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黛玉出自潘金莲？ 铁路局长阚铎还是红学家

2016-01-14 作者：田野

说近代青岛的历史，肯定绕不开使其成为交通枢纽的“一港一路”。这个港，自然就是青岛港，这个路，也就是胶济铁路。胶济铁路连接济南与青岛，是山东的一条经济 、军事命脉，最早由德国人修建 ，一战时期被日本人占有。直到1922年2月4日才交还中国。

自胶济铁路收复以来，围绕着对这条铁路的控制，中央和地方势力真可谓绞尽脑汁，铁路局局长走马灯一般变换，往往干不到一年就了事。可偏偏有一位局长不信邪，来青岛上任之后施展霹雳手段，想要把铁路牢牢攥在手里。结果，他局长的位子非但没干长 ，还引发了近代青岛历史上大规模的罢工。这个人就是阚(kàn)铎。

阚铎其人 ，因胶济铁路而与青岛结缘。虽其本职工作是搞交通，但对建筑、文学亦颇有研究。今天的《发现青岛》，我们就来聊聊他。

从“交通系”说阚铎

阚铎(1875年～1934年)，字霍初，号无水，安徽合肥人，日本东亚铁路学校毕业。1924年12月31日，阚铎被任命为胶济铁路管理局局长，准备结束这里管理混乱的局面。

阚铎何以能坐上胶济铁路一把手的位置?这固然跟他的专业学识有关，但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身后的派系背景。看了近代史就会发现，在中国，一个人单凭专业修养是很难在政界混出局面的。阚铎之所以能到胶济铁路履新，还得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其背后的“交通系”就是他的大靠山。

“交通系”这个词，仅照字面来看，此政治派系应该是交通系统的人。问题是，交通系统的人怎么能对一国政局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这不得不从中国畸形的政治生态说起。清末搞新政，建立邮传部，交通系统初建，此后逐步演化成四大领域，即铁路、航运、电信和邮政。这其中，航运多为私营，邮政和电报电话又不普及，唯独铁路一项，日渐壮大。青岛市档案馆编研处处长孙保锋在《胶济路风潮——“交通系”阚铎与地方角力》中说，晚清时，铁路收入占到整个邮传部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五。相比之下，本应管理全国财政的度支部(即现在的财政部)收入只有邮传部的五分之一。交通系统的实力和财力可见一斑!民国成立交通部后，不仅继续掌管全国铁路，而且大举外债、控制财政大权，更有代行国库职能的交通银行作为金融后盾。交通部遂成为北京政府最重要的部门之一，也是职员待遇最好的机关之一，以交通部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被称作交通系。

交通系内部也有纷争，有新旧之说。旧交通系以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叶恭绰等为首，最主要的后台是英美;新交通系的领军人物则是曹汝霖、陆宗舆等人，主要靠山是日本。特别是曹汝霖，他身兼交通总长、交通银行总理等要职，位高权重，势力逼人。许多旧交通系的人物开始见风使舵，纷纷投到曹汝霖的门下。阚铎本是旧派人物之一，但对新派也投怀送抱，可见其人之圆滑。王吉的《晚清交通四政的发展与交通系的形成》中有这样一件事：当时有个新交通系的干员叫丁士源，在就任京绥铁路局局长之后单独向曹汝霖报告，请求京绥铁路的收入留在铁路局自行调用。曹汝霖予以批准，但叶恭绰表示这样做违反常规，不能同意。然而丁士源的背后有曹汝霖的巨大身影，不把叶恭绰的指责放在眼里。叶恭绰于是派阚铎为京绥铁路局副局长，试图利用阚铎来监视丁士源。阚铎任职京绥铁路局副局长之后，不但不监视丁士源，反而与丁士源交情日益深厚。也正是通过这层关系，阚铎在新旧交通系中都有朋友，在交通部中“向占重要位置”。

