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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歌·发现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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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尚志制造太河惨案 曾在青岛胶澳中学读书

2015-03-10 作者:宋义彪

正当国共两党已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合力抵抗外辱之时,1939年3月30日,国民党顽固派却在山东省博山县(今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制造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反共事件 ,无辜杀害和抓捕八路军指战员200余人,引起毛泽东的无比愤怒。本期《发现青岛》,咱们来说说“太河惨案”的直接制造者王尚志。

王尚志曾在胶澳中学读书

王尚志,1906年出生在昌邑县南逄乡大营村的一个小康家庭,曾在昌邑县育秀中学、青岛胶澳中学读书。1925年前后,广州军政府派邵力子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王尚志弃学从戎,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后来,王尚志违纪被除名,进入冯玉祥的西北军某师当参谋。1927年后参加了汪精卫的改组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国民党中委朱霁青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并任参谋长。1935年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到山东活动。

“王尚志为何从育秀中学转到胶澳中学,我查阅了很多文史资料,都没有记载,”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对城市信报/信网记者说,“后来他加入复兴社,成了戴笠的部下,一直到他病死,他都是个忠实的‘军统分子’。”

1937年“七七事变”后,王尚志得到山东别动总队司令秦启荣(复兴社分子)的委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鲁冀边区游击队”副司令,他同李笑文、李资廉、王豫民等,按照秦启荣的指示,从鲁北地区转到胶济线的临淄。1938年1月,日军沿胶济线东下,当时任胶济铁路张店机务段段长的复兴社分子李熙光,率领七八十名青年职工,带着铁路警察的一百多支汉阳造步枪,投奔了王尚志。王尚志以这个班底,抽调地主豪绅家的武器和地方团队武装,组成了他的第一个大队,任李人凤为大队长,并在临淄宣告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鲁冀边区第二游击司令部”,自任司令。后来,王尚志等人曾吹嘘说他的部队在临淄发展到三个梯队,两万多人枪。

文史学者潍水闲人对潍坊历史颇有研究,他在《抗战时期的山东清河区》一文中说,1938年春,王尚志在成立其第二游击司令部的同时,就派杨秀峰、王豫民到昌邑、潍县扩充队伍,王豫民一到昌邑,就在该地区复兴社分子张星坡等人的支持下,把地主武装、兵痞、土匪笼络起来,公开打出“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鲁冀边区第四梯队”的旗号,王尚志任命杨秀峰为司令(杨是傀儡,实权在王豫民手中),下辖六个大队,号称这个梯队5000人枪。

第四梯队搞起来一个月以后,王尚志在临淄的司令部,却因第一大队大队长李人凤投向八路军三支队,而宣告垮台。王尚志先是跑到博兴县一个复兴社分子刘中起家躲藏起来,后来到昌邑,与王豫民、杨秀峰的第四梯队汇合。

王尚志一到第四梯队,就把它的六个大队改为他的第二游击司令部直属大队,把指挥权控制在自己手里,之后在昌潍一带大肆扩充队伍。1938年12月,日军再度进攻山东昌邑,他不战而逃,将队伍拉到山东安丘、博山一带,不久又编入秦启荣的国民党军委会别动队第5纵队,任该部第5指挥部指挥。但王尚志没有宣布这个番号,因为他与秦启荣有矛盾,不甘心做秦的下属,想取代秦在山东的军统头子的位置。两人虽然有矛盾,但在反共上却是一丘之貉。

设毒计伏击八路军

1939年初,国民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开始执行一条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山东各路国民党顽固派蠢蠢欲动,对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大搞摩擦,其中尤以秦启荣部为烈。

1939年3月底,王尚志部到了博山县的太河峪,王尚志的司令部设在峨庄,七、八、九、十一等四个大队进驻太河镇,急切为反共“建功立业”的秦启荣和王尚志,终于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

“王尚志一生所干的事,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太河惨案,200多名八路军干部战士被杀害和抓捕,不仅激起抗日军民的群起声讨,也让毛泽东感到无比愤怒。”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说。

对于这起惨案,给王尚志当副官和秘书八年的王述汉,时任王尚志部少校指导员的刘继礼,以及当时正在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的陈华鲁都曾撰文介绍过,他们都痛斥了王尚志和秦启荣的做法。在张成提供的《山东文史资料选辑》中,收录了他们的回忆文章。下面,我们结合《福建党史月刊》所刊登的《让毛泽东无比愤怒的“太河惨案”》一文,还原一下事情的经过:

