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帮老大张乐古通杀黑白两道 1950年被枪毙

2015-03-10 作者：宫岩

张乐古画像(赵广振画)

安徽路16号曾是张乐古住宅

民国时期，青岛有位知名人物，他是国民党员，之后又加入青年党;他是基督教徒，却经常到湛山寺拜佛参禅。有人说他“无教不入”，也有人说他集党棍、地痞、教混子于一身，他叫张乐古，响当当的青帮老大。说起此人，有件事老青岛人可能听说过，当初为了进一步发展势力，他将师傅丁寿三从上海请到青岛过生日，时任青岛市长的沈鸿烈盛宴款待。寿宴当天政府机关内几乎空无一人，人们宁被开除也要去参加。这件事后，青帮发展达到顶峰，张乐古也自称为“青岛杜月笙”。

加入青帮成为杜月笙的徒弟

故事发生在德占青岛时期，那时虽没有明火执仗的强盗，可小偷小摸的地痞流氓肆意猖獗，他们神出鬼没，惹得民生怨道。无奈之下，德国提督找来两位“道上”的人，很快将这些盗贼清理干净。有幸存活下来的漏网之鱼不敢兴风作浪，纷纷进了“家理”(即青帮)寻求保护，这便是“青帮”在青岛的开始。

在这种背景下，1900年，我们的主人公出生了。他叫张乐古，名同有，号乐古，即墨市田横镇泊子村人，之后到烟台闯荡。至于为什么会去烟台?在烟台做什么?这些都不得而知。最了解他的青岛老报人李萼在《我所知道的青岛青红帮》一文中，直接把时间拉到了1925年，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张乐古的命运。这人叫王子禄，当时青岛有名的青帮“八虎弟兄”之一，一向不收徒弟的他竟然将张乐古介绍给嘉白帮“大”字辈丁寿三“孝祖”(当徒弟)。但因当时丁寿三不在烟台，“孝祖”的事由他一个徒弟代理，张乐古只进了22代“通”字班，上了“小香”。“家理”中的人很多都有钱有势，张乐古加入后并没有马上显现出不一样的地方，在烟台呆了一年后没什么大发展，1926年便回到了青岛，在丁寿三另外一个徒弟《工商报》社长酆洗元的帮助下办起了《平民白话报》。不久，丁寿三听闻曾经这个不起眼的“通”字班徒弟转身变成了青岛报人，就借着来青岛的机会让他正式认师“上大香”。到这时，张乐古在青帮的地位才算真正稳定下来。

这些便是张乐古进入青帮前的所有经过。历史记载不多，对于这个过程还存在另外一种说法：他出生后到了烟台，在烟台教会办的小学、中学读书，毕业后又去了上海，参加当地的教会活动，在这期间与青帮有所接触，之后直接拜青帮帮主杜月笙为师。且不争论他到底拜谁为师，杜月笙和丁寿三都是“家理”的最高层，能引起他们的关注，说明张乐古的能力确实不一般。

济南惨案后他带着记者全国游行

办《平民白话报》是张乐古在青岛事业的开始，只是他为什么要选择当一个报人?当时青岛的报纸并不多，又为什么他偏偏将名字定为《平民白话报》呢?这里面也有来头。鲁海在《老报故事》一书中做了简单解释：“早期的报纸都是半文半白，老百姓很难看懂，之后新文化运动开始倡导白话文，于是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白话报》，青岛在1912年就曾有过，之后停刊了。张乐古创办这份报纸其本意是以一份报纸做自己的代言人。”如此看来，张乐古是个非常有想法的人，他觉得要在青岛发展，就必须要提高自己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怎样创造?还得靠自己!这种行为套用当下最流行的一句话便是：“我是张乐古，我为自己代言!”

