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忽悠袁世凯称帝 周恩来介绍他加入共产党

2015-03-09 作者：田野

杨度王闿运

中国近代史出过无数名人，这些人中，只有一人后世无法确切评价，说他是民国第一奇人都不为过，他叫杨度。杨度早年参加过晚清科举，之后入了袁世凯的内阁;既发起筹安会拥戴袁世凯称帝 ，又变卖家产营救过李大钊 ;一直坚持君主立宪的理想，将近晚年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位奇人，其身上有着怎样的有趣故事，又跟青岛有着如何的联系?本期《发现青岛》我们就来讲讲杨度。

拜王闿运为师，习帝王之术

杨度是湖南湘潭人，身边的名人真不少，他跟康有为、梁启超、黄兴是好友，跟汪精卫、蔡锷、齐白石是同学，一度是袁世凯的第一幕僚，后来还当过杜月笙的师爷。可在杨度的生命当中，对他的人生产生重要影响的只有一人，那就是他的老师王闿运。

王闿运是一代国学大师，博通经史，尤其精通帝王之学。曾国藩消灭太平天国之后，大有“功高震主、天下归心”之势，王闿运曾历数古代帝王诛杀功臣的故事，劝其当机立断，反戈一击，取清朝之天下。老谋深算的曾国藩一言不发，以茶水作笔墨，在书案上连连写下“妄、妄”。

1895年，当时的杨度刚满21岁，才气却早已名闻乡里，王闿运亲自到杨家招其为学生。从此之后的半个世纪，杨度与恩师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两件事可以看出王闿运对杨度的喜爱，第一则是实事。据说杨度可以随便跟老师王闿运开玩笑，而王闿运在他的《湘绮楼日记》中则常称杨度为“杨贤子”。后来其妹杨庄也投师王闿运门下，再后来杨庄成为王闿运第四子的媳妇。(据说，杨庄与丈夫发生矛盾，写信告诉杨度，杨度回信：“夫妇之道，同于君臣，合则留，不合则去。”于是杨庄涕泣求去，把王闿运急得搓手顿足地说：“看在老夫面上，你不做我的儿媳，就做我的女弟子如何?”)

另一则是传言，杨度初入王门之时，恩师提点了他三种学问，任他自选，分别是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帝王之学，而杨度选择了帝王之学，这可是王闿运最热衷的一门学问，大有菩提祖师传授孙大圣七十二般变化的意味。

所谓帝王之学，就是古代策士们的纵横捭阖之术，企图“凭三寸不烂之舌，以布衣轻取卿相”。说白了，这门学问的特点就是要做帝王师，要辅佐王者起，要去治国平天下，如果我们非要找几个帝王师的例子，那么西汉的张良、萧何，蜀汉的诸葛亮，大明的张居正大概就是这一类的人物。

杨度在王闿运门下醉心于帝王之术长达三年，这对他以后的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王闿运教导他：“皙子(杨度字皙子)，以你之才，日后是大有可为的，要好自为之!”于是终其一生，他都在寻找自己命中的“真龙天子”，立志要去辅佐帝王成就旷世大业。当初他的老师王闿运曾暗示曾国藩自立，被曾婉言回绝，现在杨度能否完成老师未竟的心愿呢?答案很快就揭晓了，他遇见了袁世凯。

成立筹安会，拥戴袁世凯复辟

1902年，杨度不顾老师王闿运的反对，自费留学日本。1903年，杨度被保荐参加清廷“经济特科”的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不料有人向慈禧进言，称杨度与革命党人来往甚密，结果不光丢了官位，还被除名通缉，只好跑到日本去了。1905年，他甚至为清政府载泽、端方等五大臣的出洋考察写了考察报告。说来可笑，杨度从未去过欧美，可是他捉刀代笔，写出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他也因此被袁世凯、张之洞等人联合保荐。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成为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权威人士，也成为后来袁世凯的重要谋臣。

1908年，袁世凯被清政府免职回籍，当时前往车站送行者寥寥无几，其中就有杨度，杨度还奔走于北京与袁世凯隐居的彰德洹上村之间，为袁世凯出谋划策。有人说，这是“烧冷灶”，其实，这不是一般的人情世故，而是一个有明确政治目标的人所特有的坚定的政治诉求。杨度甚至认为，袁世凯就是可以助他实现政治理想的“天赐之人”。袁世凯出山之后斡旋南北议和，杨度利用他在日本留学、与革命党人关系密切的身份，帮助袁世凯分化南方革命党阵营，最终促成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也对杨度十分敬佩，曾命人送匾额一块，上书“旷代逸才”四个大字，真是极其场面了。

