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恩洪以“干实事”著称 私立青大就是他建的

2016-01-26 作者：宫岩

有一个人，12年“跳槽”8次，从湖北军政监督、川藏电政监督到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教育总长，再到胶澳商埠督办(即青岛地区最高行政长官)。在政界有如此成绩 ，确非一般人物。更关键的是，虽然他在每一个岗位任期不长 ，留下的政绩却非常多，因此人称能吏。按今天的话说，属于“干实事”的官员。此人名叫高恩洪。本期《发现青岛》，就让我们一起聊聊高恩洪。

做了两件让人称道的事情

还是先认识一下本文的主人公。高恩洪，字定庵，亦作定安，1875年出生在山东蓬莱上口高家村。先后就读于上海电气测量学校、英国津普大学，曾任清廷驻英使馆翻译。回国后，历任参赞、西藏通商交涉事宜督办、东三省军政事宜督办、交通部秘书等职。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高恩洪先后任湖北军政监督、川藏电政监督、驻上海全国电料管理局监督、交通部顾问等职。1922年5月，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后兼任教育总长，1924年4月就任胶澳商埠督办。

从这份简历看，高恩洪的从业经历确实异常丰富，而从历史影响看，他真正的人生应该是从1922年任交通总长开始的，并且一炮而红。因为他上任之初就做了两件事：废止各铁路货捐和取消各报馆的津贴，尤其是后面这件事，引来掌声一片。

杨潜在《宦海飘萍：民国总长高恩洪》一文中说：胡适对此举评价甚高，专门发表新闻评论，予以称赞，又郑重其事地将此事记入日记。他在6月22日的日记中记有：“高氏是一个很肯做事的人，此次任劳任怨，大刀阔斧地干去，很有可佩服的地方。他这一次裁去北京报馆的津贴，每月十二万五千元——可以办两个北京大学了!故各报攻击他甚力。今天阁议通过废除铁路的货捐，也是一件很难得的快事。但此人似无学问。”这段日记写于夜宴之后，最后一句也写得饶有趣味。

高恩洪所办的两件事，可以说是去除了积弊已久的两大痼疾。取消报馆津贴，以保证言论的自由与公信力，这让崇尚自由主义的胡适欢欣鼓舞，是不难理解的。至于各铁路货捐所造成的与商民争利，更为国人所诟病。高恩洪能在政府财政困窘情况下，提议废止能带来可观收入的陋规，让利于民众，着实令人耳目一新。

高恩洪通过此举赢得了较好的口碑。或许有人问，各铁路货捐和各报馆的津贴存在由来已久，为何高恩洪就敢取消呢?除了他强悍直率的性格，还有一点，他还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好朋友。有靠山好办事，不用多说大家自然明白这层含义了。

他这样跟李大钊合作

其实，高恩洪还是有一定口碑和影响力的。比如曾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在个人回忆录中曾记载李大钊亲口对他讲的一番话：“高定庵(高恩洪)这个人是学科学的，还有书生本色，没有时下的政客气息。他痛恨交通系的贪赃枉法，想把交通部所属的各个部门严格地整顿一下。因为没有适当的助手，他要我在北京大学找几个有为青年给他帮忙。”可见在中共建党领袖李大钊眼里，高恩洪是可以合作的对象，而且两人也确实合作了。

据杜浙泉在《我所知的高恩洪》中说，在高恩洪的支持下，李大钊将何孟雄(湖南酃县人，1931年遭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张昆弟、安体诚、陈为人等人安排进了京绥(即今京包)、京奉、京汉、津浦、正太各路。这些人，表面上是高恩洪在每条铁路线上设的密查员，专门调查交通系分子的积弊，实际上却是我党搞职工运动的特派员。临行前，李大钊曾经叮嘱：“你们要用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在各路上扎下根基，不要向反动派暴露了自己的政治面貌;对交通部所给的任务，也要选择各地为工人最痛恨的交通系分子，调查其劣迹，报告上去。”

看到这，大家是不是有点晕?高恩洪是民国总长、军阀吴佩孚的人，怎么能让共产党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呢?这事，自然是各有所需了。

杜浙泉是这样解释的：1922年初，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各铁路线都有了搞职工运动的同志，为了给他们以工作上的方便，负责北方党组织的李大钊充分利用军阀派系之间的矛盾，派共产党员打入敌人内部。同年5月初，直奉战争结束，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奉系军阀，蓬莱籍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占领了京、津一带，控制了中央政权，亲日派的交通系内阁随之倒台。但其长期把持中国铁路，势力根深蒂固;吴佩孚掌控了几条铁路，便有意除掉交通系。

