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之父”张伯苓三次来青岛 与沈鸿烈是挚友

2016-01-12 作者：宫岩

一个湖北人、一个天津人，非亲非故。他欣赏他的报国之志，他推崇他的教育理念，相识不久成为终生挚友。这个湖北人叫沈鸿烈，这个天津人叫张伯苓。一位是上世纪30年代备受爱戴的青岛市市长 ，一位是“南开之父”，被称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他们的情谊在青岛留下了历史的印记。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曾经先进的青岛教育。本期《发现青岛》，就让我们看看张伯苓跟沈鸿烈、跟青岛的渊源。

为啥离开北洋水师

张伯苓，原名寿春，字伯苓。作为中国著名教育家，他的人生并不是从教育开始的，在1897年之前，张伯苓是一名优秀的海军士兵。

1876年4月5日，他出生在天津一个秀才家庭，16岁进入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是航海驾驶班最好的学生，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18岁进入北洋水师舰队实习。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学业好却无船可开，只能在家闲居。次年，他娶妻结婚，却不料妻子久患痨疾，结婚才五天就去世了。

1897年，他看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一幕：承甲午败绩，帝国主义强盗的协议既成，清廷派大员去山东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张伯苓随舰前往。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清朝的黄龙旗。第二天 ，又降下黄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

张伯苓站在甲板上，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接收和转让仪式，气愤填膺。经过认真思考，张伯苓得出这样的结论：“海军救不了中国!……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欲培养健全的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弃戎从笔!张伯苓回到天津，从严范孙(近代著名教育家)家馆做起，看到这里的学生长袍马褂弱不禁风的样子，马上增加了几项新的课程：跑步、跳高、跳远、踢球。当时没有体育设施，他干脆摆两张凳子，上面架个竹竿，用于跳高。这种教育方式虽然让当时只知道甩着辫子摇头晃脑学习的学子们摸不着头脑，但确实增加了学习的趣味。这就是民办新式学堂的雏形。

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式学校?怎样才能办一所新式学校?这个机会在1903年来了。据侯杰、秦方所著《张伯苓》一书中介绍：“严范孙被袁世凯提拔为直隶学校司督办，成为直隶地区管辖教育的高级官员。1904年6月，严范孙和张伯苓一起，在日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实地考察。回到天津之后，便雷厉风行地开始了筹备建立新式学校的工作。”

张伯苓的教学方式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他要创办新式学校的消息传来，出钱的出钱，出地的出地，1904年10月17日，一所私立中学堂成立了。张伯苓担任监督，总管学校一切事物，从此开始了他投身新式学校教学、管理的漫长生涯。”

张学良为何找不到他家

1904年，他创办的私立中学堂，就是南开学校的前身;1907年，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地，即民间所称“南开”，建成新校舍，改称南开中学堂，拉开了“南开系”的序幕;1919年创办南开大学;1923年，创办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创办实验小学;抗战期间 ，南开与北大清华合组成西南联大，1936年，张伯苓前往重庆，创办重庆南开中学。

如今，我们只看到“南开系”的辉煌，却无法想象曾经创办时的艰难。据李利忠《民国管窥》一文：南开大学创办之初，经费紧张。当时有能力捐款的人，社会声望大多颇为不堪，如政客曹汝霖、军阀杨以德就给南开捐钱，并当上校董。学生因此抗议，喊出“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一类的话，提出南开不能以校董换取捐款，否则有损声誉。张伯苓闻听后回应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张伯苓用他的智慧和幽默，创办南开。

创办教育这么多年，张伯苓究竟经历了多少困难，又是如何创办起了学校，这个我们就不多介绍了。套用他自己说的一句话：“四十多年来，我好像一块石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作片刻停留。一块石头只须不断地向前滚，至少沾不上苔霉，我深信石头会愈滚愈圆，路也会愈走愈宽的。”这不是心灵鸡汤，而是他走下去的动力。

有人说，作为“南开之父”，张伯苓的生活应该也过得不错吧?恰恰相反，了解南开大学历史、了解张伯苓的人都知道他有个最大的特点是，节俭。所以，他说，南开大学是私立学校，不是私人的。关于他的节俭，有这样几件事：