事情发展到最后，就到了袁世凯称帝这一幕了。我们现在无法判断，究竟是杨度一手促成了袁世凯的复辟，还是袁世凯先有此心后杨度又添了一把火，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袁世凯跟杨度在中国应该有皇帝这一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1915年4月，杨度撰写了他那篇著名的《君宪救国论》(据说，袁克定想请梁启超写这篇文章，结果梁不干)一文，文中他大讲中国民众素质低下，不宜于民主共和，只适合君主立宪。他强调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国，正合袁世凯的心思。这篇洋洋万言的文章，袁阅后极为欣赏，连声称赞杨度：“真乃旷代逸才也!”他不仅将此文当成改行帝制的理论纲领，交给徐世昌、梁士诒等人传阅，还把它寄给湖北将军段芝贵，令他秘密付印。

除了撰写理论文章之外，杨度还组织了著名的筹安会来鼓吹帝制，加上他自己总共六人，这其中还包括严复。筹安会因为大力宣扬帝制遭到了老百姓的反感，但杨度等人似乎并不以此为意。有一次，筹安会成立后，杨度与胡瑛等人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聚会，胡瑛率先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杨度道：“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 ，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孙毓筠则说：“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严复说：“我折衷其说，狗也不狗 ，走也要走的。”这就是著名的“走狗言志”的典故，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杨度拥立袁世凯称帝似乎更多地是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即君主立宪制。他也知道外界风评对他不利，但他一意任之，恐怕是个性使然。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在一片假借民意的筹安、请愿声中，接受了推戴书，走上了帝王宝座。而为袁世凯称帝出了大力的杨度，则坚信自己将是“中华帝国”的首任宰相，相传杨度曾派人到法国巴黎订制了一套华贵的宰相礼服，他的帝王之术看样子似乎已经实现了。

袁死后，杨度遭通缉

不过今非昔比，古代帝王术受人追捧，可在中国近代史上，帝王术的命运就如同饭店的过期食品一样，永远是不会有什么好销路的，即便是有人买了，尝了，只怕也是无福消受。

杨度恐怕不会想到，他面临着跟自己的恩师王闿运一样的结局，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结局比王闿运更悲惨，王闿运当年游说曾国藩自立，无非被曾婉言谢绝而已，杨度如今拥立袁世凯称帝，自以为实现了帝王之术，却遭到了全国的口诛笔伐，甚至连袁世凯都在临终之际对他心怀不满。袁世凯吃了帝王术这一剂药之后，自己“中毒”身死，杨度便也成了“庸医”。

称帝不久，袁世凯就迎来了孙中山的革命，此后又是南方数省的反叛，被迫取消帝制不说，军事上的连连受挫，举国上下的痛骂之声让他寝食难安，最终一命呜呼。据说，袁世凯临咽气时，曾大呼“杨度误我”，又有一说是“他误了我”。这个“他”究竟是谁，有人认为是袁世凯之子袁克定，也有人认为就是杨度。后人据此推论，袁世凯其实并无称帝之心，是受了杨度和袁克定、古德诺(美国人，袁世凯的法律顾问)等人的蛊惑，此处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尽管袁世凯认为杨度用帝王术害了自己，杨度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他好像认定了帝王就是条真理。袁世凯宣布退位之时，杨度身为筹安会长发表了通电，表示“君宪有罪，罪在度身”，如果杀他有补于国事，他万死不辞，甚至到了这个时候，杨度还反对“元首退位”。袁世凯身死之后，“耽误”他的杨度挥笔为袁世凯写就一副挽联，挂在袁大总统出丧灵棚中，明是吊唁，实则申辩——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杨度的意思大致是：到底是共和制在中国行不通，还是中国的共和制不叫共和，过上千年大家再来评价这一公案吧;到底是君主立宪害得您万夫所指，还是您把君主立宪改得面目全非 ，您在九泉之下要细细思量。他的这一论断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

黎元洪就任民国大总统之后，杨度成了替罪羊。1916年7月14日，黎元洪发布通缉令，全国缉拿拥袁复辟者，杨度名列榜首。这出搞笑的通缉闹剧反映了当时的一贯特色，本来名单上列了很多人，可人情世故大家都避不开，到后来，名单上的通缉者越来越少，后来干脆没几个人了。至于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那些手握重兵支持袁世凯复辟的军阀，通缉令上一个字也没有。

这样一份通缉令出现之后，杨度的反应可想而知。据说，他在天津看到报上登载的通缉令名单时，一度悲愤交加，要上北京投案自首并与政府理论，在好友夏寿田的劝解下才作罢。杨度之女杨云慧后来也证实了这一说法，“父亲得知段祺瑞成立了新政府之后，好几次要北上投案自首。”不过冷静下来的杨度并没有去北京，而是来到了青岛避难，也正是在青岛，杨度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嫌袁世凯给的官小杨度赌气隐居青岛

