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光曾来青岛隐居 宁阳路因他又名赃官巷

2016-01-21 作者：田野

说起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有着“活曹操”的称号 ，跟袁世凯拜过把子，被慈禧认为是李鸿章的接班人。但说起他的弟弟，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他的弟弟名叫徐世光 ，正是我们本篇的主人公。

活在哥哥徐世昌的光环之下，徐世光似乎很少为今人所注意。其实他也一样不简单，没有哥哥的狡诈权谋，也没有哥哥在官场上的人际关系网，徐世光的官一样做得风生水起。他在山东历任多职，只不过他官德差，为世人所诟病。

辛亥革命后，徐世光隐居青岛，后来徐世昌也来了，兄弟俩一起住在曲阜路8号，也就跟青岛结下了不解之缘。

徐世光是徐世昌的弟弟

徐世光(1857年—1929年)，字友梅，号少卿，河南省卫辉府(今卫辉市)人。说起家世，有些书上写徐世昌 、徐世光兄弟是“高干子弟”，这多少有夸张成分。其实从徐世光的祖上算起，做过官的也就两位。他的高祖徐诚曾任河南南阳知县;祖父徐思穆，任河南中河通判，在卫辉府安家，都是一些地方上的小官。徐世光的父亲徐嘉贤倒是年少有为，17岁时就敢于和太平军搏杀，勇冠三军，战斗中身负重伤，严重损害了身体健康，25岁那年就死去了。这一年徐世昌六岁，徐世光不过四岁而已。真正让徐氏兄弟一生受益的其实不是他们的家世，而是他们的母亲。可以说，没有母亲刘氏的认真教育，就不会有两兄弟的显赫前程。徐世光的母亲刘氏乃是清朝著名的文学家刘大櫆之女，刘氏自小耳濡目染，温柔贤淑，深明大义，在丈夫去世之后，肩负起整个家庭的重担。据温菲菲《民国课堂：军阀总统》一书记载，为了支撑家庭的吃穿用度，刘氏先是做针线活，补贴家用;后来实在支撑不住，就变卖自己的珠宝首饰，直到家中已再无可变卖的器物。这些钱都用在哪里了呢?全都用在徐氏兄弟的教育上。原来刘氏虽然是个女人，可是气度非凡，一心要光耀徐家的门楣，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两个孩子的身上。为了让两个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她宁可节衣缩食，也要给孩子请最德高望重的先生。每当两个孩子要去上学的时候，刘氏总要不厌其烦地叮嘱他们认真学习。两个孩子放学回到家，她也要屡次叮嘱他们温习史书。有时候，为了陪他们读书，刘氏也常熬到半夜，实在熬不住了，竟手托额头睡在桌旁。可以说，刘氏在两个孩子学业上所下的苦功，一点不比两兄弟少。

其实，徐家不是没有改善家庭条件的机会。当时，鄢陵县的知县、徐世光的叔曾祖徐士醇多次派人找到刘氏，提出要把他们母子三人接到鄢陵。可每次都被刘氏拒绝了，她推辞说：“万万不可，我们家经历了极盛而衰，如果现在接受别人的接济，孩子们没有经历过艰苦的日子，将会碌碌无为，那我们徐家就再也没有复兴的一天了。”听了这话，徐士醇再也不多说，只是感叹“汝苦心持家教子 ，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1868年，河南卫辉府下了一场大雨，这场雨持续了一个月左右，徐家的房子因为年久失修，房顶不断漏雨，书房的墙壁坍塌，无奈之下，徐世昌只好停止读书，开馆授业，赚钱养家。徐世光也跟着哥哥到处游学，广交朋友。

至此，徐氏兄弟开始踏入社会。可以说，童年的这段苦难经历是徐氏兄弟一生的宝贵财富，他们后来一个做了民国总统，一个做了山东大员，这些都跟母亲刘氏早年的悉心教育有着莫大的关系。