张伯苓给教授们修建了豪华小区“百树村”，小区在南开院内，绿树环绕、宁静幽雅，但他一直住在南开中学后面一条陋巷的三间平房中，身无长物 。有一次张学良去拜访他，汽车在附近转了好长时间 ，最后在那条晒满了羊皮，散发着恶臭的小路上，找到张伯苓的居所，张学良不禁对张伯苓的简朴深表敬佩。

他不肯坐汽车，而是用一辆人力车，还非他专用，所有南开同仁都可以和他分享。有一次开会，服务员问他车号是多少，他随口答道：“11号。”可服务员找来找去也没发现11号车，等他看到张伯苓已经走远的背影，这才领悟“11号”就是步行的意思。

抗战前的30余年间 ，张伯苓为南开系列学校募集了数百万元资金，堪称奇迹。可他每月工资一直是100元，教授的工资一涨再涨，最高的已达300元。

他每次到北平办事，总是住前门外施家胡同一个普通客店，每天房费一元。由于客店的臭虫特多，所以他每次总要自己带一盒臭虫药。

与沈鸿烈成为挚友

推崇张伯苓的人很多，沈鸿烈便是其中一位，欣赏沈鸿烈的人也很多，张伯苓也是其中一位。张伯苓比沈鸿烈大6岁，又一直在做教育事业，他们是怎么相识并成为挚友的呢?

据沈鸿烈侄子沈肇熙回忆，1911年夏，公费留学日本海军学校的沈鸿烈学成回国(在日本期间加入了同盟会)，曾在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海军局工作，而张伯苓与北京海军界人物多有往来，二人得以相识交谈。当张伯苓得知沈鸿烈胸怀建设海军、报效祖国之志，且具灼见卓识时，十分敬重，而沈对张的道德学问、艰苦兴学精神，也推崇备至。沈鸿烈为张作霖所延揽赴东北发展，与张伯苓往来亦未间断。

沈鸿烈对张伯苓推崇到什么程度?沈肇熙说：“我的长兄沈长生升大学时，叔力主报考南开大学，我升高中，叔亦坚决要我报考南开中学，足见叔对张伯苓的敬仰与信任。”

1911年的相识，只是让这二人都互相欣赏，而要发展成真正的挚友，还有重要一点，他们对教育都有共同的期许。沈鸿烈主政青岛后，决心大力发展教育，恳请张伯苓让办学有声有色的南开中学教务主任雷法章来青岛，出任教育局长。同为湖北老乡的雷从此成为沈的左膀右臂，短短几年内青岛文化教育面貌为之一新。

张伯苓的三次青岛之行

因为沈鸿烈，张伯苓曾经三次来到青岛。据曲海波在《“南开之父”张伯苓的青岛之行》一文中的介绍总结如下：

第一次，1932年9月26日到29日，两次演讲。张伯苓代表上海废止内战同盟会由天津赴济南调解山东的韩复榘与“胶东王”刘珍年(驻山东省国民革命军第17军军长)的摩擦冲突后，9月26日 ，又应青岛市长沈鸿烈邀请，乘火车到青岛参观游览。短短4天，张伯苓参观了青岛市立女中、青岛圣功女中、青岛市立中学和青岛社会各机关。其中，在青岛市立中学大操场，张伯苓面向全校师生作了主题为“九一八”国难的讲演，在山东大学也做了讲演。这次他住在文登路上的青岛俱乐部。

第二次，1933年7月12日至15日，参加华北运动会。作为亲临现场观摩奥运会的第一个中国人，张伯苓曾是华北体育联合会会长。1932年，第十六届华北运动会在开封举行时，时任青岛市长的沈鸿烈申请下届华北运动会在青岛举行，张伯苓大力支持青岛申办第十七届华北运动会，他的批复让青岛市第一次承办大型运动会。1933年7月12日至15日 ，第十七届华北运动会在青岛成功举行，张伯苓出任总裁判长。

这次运动会，张伯苓不仅出任总裁判长，在开幕上讲话。两人还达成了一个重要约定：此后每年暑假由南开中学高中部选送一些学生来青岛，随舰到长山岛、烟台、威海等地参观，促使青年学生熟悉海上生活，教育青年学生热爱大海、热爱祖国，激励学生立志投身海军建设事业，保卫祖国海疆。

第三次，1935年7月27日到8月2日，参观李村等地的教育建设。1935年7月27日 ，为出席7月29日至8月2日在青岛山东大学举行的由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主办的体育讨论会，张伯苓再次来到青岛。