1929年，杨度迁居上海薛华立路杜月笙的私宅杨度(前排右一)与友人合影，左一是其长子杨公庶

杨度一生去过不少地方，但在青岛居住的那段时间对他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他分别在1912年前后和1916年数次来到青岛，特别是1916年那次来青，正值袁世凯去世，全国通缉他之时，他内心的疲惫可想而知。之所以说杨度此次来青对他意义重大，在于这次在青岛待的一年时间里，他沉浸于书海之中，思想发生了不小变化。此后，他从一个帝制拥护者转而成为民主进步人士，变化之大之快，在近代史上都是少有的。无怪乎青岛的著名学者鲁海先生要说，在杨度一生当中，“居住在青岛的这一年时间堪称特殊，可以说是他政治生涯的分水岭。”

嫌官小，杨度赌气来到青岛

上篇我们讲到为了躲避全国的通缉，杨度于1916年来到了青岛，其实在此之前，杨度已经造访青岛数次，特别是在1912年前后 ，他曾多次来青岛。杨度那时候来青岛难免被人认作是逊清遗老，因为当时清政府倒台，大批的逊清官员都来青岛避难，杨度既随他们而来，也难免被戴上这样的帽子。鲁海先生称，杨度第一次来青岛时“居住在中山路与湖南路路口一家由德国人经营的名叫胶州的旅馆里”，这次来青时间不长，因为随后袁世凯成为大总统，杨度旋即北上。

杨度此后几次来青就颇有意思了 。青岛学者王桂云曾撰文记述称，杨度在袁就任总统后也来过青岛，这次来青很有小孩子赌气的意味儿，袁世凯“于1914年3月将寄寓在青岛的徐世昌任命为国务卿，并授为上卿;梁士诒、杨士琦、熊希龄等是中卿;杨度却被赏了一个少卿的头衔。人比人，气死人。杨度一怒之下，跑到了青岛”。

杨度此次来青在肥城路购宅居住，整日四处游逛、问佛访道、游山玩水，大有不回北京之意。王桂云称杨“经常出现在前海沿的栈桥上”，散散步，呼吸着清新略带鱼腥味的海风;有时又去爬爬崂山，喝点矿泉水，和上清宫道士谈论世外仙踪。这次来青终结于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催促，杨度这才返回了北京。

杨度此后还有两次来青，一次是奉袁世凯之命来青岛办德语进修班，最重要的一次自然是1916年为躲避通缉而来青岛进行的政治避难了。

成为帝制祸首，再次来青避难

1916年7月，黎元洪发布了“惩办帝制祸首令”，上文说过，第一个就是杨度。杨度自然心怀不满，可是在朋友的劝告下，他还是来到了青岛。

此时的青岛已经此一时彼一时了 。首先，青岛被日本人占领，政治气氛十分压抑;其次 ，杨度因为名列祸首令的榜首，因此人人唯恐避之不及。他住在中山路西侧，警察署的后面，虽然和不少先前旧识比邻，但十分孤立。按照鲁海老先生的话说，逊清派觉得杨度是忠于袁世凯的人，自然不会向着大清国，因而不搭理他 ;实业救国派如周馥之流又觉得杨度是个全国通缉之人，跟他接触没什么好处。最后 ，杨度只得跟诗文交起了朋友。

值得一提的是曾经的学部副大臣劳乃宣对杨度依然赏识有加，他是饱学之士，爱才心切，故而常常和杨度交流，正因为如此，杨度在此期间渐渐地远离政治，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他开始作诗、翻译书籍，潜心研究学问，在此期间，他的恩师王闿运逝世，杨度的凄凉感又加了一层。

除了各种人际交往的不顺之外，杨度还受到了日本人的监视。鲁勇先生在其《逊清遗老的青岛时光》一书中曾描述过一件事，有一天，杨度在街上看到一个日本军人殴打中国洋车夫，遂上前理论，日本军人对他破口大骂，这时旁边一个日本人对这位军人说，这是日本人的朋友杨度先生，你不得无理 。杨度这才知道自己在青岛是受日本人监视的，这让他的苦恼又增加了一层。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书籍给他带来的乐趣，鲁海老先生称，这期间杨度读了大量的书，进步书刊“只要能找到的他都读了 ”。也许正是这段时间，目睹了民国政治复杂的争斗，经历了宦海沉浮，听闻了传授帝王术恩师王闿运去世噩耗的杨度 ，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从一个帝制拥护者转而成为民主进步人士，变化之大之快，在近代史上都是少有的。1918年，民国政府赦免杨度，获得自由的杨度不久后就离开青岛，南下广东去见孙中山了 。