徐氏兄弟双双中举

在游学的过程中，一个在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富家子进入徐世昌 、徐世光兄弟的视线，这个人就是袁世凯。

时为1879年，袁世凯还没有到天津小站练兵，后来的北洋系也无从谈起。袁在河南陈州闲居，办了两个文社，每天召集一帮文人雅士吟诗作对。偏巧当时徐世昌在淮宁县(今河南淮阳，属陈州管辖)担任文职，两人偶尔谋面，谈了几句时局，结果越谈越多，一发不可收拾，后来竟然成了八拜之交。

三年之后，袁世凯帮了徐氏兄弟大忙。原来这年正是顺天府乡试，徐氏兄弟却因囊中羞涩，无法参加。在古代，科举是贫寒士子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这可愁坏了徐氏兄弟。危难关头，袁世凯挺身而出，大手一挥，奉上白银100两，解了两兄弟的燃眉之急。徐氏兄弟凭借袁世凯的资助，得以顺利到顺天府应试，也是天公作美，徐世昌 、徐世光双双中举，徐家终于有了出头之日。

在这次乡试过程中，还有一件奇事被很多文献记载，那就是徐氏兄弟求签算前程的故事，读来颇为有趣。原来徐氏兄弟试毕后，功名心热，得失这念梗在胸中 ，有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有个好友就给两人出谋划策，据中国台湾著名作家高阳《红顶商人胡雪岩》一书记载，此人还是胶州人，叫柯绍半。柯绍半说，琉璃厂吕祖祠的签最为灵验，建议两人去求一签。这样徐世昌到了吕祖祠，抽得一签，曰“光前裕后，昌大其门庭。”他还不解何意。直到榜发，徐世昌中试一百四十五位举人，徐世光中了第九十五名举人，名次靠前，他才顿悟，这不正是“光前裕后”的意思吗?

徐世昌还由此得出结论，虽然徐世光这次名次靠前，但真正能光耀徐家门楣的还是他徐世昌。后来果不其然，这次乡试之后，两兄弟又参加了两次科考。徐世昌第一次未中，第二次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而弟弟徐世光均未中，还真应了“昌大其门庭”。

从此之后，这兄弟俩算是跟占卜、求签、扶乩等迷信活动结了缘。徐世昌一生信奉吕祖，在私宅中塑有吕祖神像，每天都亲自烧香、叩头，顶礼膜拜，到晚年越发执著。徐世光呢，晚年尤其热衷于道教活动，是很多道会的领导，大力推广扶乩等活动。

袁世凯杨士骧提拔徐世光

两次科举考试皆不中，徐世光和哥哥徐世昌在仕途上走到了岔路口。徐世昌于丙戌(1886年)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徐世光呢，也在同一年通过另一途径当上了官，那就是捐纳，又称捐官。

有史料说徐世光是“贿买”的官位，这话有待商榷。实际上，捐纳和贿买还是有本质区别的。简而言之，捐纳是政府允许的合法行为，贿买则是私人卖官鬻爵，是不合法的。捐纳，就是士民向国家捐资纳粟以取得官职。在清代，这是和科举相互补充的一个重要制度。既有例捐，也有常捐，且统一管理，明码标价。捐纳的钱物统一收归国库，捐纳的人则有机会获得官职。

照理来说，捐来的官并非科举正途 ，很容易受到同僚的奚落。但到了清朝末期，捐官已经很正常了，不少官吏都是通过这一途径上位的，也就没了什么不好意思之说。徐世光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捐官，分发山东，授知府衔，坐了几年冷板凳。谁想后来却顺风顺水，遍历山东各要害部门，成了当地的大红人。原来这里面还是离不开人情世故，据青岛市十大藏书家、原青岛市博物馆副馆长王桂云介绍，提拔徐世光的正是他的老朋友袁世凯。

