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氏家族原是青岛名门 《红高粱》也跟其有关

2016-04-14 作者：田野

青岛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但也有不少古老的村镇。这些村镇不少是以姓氏开头的，如“刘家”、“李家”、“崔家”……这样的名称说明了村庄的历史脉络，也给村里的后人留下不少的回忆。

在平度就有这样一个村落，叫董家大庄村。顾名思义，该村为董姓人所建。和别的村庄不同的是，这个村的董姓一族人才辈出，有的人还成了著名作家莫言创作的《红高粱》的人物原型 ，因而享誉海内外。

董家大庄从何而来，又有哪些名人，围绕着这个村庄究竟有什么历史故事?今天的《发现青岛》，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平度的小村庄。

明代建村，耕读传家人才辈出

董家大庄位于平度崔家集镇。这个村庄面积不大，人口也不多，但是历史颇为悠久。据记载，村庄建于明朝成化年间 ，距今也有500多年的历史了。最初的村庄开辟者是董福胜之妻安氏，董氏祖籍四川。安氏携长子董屺 、次子董山来此定居，由长子董屺建立了董家大庄。

和中国的传统村落一样 ，董家大庄的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因古代中国是耕读传家，因此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村庄要想快速发展 ，就需要一个能人的出现。这个人应该有一定的学识，并且善于持家，最重要的是能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一个这样的人，往往能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也能带动村落的发展。董家在第十四世时终于出了这样一个能人，他叫董凤至。

董凤至学识过人，读书有成，在清朝做到了中议大夫的高官(从三品)。据碑文记载：“凤至，字俪图，乡饮介宾，志气绝人，治家严而有纪……”他还率子孙戮力同心，勤恳经营，使得家景突飞猛进，到清末民初时，董家成为官宦门第、耕读世家，也变成了胶东地区的名门望族。这个家族究竟繁盛到什么地步呢?据家族成员董儒堂所撰写之《昌邑董氏家谱》记载，至满清末叶民国初年，家族堪称丰富之家。是时，已家大业大，有瓦房百间，粮田千亩，猪羊满圈，骡马成群。每日前来办理业务的人员络绎不绝，可谓“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家族特设餐饮大厨房，专为供应亲戚友人及账房、工人三餐而设。董凤至的三个儿子振文、振声、振玉各携儿孙妇孺分三处宅院居住，外人分别称为长宅、次宅、三宅。各宅所需食用物品由家族统一供给。可谓丰衣足食，富裕殷实。

自此之后，董家大庄这个小村庄辈辈都有人才涌现。董凤至是第十四世，官至中议大夫，他的三个儿子除振文理家外，振声读书学满出任清朝文登县儒学正堂;振玉进贡生，出任新城县训导。十六世中，毓芝进秀才，又赴国外留学，回国后，民国时任山东省临朐县知事;毓梅(董雪桥)中举人，历任广西阳朔县知县、广西信都厅抚民府同知，民国时又选为众议院议员;毓璋北京大学毕业，历任山东省议员、平阴县知事、章丘县知事。十七世中，翰堂于山东省立医科专业学校毕业，于某部军医院为军医处长……家族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在当时教育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当属不多见。

董家大庄的董氏家族不光追求自身的壮大，也多有惠及乡民的善举。民国元年(1912年)至四年间 ，崔家集一带连遭三次水灾。特别是民国三年水灾最重。据《董氏家谱》记载，水灾过后，秋禾无收，村中邻舍十室九空，男女老幼多有饥色，在此生死关头，家族决定开仓放粮赈灾，使灾民有粮充饥，免遭流离失所。这样的善举，也让这个小村庄名垂史册。

1913年普及英语教育，这些学生了不得

董氏家族之所以能人才辈出，除了优良的家风熏陶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视教育。可以说，平度西南乡的早期教育普及和人才培养，这个家族出力最大。

据平度崔家集中心中学原副校长董道传所撰《董氏家族与平西南早期教育》记载，董凤至家族发迹之后 ，为了培育后人发展基业，也为了施惠于民扩大声望，遂投巨资，兴学办教。民国二年(1913年)，家族于董家大庄村创办“私立董氏初高两等学堂”，由董振玉任校长，不惜重金聘请名师执教，而且开设了数理、英语课程。要知道，当时不过民国二年，一个小村庄的学堂就引进英语教育，这在全国是很罕见的。为普及教育，学堂对前来求学的学生一律免费，周边数十里内的青少年纷纷前来就读，可谓学子云集，人才济济。