虽然张乐古是青帮老大，身上带着匪气，开办《平民白话报》也有自己的私心，但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却是个抗日爱国的真汉子。1928年5月3日，日本侵略者在济南大开杀戒，造成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在这场案件中，被焚杀死亡者达到6123人。看到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张乐古在《平民白话报》上刊登文章进行强烈抗议，言辞异常激烈，日本侵略者当即对报社进行了查封。

于是，张乐古又将日本侵略者在山东的种种残杀侵略行为整理成影像资料和传单，带着报社的十余位记者全国各地进行宣传。走过烟台，去了北平，又转道南京……每去一个地方，都能引起上千人的围观，张乐古也成了抗日斗士。

只是等到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青岛，有些地方势力不听从政府管理，张乐古又转身变成中间的“说客”，帮助国民政府顺利入驻。作为回报，在政府的支持下，他在肥城路2号重新开办报纸，更名为《平民报》，版面数量也从之前的4个版，增加到了12个版，成为上世纪30年代青岛五大报之一。

丁寿三来青过寿沈鸿烈盛宴款待

跻身青岛报人之列，有了一定影响力，吸引了更多人进“家理”，但张乐古并没有因此满足，他还有更高的目标，他要让青帮在他的手中达到高峰!要实现这个远大目标仅仅靠一份报纸是不行的，他还得借助更有权威的人，这时师傅丁寿三来了!

丁寿三是青帮的“大”字辈，在“家理”德高望重，就连“悟”字辈的蒋介石也要对他敬重几分。所以，当他要来青岛的消息传来，各界哗然，尤其是沈鸿烈，坐上青岛市长的位置不久，正急于在蒋介石面前能有一番表现，对于这样一个大人物的到来自然不敢懈怠。再加上丁寿三来时手上还拿着上海大亨杜月笙的介绍信、蒋介石送给他的一幅鹤石松的画轴，以及其他国民党政府各院部长送给他的寿联等，更让他显得不同凡响。1933年6月4日，丁寿三来青岛的当天晚上，沈鸿烈就摆下盛宴款待，极尽地主之谊。

能把丁寿三请来青岛过寿，是张乐古的荣幸，也是青帮当时的头等大事。寿宴的所有事宜由张乐古、《新青岛报》社长姚公凯和《工商报》社长酆洗元全部负责，这三人都是报界能人，同时也是“家理”的人，对此事可是尽心尽力。在丁寿三来之前，就已经向社会各界下了5万张请帖，并且对“家理”的人说：“这次祝寿，非比寻常，凡是‘家理’的人，每人孝敬的寿金至少要5元(相当于两袋面粉)。”如果按照这个数值算下来，丁寿三此次来青，不知得捞走多少好处呢。不仅如此，寿宴的地点设在三江会馆，专门指定了当时的四家饭店负责寿宴的菜品，此外还制作了巨大的寿字以及红地毯等等，所有大小细节，这三人都亲自过手才放心。

当时恰巧京剧大师马连良和尚小云应平度路大舞台的邀请到青岛演出，刚到瀛洲旅社落脚，张乐古便得到了消息，请二人当天去给丁寿三唱曲祝寿。原来，丁寿三喜欢听戏，这次还亲自点了尚小云的《穆桂英》，对于这样的安排，马连良一气之下走了，尚小云不敢推辞。

发放5万份请帖、三江会馆摆寿宴、四小花旦尚小云倾情加盟……这样大的排场，沈鸿烈本没有什么意见，但寿宴前一天，他忽然变脸了。

为参加寿宴政府官员罢工一天

“全市所有机关人员，不准参加寿宴，违者撤职。”当天，所有机关人员都接到了沈鸿烈的这则紧急手令。内部的人议论纷纷，听说沈市长一大早就大发雷霆，难道是故意给丁寿三难堪，跟青帮的人过不去吗?这样的话我们还要不要去参加?这一切变故，都得源于那天早上出现在青岛各大报纸头版上的那几个字：“五万弟子与丁老前人称觞祝嘏……”这样大张旗鼓地过寿宴，让沈鸿烈内心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衅，同时作为这座城市的管理者，他还得顾及民众的反应，再加上寿宴当天并不是周末，如果所有机关人员都去参加，岂不是无人办公了?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紧急下达的这道手令并没有让青帮乱了阵脚，反而接到众多公职人员的请假条：请病假的、请事假的、请求轮班休息的……理由五花八门，当然也有些人直截了当，宁被撤职也要去参加寿宴，这其中警察局司法科违警股股长吕锡智、市南分局局长董荣卿就逼得沈鸿烈对他们当即撤职。其实，他本想通过这招“杀鸡给猴看”提醒其他公职人员，但还是没拦住。李萼用这样一句话形容当天的政府机关：“虽不至空无一人，却也无异于罢了一天工。”如此看来，青帮在当时的力量之大可想而知，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寿宴结束后，吕锡智和董荣卿就被官复原职了，据说也是青帮的作用。