除了看望和慰问运动员及工作人员，他还在青岛市长沈鸿烈、教育局长雷法章的陪同下，参观了李村等青岛市的乡村建设，对青岛乡村建设中乡区小学教育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并表示返回天津后，要派有关管理人员和学校学生来青岛学习取经。

上世纪30年代，青岛被称为国内文化重地，这跟沈鸿烈大力发展教育，张伯苓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而提到青岛教育，除了他们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雷法章，“雷法章长青岛教育6年，悉力以赴，绩效斐然”。我们上文提到过，他就是张伯苓的人。城市信报/信网记者 宫岩

“实践教育就是学什么就要做什么，做什么就要学什么。不能净念书，出来了不会做事。”70多年前，时任青岛市教育局局长雷法章就意识到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任职六年，雷法章对青岛教育的贡献历史用了这八个字来评价——悉力以赴，绩效斐然。而大家知道，沈鸿烈是如何“挖”到雷法章的吗?只因一面之缘。

南开中学一面之缘

雷法章，1902年出生，湖北汉川县人，武昌文华大学毕业。他的简历很简单：1924年任天津南开中学部英文教员，不久升教务兼训导主任兼代男女中学部主任。光看这个，大家不可能对他留下什么太深刻的印象，但如果加上后面这句就不一样了：在张伯苓开办的学校当老师 ，且担当大任。张伯苓看上的人自然有过人之处，哪怕只一次，也被沈鸿烈发现了。

沈鸿烈是如何“挖”到雷法章的?跟沈鸿烈的侄子沈肇熙有关。根据沈肇熙回忆：“1932年夏，叔(沈鸿烈)因公由青岛去天津，顺便到南开中学看我(那时我在南开中学读书)和拜访张伯苓校长，适逢张伯苓因事外出，由南开中学教务主任雷法章出面接待，并陪同参观南开中学。此次会见，叔对雷法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钦佩张伯苓知人善用。雷法章稳重有为，举凡学校的教学措施、管理规章、发展规划，张伯苓悉委雷法章负责办理。故南开中学成绩斐然，闻名全国。时叔在青岛市市长任上，正力图发展青岛市中小学教育，见雷法章认真负责、脚踏实地，十分倾心，特滞留天津，候张返校。及张返校，叔畅谈其发展青岛市教育事业的计划，并恳请张伯芩大力支援，继而提出了拟请雷法章任青岛市教育局局长的愿望。张伯苓甚受感动，当即面允。未几，雷法章到青岛就任。事后张伯芩就此事对其左右的人说：‘ 当今之世，像沈鸿烈这样为国为民的市长，能有几人?!’”

就是这么简单，没有提前打听，不用再回去好好想想。沈鸿烈雷厉风行地“挖”到了雷法章，他看上的不仅是雷法章自身的教育水平，还有他身上所带的“南开精神”。

在沈鸿烈的支持下 ，雷法章迅速开展了各项工作：扩建第二中学，增设郊区小学，计百余处。沈鸿烈及时进行视察，对已取得的成绩，予以嘉奖，未竟的计划，督促实现。雷法章在写给南开一位校友的信中说：‘沈公治事待人，善于指导，勤于检查，知人善用，确有伯乐之识。’”

为青岛教育费尽心思

提到上世纪30年代的青岛，很多人对当时的教育印象深刻，更对雷法章竖起大拇指。沈鸿烈的老部下 、青岛海军学校毕业的李连墀，曾亲历沈鸿烈主政时期诸多大事，他说：“沈先生在青岛市长任内，最大的成就是改善了教育。推行普及教育，厉行‘村村有校’政策。不但是普及教育，更是实践教育。当时教育局长是雷法章，他到我们海军学校演讲，曾说实践教育就是学什么就要做什么，做什么就要学什么。不能净念书，出来了不会做事。所以，青岛教育非常成功。”

“中国最后一个大儒家”梁漱溟曾经为了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在多地进行“乡村建设”研究，其中以他在山东邹平创办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最为出名。据《梁漱溟的青岛往事》一文中介绍：“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办得有声有色，引来无数关注。时任青岛市教育局局长的雷法章曾专门带人到邹平进行考察，回来之后大受启发。1933年，当时的青岛市长沈鸿烈专门邀请梁漱溟、马寅初等人到青岛对当地的乡村建设提出指导意见。梁漱溟十分高兴，借机在青岛宣传他的乡村教育理论，并且在青岛成立了李村、九水、崂山、夏庄、沧口、阴岛(今红岛)、薛家岛等七个乡村建设办事处以及灵山岛分处，并和青岛市教育局拟定了乡村教育规划，即每一个大村建有一所小学，每一个小村有一所分校，政府出钱实行强制义务教育，上学不要钱，适龄儿童不入学还要被罚款。