到了民国中期，家族又于当地名镇崔家集村创办“私立崔家集完全小学”，由族人董希瞻(即董轼堂)任校长。这个董希瞻能文能武，我们在后文还会介绍。他就任校长后，大力革新：儿童节组织文娱演出;一年一度举办体运会;国文开始推广白话文，也算是开风气之先。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侵华，董希瞻辞去校长职务，组建抗日游击队，家族改派族人董儒堂继任校长……

1942年秋天，董希瞻在组建游击队的同时，又于当地名村昌许屯创办“私立志成中学”，亲任名誉校长。学校设在一财主家的闲房子里，近处学生走读，远地学生可以在校食宿。学校设中学班和师范班，教员都是慕名专聘，不少还来自青岛，如从青岛礼贤中学聘来于海寰老师教英语，从青岛画院聘来青年画家张成美任教美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当时抗战爆发，物资紧缺的大环境下，学生上学、食宿仍一律免费，着实不易。

志成中学在办学过程中，多次受到日伪军的干扰和破坏。学校处在游击区，又教授国民课本，拒绝汉奸课本，教唱的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战歌曲，因此被日伪军视为眼中钉 ，经常过来扫荡，烧杀掠抢，鸡犬不宁。每当日伪军扫荡时，师生便得“跑警报”，敌人走后，再回来复课，颠沛流离……但是这种环境也有助于砥砺品行，这样一个中学，只存在了三年，却为平度培养了一批文化人才。如坊头人李绩福解放后在北京为高干，平度城人孙震在台湾后来做到了“国防部部长”、台湾大学校长，董家大庄人董家栋在台湾为航空大队长，平度城人尚永贞在曼谷联合国亚洲总部任要职。直到解放后，当地服务于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不少都是志成中学的学生。

董希瞻参与指挥孙家口伏击战

说完了董凤至和董家大庄的发展，我们重点来说说董希瞻这个人。上文提到，董希瞻热衷于教育事业，先后筹划创办私立崔家集完全小学和私立志成中学。实际上，这个人打仗也是一把好手，面对日寇的侵略，董希瞻在当地组建了抗日游击队，并且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那就是孙家口伏击战。

著名作家莫言曾说，他的小说及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红高粱》，就是依据当年孙家口伏击战并以参战的主要人物曹克明为原型创作的。不过，那时的孙家口属于平度而不属于莫言的家乡高密县。而配合曹克明一同作战的就是董希瞻。

那时候，平度、高密还没有国军主力和八路军，于是地方游击队肩负起抵抗日寇的重任。这一地区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就是国民党山东第八专区保安六团团长曹克明和六团二大队长董希瞻。他们把伏击日本人的地点选择在胶莱河南岸的孙家口，因为这里道路狭窄，周围树林密布，便于埋伏。

平度作家谢维衡在《草民的抗战》一书中说，1938年农历三月十五(公历4月15日)上午，日军的五辆军车从胶县(今胶州)经孙家口村开往平度去了。根据以往规律，汽车在第二天必然返回胶县。于是，曹克明连夜部署部队。董希瞻的第二大队被确定为这次伏击战的主攻队伍，在孙家口村内村外埋伏，并在路上设置了路障。4月16日上午大约10点左右，日军车队从北方驶来。第一辆军车为躲避路障急刹车而撞进排水沟里，后面的军车全部停下来。就在这时，董希瞻一声令下，埋伏的游击队员们一齐往汽车上扔手榴弹和打排子枪。随后，董希瞻大喊一声“点火”，游击队员们便点燃了一捆捆高粱秸往车上扔去。一时间，前边的四辆汽车被高粱秸点着了，大火冲天而起，车上的鬼子即使没打死的也烧死了。只有五名日军逃跑，又被埋伏在附近各村的游击队和百姓们追上，结果了他们的性命。最后只有一名日军逃回胶县城。

战斗从上午10时打到下午3时，共29个日军被消灭了28个。此战缴获颇丰，有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三八”式步枪20余支，子弹几万发，军刀三把，其中将级军刀一把，地图及军事文件一大包。除了烧毁军车四辆，还有一辆完好无损，成为最大的战利品。其实那辆汽车还不能算最大的收获。等曹克明、董希瞻他们打开缴获的文件一看，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被击毙的那个戴眼镜的军官名叫中岗弥高，竟然是个中将!后来才知道中岗弥高是奉板垣师团长之命从驻青岛的师团团部到胶县和平度视察军务的。

后来，董希瞻的队伍被国民党收编，被授少将军衔。抗战胜利后，董希瞻退出军界，于济南其父亲处闲住。1948年秋，济南解放前夕，他从济南经青岛赴台湾。据悉，董希瞻在台湾经营一家酒店为生，后随子女移民美国，在休斯敦经营一处农场，度过晚年。

