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惠庆人称“不倒次长” 曾全程参与青岛回归

2016-02-04 作者：田野

今人说起民国时期的外交，首先想起的人物自然是顾维钧，其在巴黎和会上据理力争的姿态常为人所推崇。殊不知，民国时期的外交界还有一位和顾维钧齐名的外交英才 ，他正是华盛顿会议中方的幕后操纵者——颜惠庆。

说颜惠庆是外交界的“常青树”一点都不为过。自北洋政府成立后，颜惠庆即担任外交次长(即外交部副部长)一职。此后外交总长曾多次更迭，但颜惠庆却一直稳居次长之席，人称“不倒次长”。颜惠庆跨越晚清、北洋政府、南京政府和新中国4个时期。如果说北洋外交有一位领军人物的话，一定是颜惠庆。

颜惠庆既然活跃于外交界，就必然跟青岛有扯不断的联系。在青岛回归的过程中，他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今天的《发现青岛》，咱们就来聊聊颜惠庆。

他这样当上国务总理

颜惠庆(1877-1950年)，字骏人。颜惠庆生于上海虹口一个传教士家庭，后赴美留学，以全优成绩从弗吉尼亚大学文学部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是该校历史上第一位获学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

颜惠庆的才学自晚晴时期就崭露头角。陈雁在《颜惠庆:北洋外交的领军人》一文中称，1906年10月，清学部(今教育部)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学成归国的颜惠庆参加考试，名列文科第二。他回到上海后受聘于商务印书馆，主编《英汉双解标准大辞典》，这是第一本完全由中国人编成的大型英汉辞典。1910年夏，清政府再次为留洋归国学生举行殿试，颜惠庆再试中的，获授翰林院编修。不久，擢升为外务部参议。辛亥革命爆发前，颜惠庆已升任外务部左丞，开始进入中国外交界“领导核心”。当时的他，年仅35岁。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35岁正是干事创业的大好时期。颜惠庆年纪轻轻，就进入外交界上层，深为时人所褒赞。恰巧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清帝国倒台，外交系统再度人事更迭。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陆征祥出任第一任外交总长，而出任外交部次长的，正是颜惠庆。由于陆氏体弱多病，颜惠庆实际主持外交部工作。此后，外交总长曾多次更迭，但颜惠庆却一直稳居次长之席，人称“不倒次长”。

颜惠庆就任外交次长之后，最大的一次挑战来自华盛顿会议。1919年的巴黎和会，由于列强在青岛问题上偏袒日本，中国代表愤而拒签合约。华盛顿会议实质上是巴黎和会的继续，是美国为调和列强在远东，特别是中国的利益而召开的重要会议，也关乎青岛是否能够收回。在这次会议中，颜惠庆幕后指挥中方代表，施展了灵活的外交手腕。简而言之，即是巧妙规避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周旋于列强之间。最终，青岛得以重回祖国怀抱。当然，从日本手中夺回青岛绝非说起来那么简单，其间历经波折坎坷，我们在下篇会详细描述。

在外交界叱咤风云的颜惠庆，自然也想在政界施展抱负。可他错看了当时中国的政局，要知道，北洋强人可不比外交绅士，政治的水更混也更深。1920年，颜惠庆扳倒了政敌，时任国务总理的梁士诒，继而署理国务总理一职。然而，在派系林立、军阀当道的北京政府内，颜惠庆很难施展抱负。1922年6月12日，颜惠庆任黎元洪政府的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因屡遭国会刁难，不得不于7月29日内阁全体辞职。1926年5月，颜惠庆在吴佩孚支持下再度组阁，但由于奉系军阀张作霖从中作梗，竟然出现无阁员入阁的窘境，落下了“光杆内阁”的笑话。6月20日，颜惠庆被迫下台，离开政治中心北京在天津当起寓公，专心投资实业。

外交家的生意经

下野后，颜惠庆一直在天津赋闲。也许外交绅士真是见不得北洋军阀的卑鄙手段，颜惠庆似乎铁定了心跟政治划清界限，闷头做起了生意。马樱健在《颜惠庆旧居：最擅经商的外交官》一文中，对颜惠庆这一时期的活动多有记载。

颜惠庆在民国历任外交官当中，以“最擅长经商”著称。史料记载，颜惠庆在天津曾与友人成立大陆商业公司。这一次的亲身经历让颜惠庆对股份制经营有了新的认识：“我参加股份贸易公司的经验证明，只要利息按时付给，股东一般不会找公司的麻烦。主持年度股东大会之人应当公布公司经营状况，尊重不满意的股东行使正当权利，遇到股东质询时应及时解释，以防止事态扩大，导致其他股东加入这一因误传引起的质问行列中。”还有一些经商见识，恐怕现在不少企业家都望尘莫及，如对于“资金链不畅”和“家族垄断”，他认为，“检查一般公司经营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结于两类：其一，资本太小无法满足需求，资金周转不利，难有作为;其二，在创立大实业公司的过程中，缺乏管理经验。此外，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根深蒂固，普遍认为血缘关系是最紧要的团结信任的基础，如果缺少这层关系，任何合作事业的成功都会变得不可靠。但在实际运作中，家族经营的实业必须引入外姓人才，方能使产业发展。新的教育、新的思想和新的经验正迅速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传统陋习。新的秩序与制度也将在商贸事业中发育成长”。