杨度卖了青岛的房子帮助共产党人

用凤凰涅槃来形容杨度在青岛出山后的表现一点儿也不为过。他先是和孙中山交流，继而参与北伐战争，还有传言称他北伐期间见到毛泽东后曾预言，得天下者，此人也。

不光是和国民党人展开了很好的合作，杨度在此期间也跟共产党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为公众所不知的是，杨度参与了营救李大钊的行动，也参与了不少营救共产党革命家属的行动。杨度之女杨云慧女士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回忆，某日黄昏，读中学的杨云慧放学回家，意外地见到了从北京回来的父亲，正关着屋门与母亲(杨度侧夫人徐粲楞)说事儿呢——

—“一会儿，我走近房门口，听听父亲在说些什么。只听父亲说：‘为了救济这些被难的家属，我们要筹集一笔钱。我已经把手里所有的钱都捐助了，但是还不够，还要想办法。我想，现在家里只有在青岛的一栋房子可以变卖了拿去救急。我明天就要回北京去，你可以让云慧陪你去青岛，协助你办理此事。’我生母说：‘这栋房子已经破旧了 ，值不了多少钱，我可以把我的首饰拿去变卖了捐给这些被难的家属，好不好?’父亲高兴地连声说：‘好，好!’”

此后 ，杨度在青岛的房子被卖，杨云慧后来问母亲，此钱作何用处，她母亲回答：“这些人都是革命家的家属。这些革命家为了挽救国家，被军阀杀死了 ，留下的家属们生活很艰难。你爹爹要收集一笔钱去救济他们。”

从上面一则回忆可以看出，杨度参与了不少解救共产党员及其家属的行动，他甚至亲身前往北京，疏通关系，营救李大钊，可惜没有成功，为一憾事。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通过跟中国共产党的接触 ，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几年之后 ，他还为此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曾希望蒋介石当皇帝

中国人讲究死后有个盖棺论定，那么杨度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是帝制拥护者?还是民主爱国人士?我们来看看杨度晚年都干了什么。

杨度晚年住在上海，在那里他认识了青红帮老大杜月笙，杜对杨很敬重，杨度当时在法租界里住的小洋房就是杜月笙的。当时上海小报说他是杜月笙的徒弟，杨度不以为然，说：“我一没递过帖子，二没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只是清客而已。”尽管杨度如此回应 ，但他是个重感情的人，并非白吃白喝的清客。杜月笙请杨度担任落成典礼文书处主任，杨度感恩知遇，在人来客往的办事处朝夕忙碌，事必躬亲，很为朋友尽责;杜月笙也很关心杨度 ，知他鸦片瘾奇大，特嘱人预备一副烟具，一张烟榻，好让其忙中过瘾，直到杨度1931年去世。

杨度去世前不久，有一次和章太炎等人在湖南军阀赵炎午上海的家里吃饭，在座的还有历史学家左舜生、他的儿子杨公恕，酒酣耳热之际，杨度又谈起了他的君主立宪论，说：“很可惜，蒋介石就是不肯做皇帝，以他的武功，虽汉高明太何以过之，因为他不做皇帝，所以终于没有成大功的希望!”他没有想到左舜生把这一番话记了下来。

1945年，左舜生有过一次延安之行，和他同行的有章伯钧、黄炎培、傅斯年等人。他清楚地记得那年7月4日的午后两点，在延园(又名枣园)的一棵枣树下，毛泽东对他和章伯钧说：“蒋介石，他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当时站在旁边的还有朱德和周恩来。

去世47年后才知他是共产党员

杨度去世时，按照国家大佬的规格下葬，此后的数十年，杨度的形象一直很不好，“筹安会六君子”的帽子一直戴着，拥戴袁世凯的恶名一直洗不掉，世人似乎觉得杨度就是个反面角色，直到他去世47年后的1978年。

1978年7月30日，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做秘密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前年谢世的周恩来，文中有这样一段：

敬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 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我听了以后，一面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一面向许多人打听。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

这在当时引起的轰动是可想而知的，数十年来，杨度一直是个反面角色，直到现在大家才知道，杨度的真实身份居然是共产党员。从此之后 ，杨度一些不为大众所知的故事才被逐渐披露出来，他如何仗义疏财营救受难的党员家属，如何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最激动人心的一幕自然是他如何加入的共产党。原来，杨度去世前两年移居上海，在此同陈赓交往日深，一天，他问陈赓：“你大概是共产党派来的吧?”陈赓先是微微一惊，旋即镇定地说：“不错，我的确是一名共产党员!”杨度对陈赓的率直已在意料之中，加上他日渐赞同共产党的主张，于是他也表露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同年，在上海，经周恩来的批准，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秘密党员。当时正值国民党疯狂屠杀共产党员，杨度选择在此时加入，可见其进步信仰是十分坚定的。

唐朝诗人白居易说：“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杨度是这样，我们身边的人又何尝不是呢?

城市信报记者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