1900年3月，袁世凯任山东巡抚，由于同徐世昌关系密切，将徐世光补为青州知府，接着调任济南知府。1902年底，周馥当了山东巡抚，他没买徐世光的账，因为徐世光有名士习气，并且多病，谓“道府为全省官场枢纽，非可卧病者能治理”，故勒令开缺。1905年1月，杨士骧为山东巡抚，他与徐世昌同亲袁世凯，且是同年翰林，便对徐世光极为优待，让他代理济东泰武临道及粮道，任河防局、营务局等要差。这个“济东泰武临道道台”，管辖济南、东昌 、泰安、武定四府及临清直隶州，乃管辖山东省约三成地面的一把手。据说，当时徐世光有“二帅”之称。所谓“二帅”，就是说山东巡抚称大帅，徐世光仅次于巡抚。后徐世光又于宣统元年(1909年)简授登莱青道道台，辖登州府、莱州府、青州府和胶州，还兼东海关监督，为山东各道中第一优缺。

他“识破”德国人阴谋

值得一提的是，徐世光在登莱青道台任上还干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破坏了德国人干涉中国路权的图谋。据刘愉《清代末年，烟潍铁路动议修建》一文披露，胶济铁路建成之后，德国殖民者的贪欲并没有满足，企图借《胶澳租借条约》牢牢掌控山东的路权。中国人商办修筑烟潍铁路的方案一提出，他们就百般阻挠。个别见利忘义的官员，竟然瞒天过海，暗中与德人勾结。1909年春，烟台人赵德涵呈送报告，称已有股金400万元，呈请清政府邮传部立案审批。邮传部随即批转登莱青胶道道台兼东海关监督徐世光，详加核查。徐世光派人调查，发现赵德涵并非殷实之家，且行踪不定，疑点重重。再细追究，发现了其中的猫腻。原来，400万元股金为赵德涵的亲戚李德顺掌握。李德顺系津浦铁路北段总办，这些股份是他暗地里从德国人手里“募集”的。

不久，李德顺营私舞弊、糜费巨款之案又发，被革职交刑部严办。之前，李德顺夫妻已经加入了德国籍，其妻慌忙找到德国驻华公使，与清廷交涉。交涉结果，李德顺得以轻判，只是撤职查办。他随即携带大批赃款，与妻子逃往德国，最终逍遥法外 。德国人想借此暗中操控修筑烟潍铁路的图谋，也随之破产。

在登莱青道台任上，徐世光干了能有两年多，就摊上事儿了——辛亥革命爆发。当时，南方各省已经纷纷宣布独立 ，北方的局面也变得动荡起来。时任山东巡抚孙宝琦，忠于清政府，不想反水。革命党人只得武力逼迫清吏就范，烟台成了山东第一个发动武装起义的城市。

徐世光就这样被起义军打得灰溜溜地躲到了青岛。在青岛，他跟哥哥徐世昌一样，一度摆出拒绝出仕的姿态，可最后也没能抵御住官位的诱惑。

英国人护送徐世光来青岛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中国南北方的反应不大一致。南方数省几天之内就纷纷倒戈，宣布归附革命。北方诸省则按兵不动，对清政府表示死忠。这里面，山东的态度尤为坚决。

时任山东巡抚孙宝琦，长着一双圆眼，留着长须，从外型上来看，不像政客，倒像一位学究。可是，八国联军侵华时，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路上马车陷在泥里，孙宝琦第一个脱掉官服，光着膀子给老佛爷推车。1911年11月13日，山东独立大会举行，面对各界代表近万人，孙宝琦强硬表示：“吾为朝廷守土，土不能守，惟有死耳。即不死，亦不能率领诸君独立。”当时革命党人决定武力逼迫孙宝琦就范，孙勉强宣布山东独立，可独立了12天就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取消了。不过，山东也有个别城市例外，比如烟台。