除了经营实业之外，颜惠庆还跟不少昔日的大佬过从甚密。当时的天津上层社会各界名流云集，有退休的大总统，前国务总理和内阁总长，下野军阀和各省督军，此外，还有地方巨富望族。虽然聚在一处，但这些人平时却各成一派，绝少往来。颜惠庆在日记中记载，“各政治派系集团，直系、皖系、奉系、国会议员、独立自由分子皆自成系统，纵然同处一城，鸡犬相闻，各派系成员都坚守各自的社交圈子，不越雷池一步。除非某些国际社交场合，否则绝少相互往来酬答。当日本驻津部队司令官或日本总领事及其高级外交代表举行宴会或招待会时，被邀请的各系要人才得以会面，在各派系人物齐集的宴席上，确实能暂时忘却昔日的仇恨，虚以委蛇而已。”

在颜惠庆接触的朋友中不乏响当当的大人物，如徐世昌、曹锟、段祺瑞等人。《颜惠庆旧居：最擅经商的外交官》中称，在天津，颜惠庆曾拜访过徐世昌、曹锟和段祺瑞。“两位前总统每逢寿辰，都要举行盛大宴会。昔日的同僚旧部、亲朋好友皆前来恭贺致意。徐大总统主要以诗文、书画消磨时光，此外还耕作园中，养花种菜。他经常提起当政期间的外交成就 ，尤其对华盛顿会议的谈判结果特别满意。眼看后来武人不能加以利用，深感痛惜。曹大总统闲居以后难改昔日的脾气秉性，确实也有报道说他索居无味，常常郁郁寡欢。”

与两位总统相比，段祺瑞“处境较为寒酸”。颜惠庆回忆，段祺瑞在天津没有自己的公馆，住宅是一位忠心旧部提供的。段祺瑞吃素，宴请客人也是全素席，宾客往往不得已而敷衍其间。他仍然自制力极强——喜欢玩麻将，以八圈为限，牌友们也得在晚上10点前散去。他患有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和下肢风湿症，为此不得不把两条腿浸在冷水里，以减轻痛苦。

颜惠庆舌战日内瓦

如果没什么变故，颜惠庆很可能从此就渐渐淡出外交圈子了。但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成为颜惠庆人生的一个转斩点。国难当头 ，1931年10月，颜惠庆欣然出任国民政府外交特种委员会委员，主要负责对美交涉，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国出席“国联”(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是《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组成的国际组织，曾拥有58个成员国)行政院会议首席代表和中国驻“国联”代表团团长，负责敦促“国联”解决中日争端。

此时，日本正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蒋介石因倾其全力“剿共”，故特别寄希望于外交解决中日问题。当时的“国联”很有现在“联合国”的地位，成为国民政府的救命稻草。可是在“国联”理事会的议案讨论过程中，日本经常对中国的提案投否决票(按照“国联”盟约的规定，日本是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造成中日争端无法摆上台面。颜惠庆任职后，和中方人员进行商量，决定绕过理事会，把意见直接提交大会讨论，因为按照“国联”第十五条规定，提交大会讨论，相争双方不能参与投票，日本就无法行使否决权，中国与日本便处于相同的地位。

据孙增德《颜惠庆舌战日内瓦 谴责日本侵略者》一文记载，日本代表深知颜惠庆这一招的厉害，极力反对将中日争端提交大会，日本代表污蔑中国，说中国是一个没有组织的国家，不能保护日本侨民，所以“国联”盟约不能适用于中国，坚决反对将此案移交大会。颜惠庆马上用娴熟的英语进行反驳，中国政府和人民极盼统一，组织一个现代国家，恰恰是日本不愿意中国统一，经常煽动中国的军阀们混战，从中牟利。颜惠庆紧接着反问日本代表佐藤，日本是个有组织的国家吗?日本代表才在“国联”理事会上做出种种不扩大事态以及撤兵的承诺，转身日本就挑起这次的上海事变，故中国完全适用于“国联”盟约。一席话说得日本代表哑口无言，瞠目结舌，也赢得了在场所有外交官们和记者的好感。

