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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歌·发现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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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延安路原名天门路 只因沈鸿烈是湖北天门人

2016-10-27 作者:宫岩
因为沈鸿烈,青岛有了条天门路他在青岛还有好几座别墅

经过沈鸿烈的苦心经营,老百姓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为了感谢他,还专门将一条路命名为天门路(沈鸿烈是湖北天门人),也就是现在的延安路。

沈鸿烈虽然办了很多实事 ,但也在青岛捞了不少好处。而在抗日战争期间,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沈鸿烈与共产党搞摩擦 ,在山东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此为沈鸿烈的最大污点。

延安路曾经叫“天门路”

沈鸿烈主政青岛期间,在教育、民生、城市规划等方面做了很多事情,青岛市民对沈鸿烈的表现那叫一个满意,赞扬他的歌谣广为传唱。军人出身的沈市长,能让青岛市民发自内心地敬服和爱戴,就不是运气所能解释的了。

在2003年新编纂出版的《崂山志》中,收录了碑记53篇,大部分是庙宇碑碣,少数记事碑和墓碑。就其内容而言,有10篇是歌颂父母官功德的,却只涉及了四个人,即童公(不其县令童恢)、康公(即墨知县康霖生)、尤公(即墨知县尤淑孝)和沈公。而沈公,即沈鸿烈,民国时期的青岛市市长。人们在崂山为他立了四座碑,歌颂他剿匪、修路、办学、恤民和发展青岛经济、开发建设崂山的功德。“颂沈碑”不同于其他功德碑 ,前三人都是后世立碑,而“颂沈碑”却是当世所立,足见沈鸿烈感民之深。

不仅如此,青岛人还专门将一条路命名为天门路。这条路的故事,还是看看《青岛掌故》是怎么说的吧:

上世纪30年代,从乱石坡岭上开辟出了一条新路。当时的市长沈鸿烈很好出名,因而其部属为了投其所好,便将这条路命名为“天门路”。沈鸿烈是湖北天门人,见有这样一条路当然高兴。谁知好景不长,路刚修至南仲家洼时,发生卢沟桥事变,日军占领了青岛。日本人见这是条为沈鸿烈树碑立传的路,便立即将其改为“兴亚路”,取的是“振兴大东亚共荣圈”之意。等到日本投降后,“兴亚路”又被国民党青岛市长李先良改回了“天门路”。李先良一直是沈鸿烈的部下,受沈提携不少,这次改名也算是他做了个人情。青岛解放后,这条路才有了一个真正响亮的名字,定名延安路。

生活中的沈鸿烈什么样

作为青岛的“一把手”,生活中的沈鸿烈什么样呢?

沈鸿烈长女沈思明在《回忆父亲沈鸿烈》一书中说:“由于父亲经常出差,平时又忙于繁忙的公事及应酬,很少有机会和我们相聚。他吃饭没有定时,所以总是一人独吃,已成为习惯。他吃的东西也很简单:油煎馒头、稀饭、腌辣椒、腌韭菜等,咸蛋、咸鱼是他经常吃的,就是不爱吃肉。我们家里的伙食也是很简单的,在青岛时我家每日一元钱的伙食费,常是朋友们的笑料。父亲对于衣着也很马虎,除必要的衣服外,从不多做衣服。他六十寿辰时,我想送他一件礼物以示祝贺,征求他的意见,他说从未穿过毛袜,要我为他结一双,我就赶织了一双,他穿上时很满意。他经常教育我们,生活不能铺张,衣着要朴素,特别是在学校不能表现特殊化。记得他任青岛市市长时,有一次我想找裁缝做件衣服,他知道了,就找了一件他已穿过了多年的旧衣,让我改改,谁知改好没穿几次就烂了。”

作为市长都有专车。可据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王勇介绍,青岛作为特别市,市长也是正部级,用公车什么的可以实报实销,私人不掏一分钱 。然而,沈鸿烈当了市长以后,座车贵为1号,却是一辆旧敞篷车,连出租车都比他的漂亮。

尽管车不漂亮,沈思明还在书中说,沈鸿烈不允许家人用公车,“有一段时间他自己也不坐汽车,上班步行,去远的地方就乘马车。后来因为时间上太不方便,才又重用汽车。”但需要说明的是,沈鸿烈的市长官邸,位于观海一路。这里离当时的市政府办公地,德国总督府旧址很近,即使步行也十分方便。

沈鸿烈不知道享受吗?当然知道。他有三个老婆,好几座别墅。孙欣在《7号别墅的男主人》一文中是这样介绍的:“八大关景区正阳关路7号,据说曾为沈鸿烈所有。沈鸿烈在青岛有多处住所,观海一路、信号山路、金口一路等等都有曾属于他的建筑。而正阳关路7号的这座建筑,传说是沈鸿烈三姨太的住所。除了市区内的几处住所,他还在崂山有一座别墅。这座别墅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位于崂山风景区华楼宫西北侧,是一座花岗岩构造,木质门窗的简朴建筑。”