这样一个八面玲珑的阚铎，实在是管理胶澳铁路的不二人选。因为胶澳铁路这块“肥肉”自收回之后 ，向来为中央和山东地方势力所争抢，彼此互相拆台，搞得混乱不堪。阚铎有背后的“交通系”做靠山，于是准备在胶济铁路管理局局长任上搞一番大动作。

上任三天撤换山东籍干部10多人

阚铎在来青岛上任之前，想必对他的几个前任的经历早有耳闻。从首任局长赵德三算起，主政者刘堃、邵恒浚、李钟岳等，几乎没有能干满一年的。说到根本原因，无外乎是中央和地方的派系争斗所致。他以外省人身份主管胶济铁路，还没上任，就中了“派系争斗”的暗箭——1924年12月31日，交通部任命阚铎为胶济铁路管理局局长的电令一下，山东和青岛立即掀起抵制浪潮。阚铎背后有交通系大佬撑腰，并没放在眼里。1925年1月5日下午两点，阚铎抵达胶济铁路局正式就职。

阚铎有自己主意，他准备玩玩“釜底抽薪”之计。他自知在青岛没有根基，山东地方势力随时准备跟他找麻烦。据孙保锋介绍，干脆和江苏籍的副局长朱庭祺组成一个南方系阵营，共同对付山东籍地方派。说白了，就是把不听话的山东人通通裁撤掉。上任第二天，阚铎开始大洗牌。他拿出交通部当日发来的撤换职员的电令，一天之内将胶济铁路局7位处长换了3位 ，明眼人一看就知，电令中的名单早在北京时就已拟妥，是阚铎精心布置的一盘棋局。第三天，阚铎变本加厉，将山东籍的课长、段长撤换10多人。这下子，阚铎可犯了众怒了。

先是山东省议会议长宋传典领衔的工商各界人士致电阚铎，称阚氏“接事伊始，将重要职员，凡籍隶东省者，悉行更换”，“专事排斥鲁人”，对于阚氏新政，“鲁人一息尚存，绝不承认”。青岛总商会也与省里声气相通，致函胶澳商埠督办温树德，称阚铎和副局长朱庭祺两人“植党营私，破坏路政”，必须将两人迅即停职，由商埠督办公署派员接管胶济铁路。就连日本人办的《大青岛报》也出来点名道姓：“阚铎任免员司之不公——办事勤能者皆撤换，贿舞弊者皆提升”。

面对这样的舆论态势，阚铎依然态度强硬。他首先承诺“自今沿线司员决不妄加更动”;其次，花钱买平安，给员工发双薪;要求职员“必须一体遵守路规，不准发生鼓动风潮”。可山东人是好惹的?2月7日，山东省议会议长宋传典等严正要求交通部撤换阚、朱二人未果后，向全省商界发布罢运动员令;山东籍胶路职员集会决定全体罢工。如此政治态势，阚泽不能不走。2月7日晚8点，阚铎带随员60多人潜回北京，从此与胶济铁路诀别。

2月8日子夜12点，也就是阚铎逃走的第二天，“胶济全路停车，人货一律停止”，史无前例的胶济铁路大罢工大罢运正式拉开序幕。关于罢工的情形，《申报》的报道是罢工“场面非常之大”，铁路工人用枕木和钢轨封锁了铁路线，司机熄灭了炉火，各站、段工人全部停止工作，未开出的客、货车一律不许开出，开出的客、货车开到哪里就停在哪里，不再开动。一句话，胶济铁路全线瘫痪。

阚铎虽走，副局长朱庭祺还在，他决定跟地方势力死磕到底。山东人不是罢工吗?他一方面号令江浙籍员工继续工作，一方面聘请日管时代任职胶济铁路的日籍人员50多人代替山东籍员工开车作业。可事有凑巧，8日夜间从青岛开出的一班列车停在了高密，车上人员与路警发生争执，结果路警开枪，死伤数人。本来朱庭祺聘请日本人就遭人反感，这下子更给了山东人以口实，青岛、济南各界人士多次集会，要求当局拘捕朱庭祺，这样朱庭祺也败下阵来。

