯社成立并发布新闻 ;《红色中华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可以说是《人民日报》的前身。”

1933年，任质斌被调到《红色中华报》，主要搞专访和编辑工作，后来成为秘书长。因为他经常到中央局、中央军委、中央政府和全总苏区执行局采访和收集领导人专题文章，所以能见到中央的各级领导。中央领导有时开玩笑“哦，我们的‘红色中华’到了，今天分派什么任务给我呀?”

当《红色中华报》编辑受到重视，但当时整个办公环境可不行。据任全胜介绍：“1933年，报社是和苏区中央局(即中共中央)共一个伙食单位 。当时苏区的卫生条件和医疗条件都很差，蚊子、苍蝇对人们威胁很大，最常得的病是痢疾、疟疾和生疥疮。报社的几个人经常轮番发疟疾和生疥疮。有一次任质斌生疥疮，从身上一直长到屁股上后来还烂到腿上，流出的脓血粘在裤子上，一走路便钻心地痛。但由于人少事多，又要下部队、跑机关采访 、征稿，屁股上有脓包不敢坐，采访时就站着作记录，回到报社趴在床上编写稿子。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只好找军委卫生部贺诚部长要了一支606注射液才逐渐痊愈。”

据了解，在《红色中华报》工作过的同志中，任质斌工作的时间最长，经他参与编辑出版的《红色中华报》达150多期。

唯一一位参加长征的青岛本地人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非战斗人员和干部获准随军西行的甚少。《红色中华报》获准随军长征的，仅任质斌一人。而且他的长征经历也跟别人的不同，得一路走一路宣传一路办报。

一提到长征，很多人都会先想到两个场景：爬雪山、过草地。对这两个地方，任质斌有自己的亲身感受。

宋霖主编的《任质斌传》一书中记载：“1935年旧历六月初六，任质斌二十岁生日，他在翻越第四座大雪山——打鼓山中度过。这里四五千米，山顶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任质斌极度消瘦，他大口大口喘着气，顶着呼啸的北风，狂舞的雪花，艰难前进，太累了就在雪地里爬行。”

任质斌还回忆了一件惨烈的事：“部队在爬山中途站着休息一会，有个同志离开队列到一边去解手，部队休息完了继续前进，我跑过去喊他快走，那个同志蹲在那里说不出话，只是表情僵硬地冲着我笑，我把他搀起来，刚一松手，他就倒在雪地上死了。”

爬雪山，难!过草地更难，回想在草地中的六天六夜，任质斌晚年回忆：“一望无际的草原，树很少很少，草长得近一米高。我们八九月从那里过，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下雨，草地都是湿的。还有很多的暗沟被草遮了起来，人要是踏上去就很危险。草地没有粮食，带的干粮吃完了，就吃草地上长的一种野蒜。雪山六十里路以内没有人家，六十里路以外才有很少的人家，草地呢，就根本没有人烟。”

这只是任质斌亲身感受的点滴记录。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先生告诉城市信报/信网记者：“任质斌，是唯一一位参加过长征的青岛本地人。”

瓦窑堡会议的记录者、中国红军大学第三科地方工作科科长、鄂豫边区党委副书记、新四军第五师代理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从1932年参加革命，任质斌的脚步就没有停止过。1953年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这一年没吃过一次宴席。

总结他这一生，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对战友真挚、对妻子真心，但对父母，他心中一直有个遗憾：18年杳无音讯。18年后当他看到母亲，多年的思念却化作沉默……

对战友：鄂豫边区并肩奋战8年

“在任质斌心中，始终有一块红色沃土，这就是他曾经战斗过八年的地方鄂豫边区，也是他和李先念共同奋战的地方。”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先生对城市信报/信网记者说。

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9年10月18日。而在这之前，命运已经为他们安排好了一切。

1938年8月，任质斌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和李先念同在一个学校，但并不认识;1939年5月，中央调任质斌到中原局工作。临行前，刘少奇专门找他谈话，要他与朱理治接上头，对应付困难的环境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而在这之前，李先念也曾在奔赴河南“小延安”——竹沟的路上，被担任中原局组织部部长、河南省委书记的朱理治看中，认为李先念明达机敏，懂军事，会打仗，报请刘少奇和中央将其留下。