最终，中方的提案获得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日军无条件撤离，上海战区陆续归中国接管，从而宣告日本的侵略上海阴谋暂时没有得逞。中国政府在军事以及外交暂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当然，这个胜利是暂时的，不久，日本就宣布退出“国联”，其在中国的侵略也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终颜惠庆一生，跟美国、苏联、德国等列强都打过不少交道，但说起来打交道最多的，还是日本 。

上文我们提到颜惠庆在日内瓦舌战日本代表，其实在他来看，这应该是家常便饭了 ，早在他涉足外交界之初，就跟日本人多有唇枪舌战。细细推究起来，颜惠庆最早一次跟日本人交手就是因为青岛问题。

不夸张地说，青岛的回归过程，颜惠庆是全程参与。可以这样说，在青岛回归的整个过程里，颜惠庆充当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青岛必须无条件归还”

时光倒回到1919年，颜惠庆首次见识了日本人的凶狠。

在这年1月的巴黎和会上，日本一开始就提出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对此，日本已做足了准备，包括“二十一条”和1918年有关胶济铁路的秘密换文，以及与英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分别签订的承认日本在山东权益的4个密约 。这些秘密协定，对中国代表团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

颜惠庆时任中国政府代表团顾问，虽然为幕后角色，但他始终坚持不懈地支持顾维钧提出从日本手中收回青岛的主张，赞成提交《中国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及所有他项关于山东权利之直接归还之说帖》。但是弱国无外交，巴黎和会被英、法、美“三巨头”操纵，4月30日，巴黎和会“最高四人会”秘密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转让给日本。其中规定，德国根据1898年3月6日之《中德条约》，及其它关于山东省之一切协约，所获得之一切权利、特权，如胶州(即青岛)之领土、铁路、矿山、海底电缆等，一概让与日本。德国所有胶济铁路权和其他支线权，以及属于此项铁路之一切财产、车站、店铺、车辆、不动产、矿山及开矿材料和附属一切权利权益，让与日本。决议一出，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国代表顺应民意拒签合约，颜惠庆也支持中国代表团发表《拒签宣言》，山东问题遂成悬案。

为了决绝巴黎和会的遗留问题，1921年11月，美国发出倡议，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山东问题被列入谈判议程。就在收回青岛将要摆上华盛顿会议的前夕，日本打起了小算盘：山东问题坚持中日直接交涉。这实际是日本人为华盛顿会议所定的基调，中国当时还是个弱国，日本企图通过和中国的单独接触，规避列强的参与，最后将青岛归还问题不了了之。颜惠庆当时已经担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洞悉了日本人的心思，在外交合法性上断了他们的后路。据青岛市十大藏书家、原青岛市博物馆副馆长王桂云介绍，自1920年始 ，颜惠庆频繁接触德国全权代表卜尔熙，谈判中德协约事，经过50余次非正式会议完成草案，1921年5月20日正式签订《中德协约》，签协约时德方声明：“凡因与中国订立1898年3月6日之条约及其它一切关于山东省之文件而获得之一切权利、产业权、特权，德国抛弃之。青岛从1921年5月20日起，将不再为德国租借地。”并恢复中德关系。这等于给日本占领青岛的合法性关上了门。

在华盛顿会议前，日本人虚晃一枪，对外宣布，无条件地把青岛和山东主权交还给中国。日本人怎么有这么好心吗?非也。他们这么做还是企图不把山东问题列入华盛顿会议讨论之列，将这一国际问题转化为中日之间的问题。颜惠庆对此了如指掌，以外交部名义发表了关于青岛问题的宣言，说明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及山东权益的立场，并亲自出面逐条回答游行学生递交外交部的四项条件：“1.尊重民意;2.山东问题必须提出大会;3.青岛必须无条件归还;4.上述各条 ，电令中国代表照办。”如此一来，山东问题才摆上了华盛顿会议的谈判桌。

识破日本人阴谋，赎回胶济铁路

在整个华盛顿谈判之中，青岛问题谈判“曲折最多、耗时最久、对抗最激烈”，自12月13日开始，在其后近一个月的时间内，双方展开拉锯式谈判，多次争执不下，几至谈判决裂。而青岛问题中，最麻烦的就是中国对胶济铁路的收回问题。

关于胶济铁路这条山东经济命脉，日本人一直想要抓着不放，挖空心思提出了“中日合办”、“贷款赎路”等要求，而中方则主张“筹款赎路”。按当时国民意见，认为胶济铁路应无条件归还中国，但北洋政府很清楚，日本既然占领了铁路就不会白白放手，打也必定不是对手。因此，北洋政府在谈判之始就确立了赎路的原则：“以日本既占该路，欲期完全收回，故酌予相当利益。”别看“贷”“筹”是一字之差，这里面可大有文章。向中国提供贷款是列强欺凌中国的惯用招数，名为贷款，实为放高利贷，列强通过向中国贷款获得高额回报，还经常以贷款相威胁干涉人事任命，故而这次谈判，中方坚决要求胶济铁路由中国筹款赎回。