说到这件事，青岛著名文史专家鲁海老先生深有感触，他说：“我记得到了上世纪80年代，还有代表在全国两会上提议要改善乡村教学环境，说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大多数农村小学都是‘黑屋子，土台子’，屋子里没窗户，教桌都是用土坯垒起来的。而青岛上世纪30年代的农村小学都已经是大瓦房、玻璃窗并且实行义务教育。这都是梁漱溟乡村建设教育理论获得的成果。”当然，这也是雷法章带人到邹平考察的结果。

如果说沈鸿烈对青岛教育有所贡献的话，那么，教育局长雷法章功不可没。雷法章在职六年，建树良多。在创建与扩建公立小学基础上，完善了城乡公共基础教育体系，奠定了青岛本地师范教育基础。《青岛教育纪事长编》称，“雷法章长青岛教育6年，悉力以赴，绩效斐然”。

他被蒋介石派去“观察”

雷法章在青岛干了六年，之后他的人生是这样的：1935年，抗战军兴，雷法章随军转移，从事敌后工作，初任山东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继又兼民政厅厅长。1940年，改任农林部政务次长。1942年，调任内务部常务次长。抗战胜利后 ，转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1946年，又调任考试院秘书长。1950年6月，出任铨叙部(人事行政主管机关)部长。

1945年，他参与了一件大事——外蒙古独立。我们先通过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吕文利的《被斯大林改变的中国边疆》了解下事件背景：

“外蒙古原本是中国的领土。外蒙古独立真正成为事实，还要从1945年的斯大林说起。1945年2月4日，二战临近尾声。时任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举行雅尔塔会议。美国人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联在远东出兵，好处是可以得到外蒙古。这一提议正中斯大林下怀。斯大林罗列了出兵中国东北的条件，第一条就是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即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1945年2月11日，《雅尔塔协定》就这么签订了。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8月14日，在蒋介石授意下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外交部长宋子文拒绝签字并提出辞职，王世杰接任外交部长，代表国民政府签署了这份条约。条约既成，之后的事情就无可挽回了。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 ，蒋介石派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

但这次，蒋介石给雷法章的任务是“只是观察，不得干预，也不要发表任何言论。”“观察”的情况是怎样的?1981年3月，雷法章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奉派赴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经过》一文中，有如下解释：

“法章为政府派往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代表。而非‘监督’投票之代表。监督者，有指挥纠正投票工作之权，并有判定其是否合法之责。而参观者，仅有观察其实际情况，详实报告政府之使命。……法章之任务，属于后者，且奉派之后，迭次晋见先总统蒋公，即当时国民政府主席。奉谕……关于投票一事，只宜细心观察，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

“观察”这场公民投票实际上已经毫无意义。外蒙古被苏联控制了长达20年，反对者都被肃清，国内早就苏联化了。投票结果显示，在49万合格投票人中，百分之九十八赞成独立。

雷法章沮丧地回到重庆，向蒋介石递呈了外蒙古“全民公决”的情况记录。蒋虽有不满，但毫无办法。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发表公告，承认外蒙古独立。

三人共沉浮

这就是张伯苓、沈鸿烈、雷法章三个男人之间的事情。1946年，沈鸿烈处于半赋闲状态，张伯苓向蒋介石举荐沈鸿烈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未几即被任命。1948年，沈鸿烈辞去浙江省政府主席职务 ，张伯苓又向蒋介石推荐其任考试院铨叙部部长。沈鸿烈本人对此职虽毫无兴致，但得知可与张伯芩、雷法章(张伯芩时任考试院院长，雷法章任考试院秘书长)相处，欣然赴任。

如果说沈鸿烈和张伯苓之间是互相欣赏，那二人对雷法章则有知遇之恩。

或许，沈鸿烈的人格魅力感染了雷法章，青岛之后，雷法章一路追随沈氏，一起宦海浮沉，直至一起飘零、凋谢于台湾。 城市信报/信网记者 宫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