沈鸿烈没拦住，政府机关人员去了、“家理”的人去了，就连他曾经阻止过的尚小云也去了。等到寿宴这天，三江会馆热闹非凡，这里我们还是跟着李萼的描述想象一下那个大场面吧：“正厅上布置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寿堂，当中悬着大寿字，墙上挂满了国民党要人的寿幛、寿联。蒋中正的鹤石松画，因为几乎是挂在正中，反而使人不容易看到。供桌上摆着丰盛的供品。香炉里烧着高香，檀香炉里燃着檀香。地下铺着红毡，两旁分立着纠仪、司仪。”场面布置的大气又不失奢华，从一大早，来拜寿的人就川流不息，外界的人只需稍稍问候表达自己的祝福就好，但“家理”的这些徒子徒孙们，一进来就得磕头，下跪时还得手扶膝盖，这是青帮的规矩，如果做错了，马上就会遭到一番训斥。拜完寿、交上寿金，凑足十人马上开席。

三江会馆里人满为患，热热闹闹，沈鸿烈面对着空荡荡的政府大楼，越想越气得慌，于是在宴会开始半天后，他又做了个决定，派人去现场阻止!这次确实管用了，原本打算大摆三天三夜的寿宴戛然而止。事后有人说丁寿三被沈鸿烈驱逐出境了，而实际上沈鸿烈当时还没有这么大胆子，他是以礼将其遣送出境了而已。

但即便如此，这短短半天，就有3000多人前来祝寿，张乐古因此在“家理”出尽了风头，青帮在青岛的地位也有了显著提升。张乐古甚至自诩为“青岛杜月笙”，接下来，他就要往政界发展了。

张乐古当上青岛唯一的参政员他天天穿着斗篷上班

平民报社旧址(今安徽路22号)

在中山公园发现的张乐古残碑(资料图片)

黑道的人想往政界发展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张乐古一方面扩大自己的人脉，一方面依靠青帮壮大个人势力。在这些努力下，终于创造了奇迹，坐上了南京国民政府参政员的宝座(当时青岛仅一个名额)。只是以参政员的身份回到青岛不久，他便摊上大事了，被人告发贪污行贿入狱一年。1950年，张乐古被执行枪决，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张乐古是个无教不入的“怪人”

安徽路上有一家经典的小吃店，店里的炒面和麻辣串吸引了很多吃客，只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小吃店所在的这栋欧式建筑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这栋楼被分成了两半，一半属于安徽路20号，另一半属于安徽路22号，而这里曾经只属于一个人——张乐古。

今年67岁的李延福从1960年就住到这里，他告诉记者：“之前院子里有个二层小楼，里面都是德国进口的印刷机器，后来被拆除建成了员工宿舍。张乐古这个人很厉害，后来还当上了参政员，可他是个汉奸啊，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就被枪毙了。因为这栋楼属于官僚资产，所以再也收不回去了。很久之前，听说他的弟弟张晓古专门从台湾来到这里，只是看了看，就走了。”

顺着李延福的描述，从安徽路20号的大门进去，里面统一的木地板、一扇扇红色的铁门，似乎还能感受到那个年代的记者编辑在这里工作的紧张场景。李延福说：“这房子屋顶有3.5米高，非常舒服，这些年都没有坏过。”顺着安徽路往下走，安徽路16号，便是张乐古的住宅，如今这栋红色的两层小楼已是他人的私人住宅。