上文我们介绍了董家大庄的历史变迁，也介绍了董氏家族的不少名人。董凤至耕读传家，培育后代 ;董希瞻能文能武，抗击日寇。其实，董氏家族还有一个名人，做到了民国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墓碑还成了文物受到保护——他就是董雪桥 。

和不少历史上的大人物相比，董雪桥的光芒可能微弱了些。他没有扭转时代发展的方向，也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他为人质朴，公道行事，造福乡里，一样深受百姓的爱戴。他出殡之日，数以万计民众自发聚来，足以说明他在当地的影响。

历史离不开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也离不开这些踏实至诚的地方贤达。本篇我们就来说说董雪桥其人。

中举后家门口和茔地竖旗杆

董雪桥(1881～1923年)，名毓枚(又作毓梅)，字雪桥，平度董家大庄村人。按照排序，他是董氏家族的十六世，他的祖父就是董凤至。

董雪桥出生时 ，董家已经是胶东一带的名门望族。高屋大院，牛马成群。他的父亲董振玉(字珂臣)也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这就为他下一步的求学深造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董雪桥天赋聪慧，“幼而颖异”。先在故乡私塾读启蒙，勤学好问，学业优异;再至“郭家庄大学屋”就读，这个地方是董雪桥之父董振玉携族中文化人与邻村郭家庄有识之士联合办的。当时执教的光绪庚辰进士、曾任浙江泰顺县知县的金鸿霄。据说，当时校方派人驱车登门迎接，待金鸿霄上车之时，迎者未见他携带书籍，疑其忘却，就说：“先生可带书籍否?”金鸿霄笑答：“书籍尽在腹中矣。”学校聘来金先生，周边学子蜂拥而来。董雪桥受益于金鸿霄亲授，学问大增。

照现在的话说，董雪桥应该是“富二代”，会被贴上纨绔子弟的标签。但实际上，他不但学业有成，而且侍亲至孝，甚至表现出超越同龄人的稳重。平度崔家集中心中学原副校长董道传在《清朝举人、民国议员董雪桥二三事》一文中讲了这样一件事：董雪桥13岁那年，母亲背部患一恶疮，发作之时疼痛难忍，但一直瞒着他。疮疾属阴，夜间疼痛加剧。一天夜里，母亲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终不成眠，不得已，小声呻吟。睡在隔壁的雪桥听到母亲的呻吟之声，心急如焚——这才得知母亲得了重病。怎样才能减轻母亲的病痛呢?他思之良久，忽然想到二十里路以外一位著名外科大夫。于是立即起床穿衣，疾行二十余里为母亲求医。董雪桥看到母亲经医生治疗病痛减轻时，心里充满无限欣慰，疲劳顿消。邻人得知此事，深深为之感叹嘘唏：一个13岁的孩子在半夜时分到二十余里之外为母求医疗疾，真是难能可贵啊!

这样一个明理且好学的人，在科举中脱颖而出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他18岁时入邑庠(即县学，旧时供生员读书的学校)。21岁时适逢大比之年，毅然参加科举考试，一举考中庚子辛丑恩正併科举人。自此踏入仕途旅程。董雪桥中举后，家门口外竖起参天大旗杆，董氏茔地前面一根根旗杆一字儿排开。庆贺之日，旗帜招展，礼炮轰鸣，祖先平添光彩，门楣顿生辉煌，全村百姓为之欢欣，南村北疃为之祝福。

“干吏”举人董雪桥

董雪桥中举后，以知县分配至广西。董道传归结他在仕途上的表现，挖掘出三件小事，足见他的办事之能，为人之正。

这第一件事就是和解苗变。当时广西巡抚是张鸣岐，他安排董雪桥任阳朔县知事。广西是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历史上经常出现哗变，这事儿也被董雪桥赶上了。上任不久，董雪桥就碰到了怀远苗民哗变。董雪桥奉上级之命前去安抚。他到达怀远后，走访百姓，了解事发原因，制定解决方案。最后，他临危不惧，亲自与变民首领谈判。董雪桥以诚相待，推心置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经过说服教育，终使变民心悦诚服，取悔安宁。

