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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歌·发现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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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姑娘给新娘磕头 张宗昌来青岛住在四方村

2015-03-09 作者:黄默

滕氏族谱

上四方村街巷分布图(滕学梅绘制)

“四方”,青岛市曾用区划名称,之所以叫四方区,源于区内的一个村庄——四方村。四方村位于原四方区西北部,沿嘉定路以北、杭州路两侧约五平方公里的一块地面,又分为上四方村和下四方村。随着解放后青岛城市建设的发展,过去的村落如今早已经全部改造成为社区;而2012年12月1日按照国务院的批复,青岛市部分行政区划进行调整,撤销市北区、四方区,设立新的市北区,四方区这一名词再次成为了历史。虽然在这个城市里,“四方”这个地域概念已经越来越模糊,但对于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记忆却是无法磨灭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老青岛记忆中的上、下四方村。

四方这个名称的来源

老四方人都知道,原来的四方区有片区域叫四方村,四方村又分为上四方村和下四方村,分布在原四方河的两岸。四方区的名字来源于四方村,如今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毫无争议,那这四方村的名字又从哪里来?说法却无法统一。

有人说,是因古代这里的海边曾有个四四方方的盐田;也有人说是四方村初建时只有四间小草房,所以叫“四房”(后演变为四方);还有人说,四方村老住户里有四大土著家族分别为滕、王、徐、刘,来自四面八方,所以村名叫“四方”。此外,据滕氏族谱记载:“滕氏六世祖进明、进魁为同胞兄弟,进明为兄留在上四方,进魁为弟迁居下四方。”所以住在四方村的滕氏居民们最常提起的一种说法是:滕氏五世祖为两个儿子分家时,在东、西边各盖了相同的一栋草房子,房子的设计是东西南北各一间,中间留有四四方方的一个大院子。兄弟两人各自定居后又繁衍了自己的后代,哥哥一支就成了“上四方村”,而弟弟一支则叫“下四方村”。因属同宗,所以两村的大部分居民都姓滕,又因兄弟俩岁数相差较大,传下几代子孙以后,同一年龄的人,“下四方村”人就要比“上四方村”的人大出一两辈。以上的几种说法虽然乍看之下都有点意思,但细究起来却又缺乏让人信服的理论依据。就拿以四大姓氏定名的说法来看,下四方村的确是有滕、王、徐、刘四姓的居民,村中有以滕、王、徐三姓命名的胡同,却缺少了刘姓。况且上四方村直到1904年前,都只有滕氏一族居住,也一直用着“四方”这个名字 ,由此可见村名应与四大姓氏无关。

至于“四方”二字究竟从何而来,滕氏后人近年来研究史料发现,与大多数青岛早期村庄一样,四方村也是明洪武年间设立卫所时迁来的军户。根据清同治版《即墨县志》中记载:“浮山所墩堡十八处,麦岛、错皮岛、双山、塔山、翁窑、转头山、狗塔山、桃林、中村、东城、张家庄、程家庄、城阳、女姑 、楼山、孤山、红石、斩(湛)山。”而四方村所在的地理位置正是塔山墩堡。而在明万历版《莱州府志》《崂山志》等地方志书中,凡提及十八墩堡,塔山墩堡均排列第四位 ,也就是浮山所的第四防御墩堡。另从滕氏族谱上看,明朝时期原本十几人到后一代却只剩两人,此现象在谱中多次出现,人口数量严重不符常规,如对照明史中防御墩堡史实,应是在抗倭斗争中做出了牺牲。而在文革前,滕氏家族里一直供奉着三个“主鬯[chàng]”,已经有三百五十多年的历史,这些“主鬯”都是军事部门赠给滕氏家族的。由此推断,四方滕姓明代曾是守疆军户,原本无名之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口的增多,外出与人交流总得说个出处。如问:“你从哪里来?”答:“四防御墩堡”。再后来由“四防堡”逐渐演变成“四防”、“四方”。可见四方村名与鳌山卫、浮山所一样,村名都是出自于明代卫戍编制。

没有听到祠堂信号不能过年

在上四方村六百年的历史中,前五百年都只有滕姓居民居住。因为上下四方村的滕氏本是一家,所以过去每到过年下四方村的滕氏也都要到上四方村的祠堂祭拜。

上四方村每年会安排一户人家在祠堂里主持过年事宜,村民管这个差事叫看宗。祠堂每年看宗是村民轮流的,谁家当年看宗,那族里有二亩二分二厘公产地,就由谁家种着,其收入用于看宗需要支付的费用。说到这公产地,就不得不提滕氏的一名族人滕玉森,这块地是他献给族里的,他出地的唯一要求,就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把他的名字填在宗轴上。按照上四方滕氏的规矩,族人只有死后才可以由其后人将其名写入宗轴,这滕玉森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要求是因为自小爱好习武,成年后武功了得,常年外出“访友”与各地高手切磋武艺,而他这一辈子又没有子女,他怕不知哪天一旦失手客死异乡,族人们不知道他的下落名字写不进宗轴。考虑到他对族里的贡献和特殊的个人情况,最终族人们答应了他的这个要求,由此他也成了上四方滕氏历史上第一例活着就名列宗轴的人。

过年当天,祠堂里从黄昏就开始烧香,直到晚上十点半开始烧水下饺子,祠堂里的饺子是当年看宗人家在家里包好,端到祠堂里下,过年下饺子用柴草不能拉风箱,到十一点饺子已下熟。这时看宗的人就要掌上灯笼,点上八仙桌的蜡烛,开始浇奠饺子,从祠堂大门口开始迎年烧香纸,放火铳。按照上四方的习俗,各家各户一定要听到祠堂的火铳声响,才可以开始过年、吃饺子。九声火铳震耳欲聋,响彻周边村落,这就意味上四方村的新年开始了。据村中老人回忆,这火铳到解放后还放过几年,只是那时候就没有九声那么多,响一声意思一下就是,但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就不再放了。