时至今日，当问及人们对张乐古的评价时，更多人不再单纯地认为“好”或“坏”，而是“他这个人，真的很有本事!”的确，他的这本事李萼在《我所知道的青岛青红帮》一文中有段经典描述：他本身是基督教徒，却又常到湛山寺里拜佛参禅，又常到企业家丛良弼等创办的道院里去打坐。他早就是国民党员，以后又入了青年党。对道会门方面，他都去插一腿。总之，他是无教不入，无道不亲，他并不是对这些宗教道门有什么信仰，而是想借此多拉拢一些人，作为放之四海无往不利的政治资本。

除了在积累人脉方面加大力度，在个人势力上他也毫不松懈，比如他曾经为了得到平度路大舞台的经营权竟然跟“鱼行帮”的打手展开械斗，闹得沈鸿烈对他破口大骂，但最终还是支持了他，拿下经营权。

这样的策略让他在黑道上可以“一手遮天”，在白道上竟然也取得了很高地位。张乐古最大的成就便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去重庆加入了红帮，之后国共合作，成立“参政会”，他竟然又成为了参政员，这个身份可是至高无上的，青岛当时作为直辖市只有一个名额，张乐古是第四届参政员。

张乐古每天穿着“参政员斗篷服”

从1937年飞去重庆，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这八年时间，张乐古似乎消失了一般，再也没有他的消息。等到1945年8月份，又以参政员的身份忽然出现在青岛，在安徽路22号将《平民报》复刊，这时的他风光极了。

“个子不高，下巴留着胡子，每天都穿着黑呢子斗篷，那是参政员的标志，穿着这身衣服，到哪人们都得敬他三分。”这是今年84岁的中国老艺术家童婴对张乐古的印象，童婴在1946年进入《平民报》工作，一呆就是三年，想起那段日子，他说：“那时候，整个报社分了好几个部门，记者部、编辑部、专门负责广告的经济部、排字房还有厨房，加起来有40多人。那时的印刷可不比现在，一份报纸做下来非常麻烦。”

16岁进入报社，起初童婴负责的工作比较零散却至关重要，他每天都得骑着自行车到当时的龙山路1号中央通讯社拿稿子，拿回稿子报纸才能正常出版。“我记得有段时间全市戒严，有通行证才行，我的自行车上就插着个白色的小旗，上面写着几个黑字，别人看见就不敢拦截了。至于张乐古嘛，他每天都在报社，但我们很少有机会能见到他。其实，《平民报》在当时的发行量一般，通常一天能卖到1000份，好的时候才到1300份，而当时最受欢迎的《民言报》能卖到1万份。”刚进入报社的日子并不好过，童婴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几个细节，比如“几乎每天都喝萝卜汤”、“晚上只能拿报纸当被子”……但这些都不要紧，一向好学的他抓住机会学习了排版和翻译，再加上他与生俱来的书法天份，让他日后成为著名书法家。

好了，我们还是接着说张乐古。他回到青岛仅半年，《平民报》刚刚步入正轨，青岛就出了件大事，国民政府竟然提出，凡曾在敌伪学校任职的教职员，均应予以甄审，并经短期考核后，方可分发学校任教，这个规定极大伤害了教师们的自尊心。为此，全市引发了反甄审运动，而教师费筱芝在张贴宣传单时，被政府人员当场击毙，让运动达到顶峰。鲁海在《老报故事》一书中这样写道：1945年底，上万中小学师生包围了市政府，市长李先良不便出面，张乐古出来向师生下跪，请大家散去，丑态毕露。而第二天报纸上竟然还出现一则《千金一屈膝》的报道为其吹捧。

贪污被抓时他掀翻桌子拒捕

其实从以参政员的身份回到青岛，张乐古的是非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当有官员被刺杀的事件发生，人们总会把怀疑的目光投向这个喜欢穿斗篷的人身上。其中有两个人物的死，闹得最厉害。