最终，山东军务督办郑士琦派山东兵工厂厂长李钟岳代理胶济铁路局局长，这场胶济铁路争夺闹剧才算暂时告一段落。

四方机厂大罢工

阚铎上任才一个月，就在青岛引发一场大罢工，直到他离开，罢工依然持续。其实，这场罢工固然有地方势力借工运以自重的成分存在，但中共青岛市委的领导也是罢工得以顺利开展的原因。据《中共党史人物传》记载，中共青岛市委书记邓恩铭合理利用派系斗争领导了工人罢工。

当时罢工的风声传出之后 ，邓恩铭急忙赶到四方机厂，召集党支部成员和工人积极分子20多人，在私立培育小学开会。邓恩铭向与会的同志们分析说，仅仅由铁路工人罢工，势必因战线过长而显得力量分散，只有在四方机厂发动声援罢工，配合铁路沿线的斗争，才能以强大的声势迫使铁路局向工人低头让步，从而取得罢工的胜利。他要求到会的干部：行动必须迅速，铁路一罢工，机厂紧跟上!

邓恩铭一面按决议在铁路工人中部署罢工斗争，一面派机厂支部书记傅书堂带领几个积极分子去同山东地方势力派的两个处长商谈工人参加罢工事宜。机厂支部其他党员和赤色工会干部则依照邓恩铭的指导，一起活动，立即在厂里组织了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和宣传队，并把复工的条件在工人中广泛宣传。2月7日夜，邓恩铭又赶到四方机厂，秘密召开了特别会议，对独立罢工进行了周密部署。2月8日夜12点，胶济铁路全线大罢工开始了 ，四方机厂的罢工紧跟而上。直到胶济铁路全线恢复通车，四方机厂罢工还在继续。最后 ，厂方答应了工人的诉求，才恢复生产。

在四方机厂工人罢工胜利的鼓舞下，从三月起，日商六大纱厂18000名中国工人相继罢工。最终引来山东军阀张宗昌，胶澳督办温树德镇压，工人当场死难8人，重伤17人，轻伤无数，75人被捕，数百人被通缉，3000余名被遣回原籍，是为“青岛惨案”。在“青岛惨案”的第二天，上海又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五卅惨案”。以“青沪惨案”为导火线，一个更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起来了 ，这就是“五卅运动”。

主政胶济铁路被轰下台之后，阚铎先后出任临时参政院参政、国民政府司法部总务厅厅长、粤汉川铁路参赞等职务。因他晚年就职于伪满洲国铁路系统 ，为日本人做事，因此他的名字在各类文献中基本是一笔带过，无法还原其为铁路系统所做的工作。

倒是在建筑、文学领域，他的一些成绩时时被人提及。照理说，这两个领域并非阚铎的主业，但他兴趣所至，反而做得有声有色。在建筑领域，他堪与朱启钤、梁思成等大家比肩;在文学领域，他是个红学家，更是开《红楼梦》与《金瓶梅》比较研究之先河。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阚铎的另一面。

他是红学家，说林黛玉脱胎于潘金莲

说起“红学”，源流颇多，各成一派。因一本书和一个作者而形成一门学问，在中国也是少见的。阚铎也喜读《红楼梦》，并有专业的研究著作问世，今人多将其归为“索隐派”，“索隐派”与“考证派”是两个对立的“红学”派别。

平心而论，阚铎的成名作《红楼梦抉微》算不上索隐文献，因为索隐派重在考据《红楼梦》本身的故事隐情，如“清世祖与董鄂妃爱情”说、“清康熙朝政治小说”说、“雍正夺嫡”说等等。阚铎则是拿《红楼梦》跟著名世俗小说《金瓶梅》作比较，很有些比较文学的意味。