第一次见到李先念的情景，任质斌后来回忆说：“在河南四望山是我第一次见到李先念，他给我的印象是，瘦瘦的，一看便知是饱经风霜、有生活阅历的人，眼睛有神，看起来很英武，很精干，讲话温文尔雅，似乎还很谨慎。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赵晓泮在《李先念与任质斌：红一、四方面军合作的典范》一文中说，从他们初次相见，一直到1947年8月中央任命李先念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8年中，他们两人就没有分开过。无论是在与日伪顽的艰苦斗争中，还是在中原突围的生死路上，他们始终形影相随，携手并肩，同甘共苦，成为亲密无间的战友。

1940年1月上旬，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组建。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委，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两个月后，朱理治奉调去延安，任质斌代理豫鄂边区党委书记 、军政委员会书记兼挺进纵队政委。1941年4月，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不久，任质斌任代理政委，后又长期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师里没有其他的副职干部，他始终全力支持李先念的工作。李先念对任质斌也很尊重，凡属重大决策和行动，都要同他商量。

在李先念和任质斌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新四军五师这支长期和其他根据地不接壤、孤悬中原敌后、处于日伪顽重重夹击中的部队，在几年时间里，由最初的几支零散小队伍，发展为拥有5万正规军和30万地方武装与民兵的大部队。他们活动到鄂豫皖湘赣5个省的51个县，形成了对武汉的战略包围态势，解放了9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1300多万人口，建立了7个专区、3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成为中共7个独立大战略区之一。当时，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嘉奖五师和鄂豫边区“发展第一”、“独立工作第一”。

而提及这些荣誉，李先念说：“质斌同志政治素养很高，能文能武。他既能领导政治和党的工作，又能指挥打仗，五师的发展离不开他。也可以说，新四军五师没有任质斌，那我遇到的困难就大多了，就不会发展那么快，那么顺利。”这番话，是对任质斌的充分肯定和赞赏。

1991年2月，李先念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质斌是个好同志，先准备一篇文章放着，如质斌同志先于我而去，则以我的名义发表，以表悼念之情;如我先于质斌而去，则作为我对质斌同志的评价。我活着时能够看到，死了亦了却了一桩心愿!”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尚未写出，李先念便与世长辞，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而在李先念弥留之际，守候在他身边的便是任质斌，两位老战友又像回到中原战场。

对妻子：相濡以沫的婚姻

说完了任质斌对战友的情，我们再来看看他对妻子的爱。任质斌的妻子叫胡志学，是河南省新县人，1933年入党。他们的结合，是战争年代由党组织“包办”的，“红娘”就是陈少敏和李先念。

据《任质斌传》记载，胡志学第一次见到任质斌时，他是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代理书记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代理政治委员，他到训练班作形势报告。胡志学回忆：“他讲话很慢，很有条理，按当时的理解，是典型的知识分子领导干部。”没想到，没过多久她就成了这位知识分子领导干部的妻子。

至于这个过程颇有意思，胡志学回忆说：“我1943年在边区党校学习，有一天，班主任夏菲让我跟她去一趟鄂豫边区党委，走了两里路，到了党委办公室后，夏老师就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不一会儿，领导们进来分别找我谈话，第一个就是李师长(李先念)。领导们向我介绍了任质斌这么一个人，包括年龄、名字、职务、战斗事迹等基本情况，最后问我的意见，我也没多想，就说‘服从组织吧!’”