中国坚持“筹款赎路”，让日本感到利益受损，因此开始私下活动，企图找突破口。12月25日之前，北洋政府内阁发生人事变动，交通系的领衔人物梁士诒出任总理，颜惠庆留任外交总长。这时，东京电令驻华公使小幡酉吉抓住这一时机，在梁与颜之间“分别加强”活动，以挽回日本代表团在华盛顿的败势。这个“分别”是别有用意的，日本人已经研究过梁、颜对于赎路问题的不同见解，并且预计到这种不同见解可能伴随内阁变动而日见扩大，小幡的任务是从日见扩大的分歧中寻找机会，为中国代表团在华盛顿的谈判制造障碍。据青岛历史学会副会长于佐臣《一波三折的中日胶济铁路谈判》一文披露，在面见颜惠庆时，小幡说：“贷款赎路的前提，是先对胶济铁路进行估价，估出的现值作为日本借给中国的贷款，由双方协定贷款期限分期偿还，在中国还贷之前，胶济铁路最高管理层的人选，参照以前中德铁路贷款协议，由日本人担任。”听罢小幡的一番解释，颜惠庆说：“贷款赎路的办法，中国只能同意一半：贷款可以，但胶济铁路赎回以后必须由中国自办，具体是胶济铁路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和车务长由中国人担任，日本人担任副职。这样，中国的收回才不会变成有名无实。”在颜惠庆这里碰了钉子，小幡并不死心，他又去拜会新任总理梁士诒，问他关于胶济铁路有何打算。梁士诒也许对胶济铁路谈判情况不太了解，也许是频频来道贺的人流使他有些分心，当小幡冷不丁把铁路问题提到他面前时，他略一愣怔，眉头微蹙，竟然随口回了四个字：“贷款赎路”。尽管从梁士诒随便的一句话那里捞到“贷款赎路”的稻草，可是日人的阴谋早被颜惠庆所识破。没等日方发表意见，颜惠庆便用外交部与交通部共同名义拟定胶济铁路谈判办法，否定了“贷款赎路”说法。在青岛回归时，颜惠庆的贡献是：为中日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过中方的不懈争取，最终和日方签订了《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赎路费用为日金4000万元，胶济铁路事务则从1923年2月1日起归中方管理。

与章士钊到西柏坡和谈

此次对日交涉之后，颜惠庆积累了丰厚的外交经验。如上篇所言，1931年10月年，颜惠庆再度出山，赴日内瓦揭露日本侵略行径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又开始重新起用像颜惠庆这样的老牌外交家。1938年8月，颜惠庆离上海赴美国，其真正身份为蒋介石的私人特使。11月1日，他在驻美大使胡适的陪同下谒见美国总统罗斯福，并呈递蒋介石的亲笔信函。11月下旬，出席于美国维多利亚港举行的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在会上谴责日军暴行，并就国际安全展开研讨。会后，继续留美协助胡适拓展对美外交，一度获得蒋介石赏识，邀其出任外交部长，被婉拒。

颜惠庆最后一次活跃在谈判桌上是在1949年，当时，国共内战进入尾声，南京政府元气大伤，无奈之下希望和谈。1949年2月，颜惠庆参加了被誉为“敲门之旅”的国共和谈。焦湘宗是颜惠庆的私人医生，他陪同颜惠庆参加了这次和谈。

陈佳欣在《曾陪同颜惠庆亲历国共和谈》一文中说，据焦湘宗回忆，2月22日，颜惠庆、章士钊等人在河北西柏坡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那天穿着一件普通的棉衣和硕大的裤子，显得整洁、朴素、平易近人。初次会面，双方都没有过多地谈及代表团此行的目的，但颜惠庆对毛主席给予他们陈述情况的机会表达了谢意。在阐述国民无法再忍受战争的苦难、希望早日实现和平之意时，颜惠庆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亨利·李在纪念华盛顿时所写的一句著名颂词——战争中的第一人，和平中的第一人，同胞心中的第一人，于是就把这句话说给毛主席听。周恩来在旁对颜惠庆笑了笑，问道：“这句话的含意是什么?”颜惠庆回答道：“这要由毛先生去决定。”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国民党过去的所为，并表示愿意商谈和平，但认为双方在选择谈判代表时应该非常慎重，而中共对于谈判的基础已经提出了一个纲要。毛主席用打牌比喻和平，说：“打牌打了这么久，也该不再打了。”这句话意味深长，现在南京政府一手烂牌，怎么打下去呢?直到深夜11点多钟，双方才结束了愉快的会谈。2月24日，颜惠庆等人踏上了归途。

不久之后，解放军跨过长江，蒋介石逃往台湾。蒋介石两次邀颜惠庆赴台，颜惠庆两次拒绝，毅然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特约撰稿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