在此背景下，李大钊抓住吴佩孚和交通系的矛盾，通过他多年的同学，即当时在吴手下做政务处长的白坚武，建议直系交通部长高恩洪在每条铁路线上设一名密查员，专门调查交通系分子的积弊。高恩洪正为此而深感头疼，便欣然同意。很快，有一件震惊中外的事便发生了：京绥铁路工人发起爱国护路斗争。

“亡路合同”成为人们眼中的卖国贼

作为中国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绥铁路不仅是当时全国的交通之重，也是全国最赚钱的铁路之一。但从它出现，英俄美日奥等都对它虎视眈眈，想尽办法想要控制这条铁路。王治良在《京绥铁路工人的一次爱国护路斗争》一文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1918年12和1921年4月，日本以每年9厘的高额利息，借给中国600万日元。美国不甘心日本独占这项利益，便收买了京绥铁路局局长陈世华。1921年4月20日，陈世华以京绥铁路代表名义同美国车辆公司代表签订了用1245000美元购买该公司300辆棚车的购车合同。当时商定先付274200美元，其余分5年10次还清，年息8厘，每次还10万美元。这是一笔居心叵测的交易。据当时统计，京绥铁路经过7次短期借款，已经欠债3000多万元，而1921年京绥铁路全年结余399649元，怎么能偿还得起这笔巨款呢?

1922年5月1日，美国迫使北洋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展期合同”，将8厘利息改为1分2厘 ，而且规定美国有权举荐有经验的会计员监督车辆的使用和运费收入……通过这种手段一步步夺取京绥铁路的管理权。

得知京绥铁路主权被出卖的消息后，铁路工人震惊了。这时，先前被李大钊送入铁路内部的几名共产党人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前，为维护政治和经济权益，他们专门成立了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同人会”，何孟雄担任秘书，同时在其他铁路线设立了分会。“亡路合同”事件一出，在“同人会”的领导下，一场反对北洋军阀出卖京绥铁路主权的护路斗争打响了，300多人组成的护国救路团四处散发“打倒卖国贼”、“取消亡路合同”、“誓死不做亡国奴”的传单，揭露当局出卖京绥铁路主权的行径。他们还打着“急起救路”的白旗，到北洋政府众议院请愿，要求取消亡路合同，严惩交通总长高恩洪。并要求，取消“亡路合同”前，全体工人脱离该路所辖，不承认任何工作指令。

军阀政府怕事态扩大，只好被迫撤回已经签订的合同，并惩办了向美国订购车辆的京绥铁路局局长陈世华。

在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亡路合同”取消了，京绥铁路保住了!在这次事件中，交通总长高恩洪成了卖国贼。但他受到何种惩处，却不得而知。

“好人政府”让他下台

以路抵债的“亡路合同”没动得了高恩洪，直系军阀的内部争斗却让他成为牺牲品。在这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短暂的政府：好人政府。

五四运动后，文化界不少名人一度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到组建一个“好政府”上面。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等10余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认为中国的政治军阀混战，国无宁日，全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参与政治，让坏人当道。他们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变政府腐败的现实。“好人政府”得到了吴佩孚的大力支持，成为幕后操控者。于是，在9月19日，便有了王宠惠为首的内阁亮相，阁员有罗文干(财政总长)等。

这可让吴佩孚的竞争对手曹锟不能容忍。于是，1922年11月份发生了“罗文干案”。曹锟通电全国，称：“历数罗文干私签承认奥债合同罪状，为国会声援，务请将罗彻底查办治罪，以为卖国者戒严。”原本支持罗文干的吴佩孚，唯恐造成直系分裂，只好退让。于是，仅存在两个多月的“好人政府”倒台了。在这场政争中，作为罗文干的坚定支持者，高恩洪也受到牵连，于1923年1月初离任。

安静了一年之久，1924年的一天他忽然得到通知，让他去担任胶澳商埠督办。胶澳商埠直属北京政府，督办之职，形如一方疆吏。高恩洪能得到这个众人青睐的要职，不用多说，自然是他的好朋友吴佩孚的功劳。而为了让高恩洪能去青岛，吴佩孚给了曹锟一个不能拒绝的理由。