山东省博山县太河村位居胶东半岛淄河上游东岸,四周群山连绵,独特的自然地理地形,使得这里成为抗日战争时期胶东、清河与鲁中三大根据地的交通枢纽,实乃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38年夏季始,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和第4支队经常在附近活动。秦启荣亦对此地垂涎已久。1939年3月初,秦指示王尚志部强行进驻太河村。冯毅之领导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4支队新一营为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大局,避免国共两军内部冲突,让日本侵略军坐收渔利,遂主动撤出了太河村。

1939年3月,在鲁北清河地区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为了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奉中共山东分局之命,选派第3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特务团团长潘建军等62名优秀指战员,在营长吕乙亭率两个连的八路军护送下,前去鲁南山东军政干部学校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博山县太河村是必经之地。

为避免八路军途经太河时与王尚志部引发冲突,鲍辉在这支队伍还未到太河之前,就派人前去王尚志部联系,说明意图,王尚志表示可以通过。哪里想到,王尚志将此报与秦启荣知晓后,两人竟然暗地里设下毒计。

3月30日凌晨 ,八路军270余人(也有记载说,一共400余人,其中学员200多人,护送队202人)自井筒村列一路纵队出发,4连做先锋,7连做后卫,中间为受训干部。队伍到达离太河村8里远的同古村时,从太河方向来了四五个骑马的人,称是王尚志的联络人员,要队伍停止前进,等待答复。后来,两人骑马过来,说王司令不在家,要队伍沿着太河村西围墙通过。当大部分人员走近西围墙时,突然砰砰两声,带领尖刀班走在最前面的吕乙亭营长被打死,接着一架架机关枪从围墙上露了出来,向没有防备的队伍射击。

在这危急时刻,鲍辉、潘建军仍然采取克制态度,命令“不要还枪”,并高喊“枪口不要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并没有唤起敌人的良心,随后太河村西门大开,敌人从四面包抄过来。4连长许子敬与受训干部孙晓东等果断向东南方向冲击,打开一个缺口,率领38人突出重围。没有进入西围墙下的后卫部队20多人,也从河滩上向北突出虎口。除60余人脱险外,210名干部战士落入敌人的魔掌,或被遣散,或被杀害,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

“太河惨案”让毛泽东无比愤怒

太河惨案的制造者逆历史潮流而动,为抗日军民所不齿。然而,国民党方面却对强烈的社会反响置之不理。据《让毛泽东无比愤怒的“太河惨案”》一文记载,1939年4月上旬,忍无可忍的八路军组织兵力对王尚志部进行反击。4月4日,八路军冯毅之部首先在马鹿一带与王尚志部交火。而后,八路军山东纵队第1、3、4支队分别自南、北、东三面发起攻击,激战一周,歼王尚志一部。王率其残部南逃,到临朐鹿皋一带躲藏。八路军随后收复了太河、峨庄、下册一带。

“太河惨案”发生十天后,八路军对王尚志部住在太河的四个大队同时予以包围攻击,八、九两个大队的驻村当天下午就被八路军占领,残部溃逃峨庄,有一个副大队长、三个中队长被击毙。驻太河的七、十一大队凭借石头围墙和两侧高地打了一天,伤亡很重,夜间突围逃往峨庄。王尚志一看事情不妙,就带着他的司令部逃到临朐县南部的鹿皋去了,峨庄只留下警卫大队掩护部队转移,后警卫大队被八路军聚歼。

王尚志残部到达临朐县鹿皋之后,秦启荣从东里店赶到那里,对王尚志部撤出太河镇极为不满,要求王尚志去攻打沂水县悦庄的八路军指挥部。王尚志不得不派他的七梯队和八大队、十二大队前往,结果让事先得到情报的八路军来了个关门打狗,王尚志的部队损兵折将,大败而归。王尚志为秦启荣卖命受到惩罚后,与秦启荣的矛盾更加激化。

秦启荣、王尚志等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也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极大愤慨。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痛斥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分子秦启荣是“摩擦专家”,“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并提出对反共顽固派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940年4月,蒋介石为了控制全国军政势力,成立“鲁苏战区总司令部”,王尚志通过种种卑鄙手段向上司讨好,贿赂“点编委员”,其部终被编为“鲁苏战区游击第四纵队”,他被授予少将司令头衔,司令部设在平度的孙正村。1944年5月,日军攻破孙正,王尚志被俘,押解青岛,后被王豫民以计救回,但该部实权已落于王豫民手中,因争权还被王豫民扣押。后来,王尚志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少将副旅长 、中将司令等职。1947年,王尚志在潍县病死,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平度孙正之战,他被日军俘虏