就在山东召开独立大会的前一天，烟台却爆发了武装起义，这也使得烟台成为辛亥革命后山东首个发动武装起义的城市。据说当时有18个革命党人聚集烟台，号称“十八豪杰”，正是这18个人打跑了徐世光。据陈潇在《烟台打响辛亥革命“山东第一枪”》中说，11月12日晚，李凤梧等“十八豪杰”聚集在《渤海日报》社，商讨起义大计。最后决定兵分三路：一路驰往东山海防营，劫持海军管带董保泰，夺其军权;一路由孙嘏臣、王耀东带人攻占登莱青道台衙门，捉拿道台徐世光;一路去大清银行，放火助威。部署既定，大家歃血盟誓，决心夺取胜利。

问题在于当时起义军的军备条件有限，枪支并不多。根据《中共烟台地方史》的记载，起义者分别携带十三太保枪一支、手枪五六支。没有枪的怎么办呢?就用了很多土办法，用手帕包着苹果装作炸弹，包着小笤帚当做手枪。还别说，这一招还真唬住了徐世光。当晚，第一路军直扑海防营，队伍行进途中，挥旗大呼：“革命党大军来了!”守岗警兵纷纷逃遁 。遥见海防营内火起，起义军即在大油桶内点燃爆竹，鸣枪奋臂疾呼，声如巨雷，气势浩大。起义军闯进董保泰室内，胁迫他交出兵权。董保泰只好将部队点齐，随义军袭攻道台衙门和其他官署。第三路军前往大清银行放火助威，并用电话召集东、西炮台警卫队整队进街，城内清军纷纷弃枪躲藏。徐世光听闻哗变，且声势浩大，潜逃至海关税务司英国人梅尔公馆里，后由英国人护送到青岛。

这样，革命党人未经战斗，便取得起义胜利。13日，烟台革命党人以“十八豪杰”的名义，致电上海都督陈其英，报告烟台独立经过，宣布成立山东军政府。次日，改称山东烟台军政分府。

宁阳路曾经叫“赃官巷”

1911年11月，徐世光在英国人护送下来到青岛。

当时的青岛是德国租界，在徐世光之前，早有不少满清大臣来此避难。因为初来乍到，还没有求田问舍，他们大都住在铁路旁的泰安路与巡捕房的泗水路之间的一条小巷里。这里旅馆众多，条件也不错，很快就聚集了一大批逊清遗老。这条小巷，就是现在的宁阳路。可在当时 ，它的名字颇为奇特，叫赃官巷。

赃官巷的名字几经沉浮，德占时期叫西普林茨叶街，日占时期改为椎南町，后来才叫宁阳路。可在数十年里，老百姓都叫它赃官巷，而不知其本名。究竟为什么叫赃官巷呢?清末法部侍郎、书法家王垿的女儿王世棽曾说，当年这里近火车站，有些旅馆，那些落魄的巡抚、总督、军机大臣们来青岛之初，许多人暂住于这里的旅馆，因为是清朝的官，被称为“清官巷”，但清朝的“清”，与历代人们称廉洁的官为“清官”的“清”两者是一个字。有的百姓说：“什么清官巷，是赃官巷。”从此，赃官巷的名字就不胫而走了。

赃官巷里住的都是赃官吗?肯定不全是，据青岛著名文史专家鲁海先生分析，赃官巷的得名，主要拜两个人所赐，一个是杨士骧，一个就是徐世光。

鲁海先生说，清朝末年，从光绪十七年到宣统二年，这18年中山东竟然换了13位巡抚 。在山东任职期间，张曜被认为是清官(青岛建制也与他有关)，为治黄河他吃住在堤上，并死在堤上，百姓称为“张青天”。毓贤被称为“酷吏”，《老残游记》中有描写。而杨士骧被称为“贪官”、“赃官”。他自己喜欢挥霍无度，一味铺张。中枢各官推荐的人都应允升官，送钱照收，送礼笑纳，任意封官，使山东多了许多官员。因而全省吏治腐败，民不聊生。青岛虽被德国人占领，仍多是山东人，对他多有怨恨。另一个徐世光，是徐世昌的弟弟，曾在山东当官，民愤很大。