当时，吴佩孚向已当上大总统的曹锟推荐高恩洪。经过“好人政府”一事，高恩洪可是被曹锟列入“黑名单”的。他当时悻悻地说：“你保举别人都可以，保举这个人却办不到。”吴佩孚随即说：“我之信任高恩洪，犹如总统之信任我。”于是曹锟无话可说，只好发布任命书。就这样，1924年4月，高恩洪出任胶澳商埠督办，再登仕途高峰。

一个人一生中能做成一件事被世人记住就不错了，高恩洪却在青岛做成了很多件：创办私立青岛大学 、建立图书馆、为西镇居民修建“定安桥”、免除郊区农民赋税……这些都是他在短短半年多时间做成的事。来青岛之前，他怎么都没想到，这次的仕途之路又会结束得如此快。但因为这些 ，到现在青岛人也没有忘记这位胶澳商埠督办，这位“干实事”的父母官。

创办私立青岛大学

不得不把这件事放在最前面介绍，因为这是中国人在青岛办的第一所大学。在青岛建造一所大学的想法，在收回青岛主权时就有了，之所以会落到高恩洪头上，虽然不知道其中的具体原因，但相信跟他的留学经验，曾经是教育总长的经历是分不开的。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的好朋友吴佩孚一向以儒将自许，本来就重视教育，不知道创办私立青岛大学是不是也跟他有关。

创办一所大学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只要有地方、有钱、有老师即可。首先第一点就给高恩洪出了难题。凌云鹏、蔡志书在《北洋政府内阁中的三位蓬莱人》中说：“高恩洪选定俾斯麦兵营为校址(今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北半部分)，该兵营为德国侵占青岛时所修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取代德国侵占了青岛，俾斯麦兵营改名为万年兵营。当时在兵营驻扎着皖系军阀王翰章的部队。”想要建学校就得想办法把这支部队撵走，但高恩洪以胶澳商埠不宜驻兵为由，欲驱逐出去时，遭到了青岛驻军的出面阻拦。

这些“军爷”们不好惹，高恩洪自然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他决定来一次“先斩后奏”。1924年5月29日，高恩洪等人在胶澳督办公署(今青岛市人大和青岛市政协办公大楼)成立私立青岛大学筹备处，高恩洪、宋传典(民国山东首富)、刘子山(当时的青岛首富)等11人组成筹备会统筹建校事宜，另外延请了梁启超、蔡元培等24位学界名流为名誉董事，校董会成立不久，他忽然宣布校址拟定于俾斯麦兵营。

消息一公布，王翰章当然不干。一次次争执自然不可避免。已经成立校董会以及向社会公布了消息，高恩洪这时有的是时间跟他争，不仅如此，校址的事情没有解决他就发布了招生简章。

有人问，高恩洪疯了吗?万一校址拿不下来呢?没有万一，整件事情都在他的掌控之下。双方争论的结果是，请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吴佩孚定夺 。毫无意外，双方都得到了吴佩孚当即签发的一纸命令：“令开：奉督办公署第3239号准予备案。9月15日，奉870号公函，准将青岛兵营拨给本校永做校址。”

校址的问题解决了，建校经费怎么办?高恩洪捐了1万元，刘子山捐了2万元……筹款工作顺利完成。高恩洪兼任校长，孙广钦为校务主任。

从一开始，高恩洪就给这所学校定好了方向：办学一流。所以，校董会聘请蔡元培、张伯苓、黄炎培为名誉理事，聘请梁启超、蔡元培、张伯苓、黄炎培、颜惠庆 、顾维钧、罗家伦等二十四人为名誉董事，全是教育、思想、政治界的第一等人物。

这样的实力吸引了众多学生报名。除本省本国学生外，还有南洋华侨和朝鲜的学生。朝鲜学生中有贵族子弟帕尔克等，中国学生中有以后成为共和国元帅的罗荣桓等。万事俱备，1924年9月15日，私立青岛大学正式开课了。

开学后，名为“私立”，由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每月拨款1万元，胶济铁路局每月拨款1万元，青岛士绅富商每月捐款4000元作为日常经费 。青岛富商中刘子山、傅炳昭、宋雨亭都是校董。支持建校的吴佩孚曾到校视察。有了这所大学，人们口中的“东关街”从此变成了大学路。