据潍坊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史料记载,作为忠实的“军统分子”,王尚志与戴笠直接联系。他忠诚地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数次策划进攻平度大泽山解放区 ,也曾多次进攻昌邑北部解放区,制造内战摩擦,同时不断派遣特务杀害八路军抗日军政干部、家属和革命群众。

他一贯奉行黩武政策。常说:“有枪就是王,没有5万人,在胶东就没有我的立足之地”。因此,他从1939年起,就拼命与其他杂牌军队在昌邑、平度一带混战,争夺地盘,扩充势力,使昌邑 、平度、高密、掖县交界地区的人民群众遭受了连年的战争灾难。仅1943年春,他与赵保原的一次厮杀,就使昌邑、平度等地的70个村庄遭受烧、杀 、抢、掠之苦,其状目不忍睹。

1941年,王尚志的司令部进驻平度孙正村,该村南靠三合山,西临胶莱河,地形比较险要,王尚志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司令部一连三年没动。日军也早就盯上了这个地方,连续包围扫荡过多次,但都被王尚志巧妙化解。

1944年5月,日军由高密、坊子两路出动一千多人,再次进犯平度。这次,不知为何,王尚志决定和日军较量一番,他率领一部分主力坐镇孙正村,其他主力部署在周围各村,由副司令王豫民统一指挥。头一天晚上拿出了作战方案:等日军包围孙正村后,部署在周围的部队迅速对日军实施反包围,形成内外夹击之势。

战斗打响前,还有一个比较滑稽的场景。据《昌邑文史资料》记载,“在第二天清晨,王尚志将司令部的留声机放在南寨墙上大唱特唱,以示沉着自如。三国时诸葛亮曾在城楼上弹琴吓退司马懿,而王尚志大唱留声机想吓退日军,未免太笑话了。”上午8点左右,日军到达孙正,见寨门紧闭,马上开始炮轰,火力相当猛,不久寨门被破 ,日军冲入村内,双方发生激烈巷战。王尚志的部队没打多久就支撑不住了,他电令外围部队火速投入战斗,王豫民命令第十支队张尚武率部攻占孙正村北埠,进攻一开始就遭到日军的猛烈扫射,张尚武当场阵亡,部队也伤亡过半,不得不撤出战斗,在孙正村西南面的部队也很难突破日军的火力封锁线。上午11点,孙正村被日军攻占,王尚志被俘,押解青岛,王豫民继任四纵队司令。

王豫民这样救王尚志

青岛日军以王尚志为人质,要挟四纵队投降,接受日军改编。虽然王豫民一直在王尚志手下干 ,两人关系不错,但是这时王豫民已接任司令,他也不想当汉奸,所以拒绝了日军的招降。可王尚志的亲信张所聚、衣完斋等私去青岛,表示拥护王尚志,王豫民也担心王尚志在青岛当汉奸而使部队不稳,于是决定营救王尚志。

“王豫民一直是王尚志的手下,不救也说不过去。王豫民的营救方法很巧妙,既救出了王尚志,又没有投降当汉奸,干得很漂亮,”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对城市信报/信网记者说,“方法说来也简单,就是诈降。”

王豫民派支队长姚轻耘(姚是忠于王尚志的,与王豫民是连襟,在部队也较有威信,可疏通王尚志与王豫民的关系)和经济大队长于华东等人到青岛,买通日军翻译田村,很快与日军吉野少佐接上了头。吉野问部队情况,姚轻耘说,“长期战争,胜败乃兵家常事,四纵队尚有万余人枪,司令离开部队,像贵军司令易人一样,无关全体。”姚轻耘表明此来非为求和,而是尽朋友之谊,要求与王尚志见面。吉野答应向旅团司令传达这个意见。姚轻耘在青岛逗留两天,结识了不少汉奸,如平度的王畔亭、伪《新民报》编辑局长郑寿康、潍县伪县长邱少引等。王畔亭和邱少引都替姚说话,慢慢取得吉野的信任,三天后姚回昌邑汇报情况,并研究对策。

曾在四纵队任职的郝毓秀在《四纵队孙正失守与杨家郜诱敌》一文中回忆说,半月后,姚轻耘第二次来青岛,上下打点,在浮山所日军陆军医院(今解放军401医院)见到了王尚志,王说“希望早日离开这个地方”。日军坚持要王豫民答应“共同反共”,姚轻耘说,“我几次来青岛众人皆知,不是很明白地表示了吗?”姚深知日军看中的是四纵队的万余人枪,就说:“王尚志久不回部队,中央另委司令,王尚志在青就成行尸走肉了。”日军仍未同意王尚志离开青岛。