赃官巷叫出来后，对于像王垿这样洁身自好的文人来说，住在这里是一种耻辱。他不愿和遗老们为伍，赶忙从这里搬走。这个路名却一直流传了下来，后来越传越广，连一些官方材料都管这条街叫赃官巷。在1928年编纂的《胶澳志》中，我们还能找到“赃官巷”的名称。赃官巷的名称普及到什么程度呢?《大中日报》社上世纪30年代在这里办公，当然报纸上印的地址是官方名称宁阳路，这在当时反而使有些市民不知道这家报社在什么地方。直到近几十年，大家才渐渐忘却这条街的本名，而称其为宁阳路。

徐世光后来搬到曲阜路8号

住在赃官巷被人戳脊梁骨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儿，不多久，徐世光就搬到了曲阜路8号。这是一幢典型的西式洋房，离斯泰尔修会圣言会会馆、砖瓦商卡普勒的安娜别墅和一家知名旅社很近，并且和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是对面邻居。后来，徐世昌也来青岛隐居，就和弟弟住在了一起。

徐世光到青岛的时间比徐世昌长些。徐氏兄弟命运不一，此时的心境也大不相同。徐世昌是袁世凯的智囊，一手把袁世凯推上了大总统的宝座，他之后来青岛隐居，后人认为不过是做一种不忘前朝的姿态而已，并非真打算长期住下来。徐世光没有哥哥的眼光，初来乍到，整日和一群逊清遗老混在一起，倒很有一份愚忠。两兄弟初见面时，徐世昌已经剃掉了辫子，这让徐世光老大不高兴，不顾情面地数落徐世昌说：“弟官不过监司，犹感激大清恩遇，守首阳之节，兄宰辅三公，何以遽忘先朝，而作出山之计吗?”徐世昌不加可否，一笑了之。

在青岛的两年里，徐世昌和徐世光倒也怡然自得。两人都有些文人雅兴，登山作诗，自然不在话下。可时间长了，徐世昌终究按捺不住。要知道，一直处于高位的人，是闲不住的，一闲下来太难受。这段时间里，“宋教仁被刺案”发生了，国民党失势了，袁世凯的位子坐稳了。这时候请徐世昌出山了。面对袁大总统的邀请，徐世昌仅仅扭捏了一小下，就欣然同意了。那么，徐世光是怎么做的呢?这在张鸣《共和中的帝制》一书中有所记载：徐世昌的弟弟徐世光是个真遗老，觉得哥哥受清朝这么大的恩，位极人臣，居然要出来做民国的官，实在不成话。徐世光出来苦劝，一边说，一边抱住徐世昌的腿痛哭：“大哥啊，难道你忘了清室对你的皇恩浩荡吗?你前年还亲口说过‘不忘清室’，言犹在耳，怎能当成耳边风?当年议和之时，你曲从袁谋，已为人所议;如今再为袁世凯效力，将来有何面目见先帝于九泉之下?”徐世昌一句话也不说，也陪着哭，哥儿俩哭了一夜。第二天，哥哥还是跟着前来劝驾的人，上火车走了。 徐世光就真的对前清死忠吗?也不尽然。后来徐世昌做了国务卿，明白弟弟静极思动的心意，便向袁世凯提出令徐世光督办濮阳河工，隆其体制，优其经费。命令一下达，徐世光就剃掉了辫子，接受了官职。

据王桂云先生介绍，徐世光担任督河，仍盛设前清时的威仪，如同河道总督一样。据说，徐世光在濮阳之役，所获尤丰，家成巨富。竣工后，徐世光定居天津，致力慈善事业，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可是，当徐世光在天津病危时，徐世昌去探望时，徐世光泪流满面地说：“自知旦夕永诀，惟清风两袖，将以举家累大哥矣。”徐世昌安慰说：“有老兄在，毋以身后为忧。”徐世光就说：“如是弟先行一步了。”

1929年，徐世光病逝于天津。徐世昌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按规矩过继了弟弟徐世光长子徐绪直为继子。特约撰稿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