面对日本人，他是个硬汉

首任胶澳商埠督办熊炳琦在任时，面对日本势力很懦弱，往往委曲求全。在他的影响下，各局局长对日本人也是小心翼翼。但高恩洪不吃这一套，上任后先撤换了各局局长。青岛主权已收回，日本人的警察署却还在耀武扬威，高恩洪提出这是违法国际法，侵犯了中国主权，毫不犹豫地将其撤销。

不仅如此，据青岛著名文史专家鲁海先生介绍，日本浪人长期通过青岛港口向中国私运枪械、军火，以前被中国警方查获以后，连人带枪都要交给日本驻青领事馆，由日本人自行处理 ，实际上不了了之。所以，青岛竟然成为日本浪人贩卖军火的一条主要通道。高恩洪上任后，再遇到这样的事，直接把军火全部拉到青岛市警察署。日本驻青总领事来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抗议、交涉，高恩洪严词拒绝。

日本实业家为了免税，邀请高恩洪到“第一楼”吃饭。“第一楼”是日本人在青岛最大最好的饭店，位于聊城路、胶州路路口。这是个非常高档的日本饭店，到这里来吃喝的均是上层人士。高恩洪还是不退让。他强调，日本企业也得照章纳税，不能例外。软硬不吃，让日本人颇为头疼。

头疼的不仅仅是他们，还有德国、英国、俄国在青岛的企业家们。原来，长期以来他们在青岛做生意，却不遵守中国法令、不交捐，也不贴印花税，青岛政府当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高恩洪来后，对他们明令规定，照章纳税，不准特殊。

为台西居民修建“定安桥”

据《胶澳志》记载：“台西镇与市内之交通，因有青岛车站横于其中，往来者必须绕越车站南端之费县路，或小港沿北端之莘县路，至为不便。”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现在的团岛，曾经的台西镇，人口益多，但胶济铁路横行穿过，将其与市区阻隔，市民必须绕道而行，非常不便。高恩洪闻民众呼声，去西镇查看。于是，经勘测由大沽路、天津路路口跨泰安路，再跨胶济铁路、广州路至云南路修建了一座大桥。该桥位于青岛火车站北端，是座高架木桥，桥长190米，宽4.9米，共21孔。

落成之日，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曾经住在台西镇的人谁都不会忘记这个日子这座桥，1924年10月11日，好像从天而降 ，人们都叫它“天桥”。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定安桥”，取高恩洪之字定安。从此，分离多年的云南路与大沽路相接，台西镇与市区相连。这是高恩洪的功劳。

但是，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当局为防军运泄密和破坏，将此桥拆除。抗战胜利后，又建了一座木桥，但短了很多，仅从泰安路铁道侧过铁道到广州路侧，叫泰云桥。解放后，改建叫跃进桥。后来，扩建青岛火车站拆去桥梁改建了地下通道，“天桥”便消失了。今天，天津路、大沽路路口那块绿地是当年“定安桥”的桥头。

这些事也都是他做的

除了上面这些，高恩洪在青岛留下的印记还有很多，比如建立青岛市图书馆，整顿了税收、筹办地方银行等。

据鲁海先生介绍，民国初期，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令全国城市建立公立通俗图书馆以普及社会教育开发民智。再加上蔡元培又是私立青岛大学的名誉理事，这事必须得办。高恩洪拨出专款在莒县路2号开办了胶澳公立通俗图书馆。青岛解放以后，改名为青岛人民图书馆，1953年迁到鱼山路改为青岛市图书馆，1991年又迁到延吉路，而它的创始人是高恩洪。

高恩洪又对民众疾苦颇为关心。青岛郊区农民长期受德国、日本帝国主义压榨，回归后又遇上旱灾，无力负担国家地税。高恩洪了解情况后，决定豁免1922年到1924年的全部地税，农民一片欢腾。此外，高恩洪还“始设济良所”、取消运输商行由各船行自行办理运输、筹办地方银行、健全完善社会救济机构等，颇受民众所称。

当高恩洪在青岛干得如火如荼时，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这次吴佩孚兵败退到南方。曾经为了创办私立青岛大学时被撵走的王翰章又回来了，并逮捕了高恩洪。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高恩洪为青岛办成了这么多的大事。此后，他彻底离开了政界转入实业界。他曾在上海创立了自动车公司、闵行汽车公路公司，曾担任中国兴业银行董事长。1943年，高恩洪病逝于北京。 城市信报/信网记者 宫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