两个月后(1944年7月),鲁苏战区游击第四纵队被改编为“山东挺进军第十五纵队”,山东省政府主席牟中珩任命王豫民为司令,王尚志面临被架空的危险。王尚志很着急,日军也怕落了空,才答应释放王尚志,但该部需拿出三个大队编为伪军,归王尚志指挥。为了欺骗日军,王豫民把三个大队的花名册送到青岛,日军信以为真,决定让王尚志到安徽路3号居住。这年秋天,日军和汉奸护送王尚志来到昌邑杨家郜村,准备点编部队。王豫民早有安排,等他们到达后,在宴会上一网打尽,只留下了汉奸郑寿康。

因争权,王尚志被王豫民扣押

王尚志虽然被解救,但实权却掌握在王豫民手中,他自然不甘心。后来,因争权王尚志被王豫民扣押,扣押过程却有几个不同版本。在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提供的《昌邑文史资料》和《平度文史资料》中,有关此事的三篇文章各有说法。

一种说法是,王尚志不甘心被夺权,便伙同郑寿康,策划刺杀王豫民。一天,郑寿康去见王豫民,说自己很挂念在青岛的家人,王豫民听后便令军需处给郑的家人汇款 。正当王豫民写手令时,郑寿康拔枪行刺,但郑是文人,动作不够迅速,被王豫民的卫兵制伏。经审讯,郑寿康供认与王尚志合谋,王豫民立即扣押王尚志。

第二种说法是,王尚志回来后,王豫民深知他不好对付,怕他把军权夺过去,于是无中生有,制造了刺杀事件。刺客便是郑寿康,可郑在目睹王豫民手下击毙鬼子时,他就吓得尿了裤子,哪有胆量行刺。据说,王豫民直接杀了郑寿康,说郑是王尚志派来行刺他的,于是将王尚志扣押。

第三种说法是,郑寿康留下来当了参谋长,有一天王豫民约他谈话,他拔枪威胁王豫民,要王送他到昌邑城,否则同归于尽。王豫民把郑寿康推到炕下,枪声一响,卫兵冲进来,把郑拖到院子里乱棍打死。死无对证,王豫民说郑寿康是受了王尚志的指示,随后将王尚志扣押。

不管怎样,最终王尚志被扣押了。王豫民此时手握军权,也没人敢反对。不过,王豫民欺骗了日军,对方岂肯善罢甘休?当年12月,日军大举进犯(汉奸赵保原配备一个团),对该部反复扫荡。由于王豫民指挥不当,部队损失惨重,幸亏胶东八路军在除夕晚上解决了赵保原的司令部,日军鉴于胶东八路军日益壮大,赵保原又濒于灭亡,才停止了扫荡。

王豫民却并不领情,他积极反共反人民,尤其是自他独揽四纵队大权后,指挥部队频繁骚扰解放区。据潍坊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史料记载,1944年冬,他指挥十五纵队4000多人,分两路先后侵占逄翟、虫埠、双台等大片解放区的村庄,设据点,与八路军交战。1945年1月,又派1500多人的先遣队,侵犯革命根据地马渠一带,扬言不让八路军有立足之地。1945年7月,八路军讨逆战斗发展到昌邑,一举攻克了王豫民部在小河子、明家郜、辛赵的三个顽固据点。“十五纵队”溃散,王豫民化装逃亡寿光。

1945年8月,王豫民将王尚志转移到潍县朱里,后被驻昌乐的张天佐接去。经国民党省府高参黄公如等人的策划,王尚志又窜回岞山收拾残部,当上了司令。王豫民则率部分嫡系奔赴高密,打出了“山东省第十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旗号。

1946年春,王尚志的部队被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改编为国民党第八军独立三团,他任上校团长,驻潍县城。不久 ,又改任第八军独立旅少将副旅长、中将司令等职,为国民党发动内战继续卖力。王尚志有抽鸦片的习惯,虽然后来戒了,但身体每况愈下,1947年7月在潍县病故。

1947年高密解放 ,王豫民逃到青岛,任“山东省保安司令部高级参谋”,并在嘉祥路设立“山东省第十七区专员公署办事处”,在宝山路13号经营汽车运输商行。1949年,青岛解放前夕,王豫民随国民党部队逃往台湾。王豫民经营商业,开办“四维中学”,均中途夭折。晚年撰写《胶莱河畔》回忆录,并联络旧友,为在台湾出版的《山东文献》期刊撰写稿件,1984年病死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