于是，他们就在湖北大悟县白果树湾结婚了。婚礼非常简单，和李先念、陈少敏等几位领导一起吃了顿饭，就算是结婚了。组织上派人从战利品中挑选了一顶蚕丝蚊帐送给他们做新婚礼物。任质斌的长子任全胜说：“父亲和母亲是在战争和工作过程中建立了永恒的爱情，直到父亲去世，他们55年相濡以沫，不离不弃。他们的感情很好，生活中从不争吵。”

的确是这样，胡志学说，“我们的婚姻生活中，我一直把照顾他放在第一位。我们没有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我认为是组织安排我照顾他，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叫他‘政委’，他叫我‘胡同志’。”

任质斌是个工作狂，只要是革命的事比任何事都重要。《任质斌传》中记录了这样两件事：1944年下半年，任质斌率部挺进河南，事先并没有和胡志学商量，只是临走前跟后勤机关交代把她送到卫生部长那里，因为当时胡志学已经怀孕了，分手时也只说一句：“我上前线去了。”1945年3月，胡志学要分娩了，任质斌接受任务要赶到河南前线，毫无迟疑走了，还是李先念的夫人一直陪在身旁直到孩子出生。

对家乡：一年没吃过宴席

1953年1月，任质斌回到了青岛，这次他的身份是中共青岛市委书记。这么多年，青岛发生了太多变化，为了全面了解青岛的情况，任质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约请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进行座谈，还责成市委办公室编写了《青岛概况》。这一年，他几乎所有时间都扑在工作上，《任质斌传》中说，“在青岛一年，任质斌工作非常紧张，每个礼拜都要开几次会，大都是小会。”

稍微有点时间，他就会下去搞调查研究，随时解决遇到的问题。但无论去什么地方，从来不在调研单位吃饭，看完就回来。如果中午不开会，几个人就随便在小吃摊吃点东西，填饱肚子就行。任质斌的秘书曾回忆：“在我的记忆中，在青岛一年，他从来没吃过宴席，更没有接受过基层单位的馈赠。国庆节期间，我们去崂山北九水游玩，北九水有瀑布，还有个疗养院。为了不打扰地方，我们自己带了点吃的。”

胡志学任青岛卷烟厂党委书记，一向苛求自己，让丈夫和孩子喝牛奶，自己不喝，为的是节省点钱，好多照顾公婆的生活。

时间紧任务重，任质斌脾气有时候很急，也让大家无奈。比如一次去济南开会，火车票早买好了，可他还在翻阅带到会上去的有关材料。秘书和司机又不好意思催他，急得不知道怎么办好，等他们赶到火车站，火车已经开了。没办法，只好坐小车往四方站赶，刚到四方站，火车就到了。

这一年，任质斌担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为青岛党的工作、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临终前：可归矣，应无憾

对战友、对革命事业，他比谁都用心，但为了这些他也付出了很多。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先生告诉城市信报/信网记者：“他为了革命事业18年与父母失去联系，后来儿子问他为什么不能利用各种地下关系找一找?任质斌说，那是国家的资源，更不能让同志们为自己的事冒险。”所以直到18年后，也就是1949年他才得到父母健在的消息，但因工作原因，他没法马上回去看望老人，只能让妻子和孩子代劳，1950年才与母亲见上面。

18年没见了，他们反而用沉默诉说着这些年的思念。想起这一幕，胡志学回忆：“婆婆来时，质斌还没有回家，我跟婆婆说，一会你不要叫他，看他认不认识你。结果质斌回来后，他看着她，她看着他，他没喊一声娘，她也没叫一声儿，就这么相互看着坐下了，仍然长久地相互看着，没有一句话，没有一点声音，更没有久别重逢的号啕大哭，或者相拥啜泣。婆婆也真坚强，没掉眼泪。”但之后，每个月发工资他都会马上把钱寄给父亲，没有多余的话。

这就是任质斌，一位在战场的真汉子，一位把亲人放在心底却不爱表达的男人!谈及他的一生，临终前他用了这六个字：“可归矣，应无憾。”1998年12月22日，任质斌在北京去世。1999年1月9日，子女将他的骨灰带回湖北大悟县，撒放在鄂豫边区烈士纪念碑前的两棵雪松周围和大悟县最高的五岳山(西大山)上，让他回到这片曾为之浴血奋战的土地上，回到共同战斗的老战友们中间，永远和大悟人民在一起。

城市信报/信网记者 宫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