阚铎的《红楼梦抉微》，约四万字，先在北京《社会日报》副刊上连载，1925年4月由天津大公报馆汇编印行出版。红学界大都对这本书持批判态度，红学家郭豫适说它“是《红楼梦》研究史上最腐败的著作之一”，因为它把《红楼梦》“诽谤成为一部‘淫书’”，认为《红楼梦》从《金瓶梅》“化出”，《红楼梦》里的人物是《金瓶梅》里面人物的“化身”，《红楼梦》里面的事件故事是《金瓶梅》的事件故事的仿写或续写。阚铎到底是怎么比较这两本书的呢?说来有趣。《红楼梦抉微》采用随笔类的形式，共列169个标题，有文155篇。其中大多都是对《红楼梦》和《金瓶梅》两书关系的比较思考。

据朱萍的《对<红楼梦抉微>的再思考》称，阚铎认为，“林黛玉即潘金莲。颦儿者，言其嘴贫也。一部《红楼梦》，林于文字为最长;一部《金瓶梅》，金莲于诗词歌赋无所不能。盖林曾从贾雨村读书，此外并无一人曾上过学;潘亦于七岁往任秀才家上过女学，为《金瓶》各人所无。又谓林能自己裁衣，于他人并未明点;盖潘乃潘裁之女，九岁入王招宣府，又能为王婆裁缝寿衣。”“黛玉葬花即指金莲死武大，瓶儿死花二而言。瓶儿原从金莲化出，故花二之死，与武大异曲同工，其所葬之花，并非虚指，即花子虚也。”他就这样把林黛玉变成了潘金莲，把黛玉葬花这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变成《金瓶梅》中的丑恶事件。

阚铎还认为，“尤二姐是瓶儿。贾琏之偷娶尤二姐，凤姐谓有国孝家孝，家孝即指瓶之丧夫未久 ，而西门又几遭不测也。”甚至连刘姥姥，阚铎也在《金瓶梅》中找到原型，那就是清客相公应伯爵。“红之述刘姥姥云，不知从何处说起，借一个人为全书线索 ，即刘姥姥是也。然则全书以清客作线索矣。故终《红楼梦》，刘姥姥皆有关系。金之开头便述十兄弟，而应伯爵即已登场，自后时时露面，直到终篇。故红特点明‘外头老爷们有清客相公陪话，我们也用一个女相公’，此刘姥姥清客帮闲之证据。”

阚铎为何坚持认为《红楼梦》就是《金瓶梅》的翻本呢?据他自己说，“不佞自悟澈《红楼》全从《金瓶》化出一义以来，每读《红楼》，触处皆有左验，记以赫蹄，岁月既淹，裒然成帙。”实际上，他存在着先入为主的观念，自从认定“《红楼》全从《金瓶》化出”之后，一读《红楼梦》就能从里面找出跟《金瓶梅》关联的桥段。这也就造成了《红楼梦抉微》一书语多荒诞的尴尬局面。

当然，阚铎的研究也并非都是穿凿附会。阚铎在本书中也做了一些严肃的考证，尽管篇幅不大，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红楼梦抉微》对后来的研究者也产生过有益的影响。俞平伯先生就肯定并进一步阐释了阚铎关于“《红楼梦》的主要观念‘色’‘空’，明从《金瓶梅》来”的说法，并说：“近人阚铎《红楼梦抉微》一书，虽不免有附会处，但某些地方却被他说着了。”

他是建筑史家，中国营造学社元老

除了是个红学家之外，阚铎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建筑史家。

说起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古建筑的人都应该知晓。它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由私人兴办，并首开中国传统建筑学术研究先河的民间学术团体，其创始人是旧交通系的朱启钤。1930年2月，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朱启钤在北京宝珠子胡同7号自己的寓所内，发起成立中国营造学社。据《中国营造学社：中国建筑之魂》一文介绍，学社成立初，朱启钤用“营造”而不用“建筑”二字，有兼容并包的考虑，他希望学社不局限于建筑一体，所有工艺类的艺术，比如彩绘、雕塑、染织、髹漆、铸冶等等，都囊括其中，甚至一些民俗民歌，朱启钤也立志“旁搜远绍”，其目的就是要彰显建筑与文化之关系。