一个叫朱乃洪，是沈鸿烈比较看重的人，后来当上了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只是仅仅一年后，1948年，他便生病了，病中张乐古的弟弟张晓古劝他去市立医院进行治疗，但到那儿不到一周就死了，临死前说了句：“我当了多年的中医，治好很多人，想不到吃了这样大亏。”这件事让大家很纳闷，一向健康的朱乃洪，怎么突然就走了呢?很多人将目光投向了张乐古兄弟俩，理由是：曾经朱乃洪的老婆就是张乐古害死的;另外，张晓古曾经在日本学医，本来想在哥哥的帮助下弄个卫生局局长当当，没想到最后连个市立医院院长都没捞上，所以对朱乃洪心存怨恨，便设计将其骗到了市立医院，害死了他。对于这些谣言，事后，张晓古也曾解释：“朱乃洪的死，谣传是我把他弄死的，真是岂有此理。”但有人还是不相信。

还有一个人叫侯圣麟，这人可有点来头，他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的家庭教师，也是李先良的亲信，李先良的发言稿、各种总结报告都是他写的，之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更是名声大噪。可忽然有一天，他也莫名其妙地死了。人们又怀疑到张乐古身上，这次的理由是：复仇!原来，侯圣麟也是个很有野心、权利欲望很强的人，他想在青岛当“老大”，当时既是青帮老大又是参政员的张乐古成为最大的对手，于是他便四处找人搜集张乐古的罪证，要把他彻底搞垮。

最终张乐古贪污事件东窗事发，1947年，他因贪污行贿被南京国民政府逮捕，并解除参政员身份。对于这件事童婴是经历者，他告诉记者：“抓张乐古时很低调，报社的人都不知道，到了第二天，见他没来报社，大家才知道，他是被抓走了。而且还有人说，抓他的那天他穿着参政员的斗篷拒捕，甚至掀翻了桌子。”

张乐古被送进了监狱，侯圣麟如愿以偿坐上了参政员的宝座，而《平民报》交给张晓古来经营，改名《大民报》。就这样过去一年，张乐古从狱中出来了，他对青帮的人发誓：“必须除掉侯圣麟。”如果这样分析，张乐古的嫌疑确实最大。

中山公园曾发现张乐古残碑

曾经，他在人们眼中是个复杂的人物，从一个普通老百姓混到青帮老大的位置，再从黑道走上白道，从参政员走进监狱，当过青岛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主席、也干过市渔会理事长，身兼数职多重身份。不管多少是是非非，直到1950年，随着一声枪响，张乐古的人生走到终点，而最后给他的定位是：青岛反动会道门头子!汉奸!对于这个说法现在专家们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意见，一种说法是：“说他是汉奸是不对的，因为他只是有黑社会背景，打压了一些报人，完成最后的晋身。而且从1937年离开青岛到1945年回来，这段时间也找不到他跟日本人勾结的证据。”另一种说法截然相反：“曾经他依靠日本人发了横财，青岛解放后，清查他名下的财产，很多也都是日伪时期的，所以才被定罪。”

这个曾经权倾一时的人物，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只能根据采访对象的描述勾画出一张画像。关于他的史料记载也甚少，唯一值得庆幸的是，2010年的8月8日，中山公园进行改造时，在中山公园西门南侧、延安一路南段路边的拆墙石堆中，市南区政协文史研究会研究员于涛发现了张乐古的残碑：“我一直关注万国公墓的历史，所以才会注意到中山公园的改造，也是这个机会发现了张乐古的残碑，当时我还邀请了市南区政协文史研究会理事衣琳一起到现场勘探。残碑的信息在我的笔记本上记得非常清楚，宽80厘米、高25厘米、厚15厘米，是红色花岗石水磨平面，在上面镌刻着120余字，文字都是繁体隶书，每一个字宽约1.5厘米，字体精美娟秀，五字一列，最左边的五个字清晰可见，为“张乐古谨誌 ”。因是残碑，上面能看到的内容也是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比如提到了学校、老师、还有在社会上闯荡的经历等等，根据这些推测可能是张乐古的墓志铭。”

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张乐古，曾经权倾一时的青帮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