可见,沈鸿烈也在青岛捞了不少好处。好在,他会干事。

他这样离开了青岛

沈鸿烈除了会干事,生活还算节俭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他同日本人打过多次交道,从未屈服过 。张志明的《口碑甚佳的青岛老市长:沈鸿烈》中提到了两件事: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不久,青岛《国民日报》发表了《闲话皇帝》一文。驻青岛的日本海军借此大作文章,派兵登陆,武装示威,鼓动市内的日本浪人和特务冲击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其中浑水摸鱼者趁机盗抢财物。沈鸿烈命令所属武装积极备战,向日本领事进行交涉,并请求英法美等各国领事从中调停,才平息了这一风波。当时日本在青岛约有5万侨民,经营有9个纱厂。日侨还开办有其他工厂和商业。风波平息后,沈鸿烈获悉,在青岛的日本商人都害怕闹事,他们长期在中国经商,绝大部分财产都在这里,一旦发生武装冲突或者战争爆发,首当其冲的是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因此,沈鸿烈制定了一条对日交涉的原则:备战交涉,大事不让,小事不争。日本人投鼠忌器,对他也没有办法。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开始发动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进犯上海,青岛形势也紧张起来。日军先在青岛附近海面集中大批军舰,大造声势,然后制造了导致两名日本兵一死一伤的“徳县路事件”,打算武装占领青岛。沈鸿烈下令驻青岛海陆军全面戒备,做最坏的打算。他在会见列强驻青外交使节以及新闻记者时,慷慨激昂地表示:“作为地方官守土有责,一旦日军强行登陆,我全体军民誓与周旋,土地为中国所有,而工商财产多为日本所有,万一不幸 ,只有同归于尽。”日本记者将沈鸿烈的讲话予以公开发表,一时间日本朝野不敢轻举妄动。最终,日军被迫同意了沈鸿烈提出的一周内撤退全部侨民5万人的意见,并且每个侨民上船的时候,只允许携带一箱一囊。后来,因孤悬海滨的青岛势难坚守,沈鸿烈奉蒋介石“焦土抗战”命令,将众多日商厂房机器悉数炸毁后,离开了他执政6年的青岛。

这一天是1937年12月31日,1937年的最后一天。

离开青岛之后的沈鸿烈

青岛沦陷了,沈鸿烈走了。

至于后面的事,翻开青岛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著的《沈鸿烈生平轶事》,书中是这样说的:“撤离青岛后不久,沈鸿烈当上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山东省保安司令、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鲁苏战区副司令。抗日战争初期,沈鸿烈与八路军及其他抗日革命力量的合作关系尚好,曾制定实施八条抗日施政方针。随着蒋介石反共、不抵抗政策的加紧推行,沈鸿烈开始反共。1939年春,沈部秦启荣首先制造了‘太和惨案’,破坏山东敌后抗日斗争。‘皖南事变’之后,沈鸿烈公开打出‘防共、限共、反共、剿共’的旗号。1941年冬,沈鸿烈调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部长。之后,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说到“浙江省政府主席”这个职务,还有一段小插曲。据追随沈鸿烈左右11年,曾任其私人秘书的谢云祥回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华北、东北是一位极有影响的人物。1946年,蒋介石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反动政府,请张伯苓出任教育部部长,先去美国考察教育。张伯苓出国前,蒋介石在官邸设宴为其饯行,并邀张伯苓的挚友沈鸿烈作陪。为了表示对张伯苓的尊重,蒋介石请他举荐浙江省政府主席人选,条件是不要从中央选择,要作风正派,有一定政治才干。酒过三巡,张伯苓考虑成熟后对蒋介石说:‘方才委员长所提浙江主席人选问题,您认为成章兄如何?’蒋介石瞥了沈鸿烈一眼,点点头说:‘可以,很好,就这样决定了。’说完,蒋介石令侍从记录下来。事后,张伯苓对沈鸿烈说:‘我之所以当着你的面向蒋推荐你,目的是迫使他当场拍板。’可是,沈鸿烈从侍从室获悉,蒋介石早已内定沈鸿烈主政浙江,之所以请张伯苓推荐,只是做个顺水人情,以增进三者之间的关系。”之后,沈鸿烈曾任过国民政府考试院铨叙部部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1969年3月12日病死于台中。

在《沈鸿烈生平轶事》一书的前言中,有如下文字:“他出任青岛市市长,在长达6年的任期内 ,重视文化教育和体育事业,加快市政建设,发展民族经济。在抗日战争期间,继韩复榘之后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他坚持鲁南敌后抗战,也与共产党搞摩擦,在山东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是迄今为止,官方对沈鸿烈的正式评价。

沈鸿烈晚年颇重著述,其中的《青岛市政》、《抗战时期之山东党政军》、《消夏漫笔》等著作,都对青岛做了重点的书写。沈鸿烈忘不了青岛,青岛自然也忘不了沈鸿烈。

城市信报记者 宫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