阚铎是营造学社的元老。一开始在学社工作的职员，除朱启钤之外，只有三人，其中就包括阚铎。他之所以能以非专业人员身份加入学社，全仗自己深厚的古文功底。1919年，阚铎曾校勘清代涨潮的《幽梦影》，是古文的行家里手，又热爱研究金石，于是受到朱启钤关注。营造学社以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为宗旨，主要从文献和实物调查两方面进行。学社成立初期侧重于文献研究，朱启钤因此特聘阚铎任文献主任。

阚铎在营造学社成立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曾为编纂《营造辞汇》而赴日本访问，撰写《营造词汇纂辑方式之先例》、《参观日本建筑术语词典编纂委员会记事》等学术论文。其最大的贡献在于参与校订了有宋代天书之称的《营造法式》。《营造法式》是中国第一本详细论述建筑工程做法的官方著作。对于古建筑研究，唐宋建筑的发展，考察宋及以后的建筑形制 、工程装修做法、当时的施工组织管理，具有无可估量的作用。但是文中有大量术语，再加上经屡次辗转传抄，错漏难免，今人想要读懂相当困难。朱启钤认为这样珍贵的古籍一定要尽可能使之更为完善，因而委托版本专家陶湘及阚铎、傅增湘 、罗振玉等搜集各家传本译注并校对，为此“时阅七载，稿经十易”，最终于1925年付梓刊行。除此之外，阚铎还撰有《仿宋重刊〈营造法式〉校记》。此文贡献颇大，为后世确立了营造学文献校勘、取舍的原则和方法，发凡起例，可谓营造学社文献研究的开山之作。

除了埋头于文献研究，阚铎还参与古建筑的实地考察。他同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一大批古建筑学者，曾先后前往全国15个省份的220多个县，测绘、调查、拍摄了2000多座建筑。许多现今名扬海内外的珍贵古建筑，如应县木塔、蓟县独乐寺、赵州桥等，均由中国营造学社首先发现其价值。

有了朱启钤运筹帷幄，营造学社日渐兴旺。造就了梁思成、林徽因等一大批青年才俊，不少政商名流也在此挂名，其中不乏张学良、前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叶恭绰、中兴煤矿大股东张文孚这样的政界、商界要人。可就在营造学社最火爆的时候，阚铎却在“九·一八”事变后，脱离学社。他之前一直主持的“源流甚远、训释甚艰”的《营造词汇》一书遂无人能接，朱启钤深以为憾。

出任伪职，晚节不保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阚铎退出了中国营造学社，因他早年在日本求学，加上政治上的原因，他最终投身伪满，走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对立面，成为了历史罪人。

阚铎这步政治上的错棋让他晚节不保。既是投敌之举，他的一切活动也都被描绘成龌龊不堪的勾当。不少关于阚铎的生平记述，只提到他“赴满洲任伪奉山铁路局(奉天至山海关)局长兼四兆铁路局局长”，并没有详加记述。倒是王新英在《四平北站，从未忘却的抗争记忆》一文中，提到了阚铎在东北的行踪。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通过借款等方式先后在南满铁路两侧修筑了四条铁路，分别是吉长铁路、吉敦铁路、四洮铁路和洮齐铁路。1922年1月15日，山东人马龙潭出任四洮铁路督办，监修四洮铁路郑洮段筑路工程。当时的奉山铁路局局长兼四洮铁路局局长阚铎和副局长郭则泌主张将该段铁路修筑工程承包给日本人开办的大仓株式会社，企图从中渔利。马龙谭坚决反对，他说：“将筑路权益拱手让给外国人，其实质就是卖国。”最终在马龙潭的坚持下，铁路分段自修，筑路权回到了中国人自己手中。然而，1931年12月1日，“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与四洮铁路局局长阚铎签订《四洮铁路借款及经营合同》，攫取了该路经营权。可见，阚铎在伪满洲国所为，大抵都是卖国行径，其中真假，后人难辨。

1934年，阚铎去世。特约撰稿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