由于在维护地方稳定上的出色表现，董雪桥得到了提拔，被任命为广西省信都厅抚民府同知，也就遇到了第二件事——清剿悍匪。当时正是清朝行将就木之际，地方农民起义不断，有些悍匪也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地方政府又昏庸无能，无力保民，造成百姓流离失所，田园荒芜。董雪桥到任后疾恶如仇，为民解难，决心剿灭这股匪徒。他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悍匪规模，摸清了悍匪行踪。然后广设方略，实施讨伐。一方面文攻：制定“匪首从严，匪众从宽”的策略，广为宣传，以分化瓦解悍匪;另一方面武讨：调集英勇善战之武士，奋力围剿，迫使悍匪投降。董雪桥依靠群众，群策群力;身先士卒，率队督剿;不避艰险，勇往直前。终于将匪首赖亚木、夏麻子等生擒，斩首示众。悍匪余部受到震慑，兼受政策感召，纷纷弃暗投明，投诚归顺者达数百名之众。于是，信都地区归于安宁，群众得到生息，生产得以发展。自此，岭南一带的民众皆称颂董雪桥为“干吏”。

不过董雪桥的力量毕竟太过微弱，而且像他这样精干的官员少之又少，清政府倒台的趋势还是无法挽回。1912年，清帝宣布逊位，民国成立。周自齐当上山东都督，委任董雪桥为东平知州。董雪桥以“民国初建，大法未立，革命尚须推进”为由，力辞，仍“与同志辈做政治运动”。1912年，董雪桥当选为民国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也就发生了第三件事反对贿选。

甄士隐口诵的《好了歌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是当时政坛的写照。各党派那是轮番作秀，不少政治强人为了赢得总统席位也是大搞“贿选”。比方说袁世凯、曹锟，这些人都是“贿选能手”。曹锟在1923年10月以5000块银元一票贿买国会议员590人，被选为民国大总统，群众戏称其为“贿选大总统”。当时董雪桥身为国会议员，对贿选行为深表忧虑：“这样的选举能够选出德才兼备的官员吗?这样选出的官员能够公正地为国为民做事吗?这样下去不但丧失了廉耻，也断送了国脉。”平日里，每每谈到贿选之事时 ，便怒发冲冠，不可遏制。董雪桥还把国会中与他志同道合的议员召集到一起，共同宣誓：坚决不接受贿选人的金钱，坚决不参与贿选之事，以此保证自己人格的清白。

通过上述这三件事，我们可以看出董雪桥的能力和品行，他的所作所为也得到了平度百姓的认可。1923年夏历七月二十一日，董雪桥在北京病逝。第二年夏历三月，灵柩运抵老家董家大庄，三日后安葬于村西南茔地。出殡之日，周边民众自发聚来，为董雪桥送行兼观葬礼者数以万计，途为之塞。

他的墓碑成了文物

董雪桥去世后十余年，家人决定为他立碑。当时董雪桥的父亲董振玉还在世，亲自修书一封，让董雪桥之弟董心宇前往日照请董雪桥生前挚友、参议院议员安鹏东撰写碑文。安鹏东称“余何敢辞之，又何忍辞之”，旋即写成碑文《董雪桥墓表》，全文1372字，大略记述了董雪桥的家族状况及其本人生平业绩。董心宇又专程前往高密，请来董雪桥生前友好、书法名人魏扬廷为董雪桥写碑。写毕，村人见所书文字遒劲秀丽，均赞不绝口。又请上等工匠依字修凿，加八位神仙之图案饰边，墓碑大气高雅。墓碑修完后，家人择日于1936年夏历十月一日举行仪式，将墓碑立于董雪桥坟墓之前。

董雪桥墓碑的变迁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先是1958年“大跃进”，当地开展了“老社员投资活动”，让逝去的人献出墓中砖石为今人服务。活动中董雪桥之墓被掘，墓碑卧于茔地荒草丛中沉睡十年之久。之后又赶上了“文革”，在“破旧立新”活动中，村里拟建构小学校舍。那时经济不富裕，无奈的人们苦于无钱购置砖石，校舍多是用前人坟墓中的砖石砌就。董雪桥的墓碑自然也被排上了用场，墓碑被从茔地运抵村内建校工地，工匠们便把他理在了教室后墙的房基上。

改革开放之后，村里富裕了，家长们不愿让孩子们再在坟砖教室读书，要改善他们的读书环境，拟重建学校校舍。董雪桥的墓碑被从墙上拆下放于一旁。直到1990年，董雪桥之孙董家斌率妻女，在各级领导的协助之下，回归故里，为祖父重立了墓碑。董雪桥原墓碑从村内重新运回董氏茔地，又请人加刻“一九九○年农历十月初一重修”字样，并增刻了立石人。之后墓碑重立于董雪桥坟墓之前，墓碑得到新生。

2009年，根据《全国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施方案》的要求，平度市文化局、档案局、博物馆等单位组成文物普查班子，对各乡镇进行了地毯式的文物普查，登录不可移动文物，这其中就包括董雪桥墓碑。自此董雪桥墓碑作为文物受到保护。

特约撰稿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