除夕夜里,在家里过完年的族人开始陆续往祠堂送香纸、端饺子、祭奠、磕头。这时祠堂的院子就成了孩子们的天堂,一个个围坐在族里老人的周围,虔诚地听着滕氏祠堂里的往事和滕氏族人的忠孝故事。村里大一点的男孩子此时手里都会拿一支香,这叫志香,因为新年这一夜家里的香火是不能断的,孩子们想出来玩又怕耽误了续香火,所以出门时就点一支跟家里香炉差不多长短的香,看手里的快烧完了就赶快回家继续上香。就这样,很多孩子一晚上要往家跑三四趟,上完香再继续回来听故事,一直到天快亮了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祠堂。

上四方村的祠堂也不是只有过年才开,如有族人犯错,族长也会在此实行家法。相传清朝末年,祠堂里就行过一次家法,因上四方村一族人与下四方村一滕氏居民对骂祖宗,所以开祠堂各打了二十棍。不敬祖先是犯了滕氏家族的大忌,当时开祠堂当天,场面是非常严肃的,族长们坐成两排,主持行家法的坐在中间,族中的青年来当打手,据说受罚的两人都伤得不轻,离开祠堂的时候都是被架着走的。

娶上四方姑娘得给新娘磕头

上四方村居民崇尚礼节,有很多自己特有的风俗习俗,比如只听说过去结婚拜堂夫妻一起拜天地、拜高堂,从没听说过结婚当天新郎要向新娘行跪拜大礼。虽然旧社会都讲究男尊女卑,但过去在上四方村,要娶媳妇就得给人家姑娘下跪磕头。

上四方人管订亲叫“撒媒柬”,双方商定好订亲礼就由男方准备好,一斤半重的饽饽要有四十个,加上现钱 、首饰、衣服、衣料、肉 、鱼、粉条等,择黄道吉日去女方家订亲。并在红色的“媒柬”上写男女双方姓名 、家长姓名和媒人姓名 ,一式两份,双方各留一份。当天女方设宴招待男方家来送订亲礼的宾客,这样撒过了媒柬就确定了男女之间未婚夫妇的关系。当然,女方也会准备一双鞋作为回礼,而男方走的时候也会让他把送来的礼物带回去一半。成亲当天,新郎备下一乘官轿、一乘花轿,长袍马褂头顶官帽来到女方家中迎亲,跟现在结婚程序中的“堵门”一样,女方家人也会先闹一下新郎,把几个刚出锅的空心饺子混在碗里端给新郎,得意忘形的新郎官常常会被空心饺子里炙热的水蒸气烫到舌头。新娘打扮妥当后,则由兄长抱到正屋的椅子上坐好,此时新郎要对其行跪拜大礼。据村里的老人说,这是因为姑娘嫁过去是要给男方传宗接代、养儿育女的,上孝敬公婆、下照顾弟妹子女,主家主事操一辈子的心,所以成亲当天,必然当得起新郎的跪拜大礼。

除此之外,上四方滕氏的家训一直主张敬祖,古时候,上四方村民多以打渔为生,就连每年出海的第一网打上来的好鱼也一定要用来祭拜祖先。村民们清明就把船弄好了,谷雨这天就去下鲅鱼网了。不管第几网打上鲅鱼、刀鱼、白鳞、家吉等鱼,绝没人先吃,必须赶回家祭祖,回家后做好鱼去祖坟祭奠完,烧上香纸,磕了头,回家让老人吃,再去丈人家送了鱼,这才能正式出海。出海时是非常热闹的,家里做的馒头很小,用筐抬上船,并把水等生活必需品抬上船。村里的人都去海边送,场面恋恋不舍,船上给孩子们往下扔馒头(那时吃馒头也不容易),这一出去,一路沿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几个月才能回来,风险很大,但上四方滕氏历史上没有出现一个因出海而归不了祖坟的。

1938年,日本二次侵占青岛,从此日本人开始了对上四方村长达7年的侵略和剥削。或许是因为从祖辈就是戍守边疆的军人,滕氏族人有着刚毅的性格,面对国难家仇决不屈服。在抗日战争时期,上四方村在册的青保共六人,有:滕学荣、滕学询、滕学题、于其江、李智云、马冰。1944年,村民滕文道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把自己养的一条看家狗起名昭和,领着狗四处转,叫狗的名字 ,后被人告到了日本特务机关,从此特务到处抓他,后来在族人帮助下逃到了崂山。正因为上四方村居民之间的团结 ,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从未得逞,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上四方村也没有出过一个汉奸。

张宗昌来青岛住在下四方村还在这里讨了一小老婆

大军阀张宗昌

左:下四方村兴中街旧貌右:下四方村半壁巷维新桥

过去海云庵旁有一条四方河,下四方村与上四方村隔河相望,河东边是上四方村,河西边是下四方村。与上四方村姓氏单一不同,下四方村的老村民有徐、刘、滕、王四个家族。徐、刘、王三家的族谱皆记载他们是从云南迁来,村民人数最多的滕姓却只知自己是明永乐年间北迁至此的移民,说不清自己来自何方。

四方村滕姓村民来自哪里

因为上、下四方村的滕氏家族是从第六代才分的家,所以两村滕姓村民一直共用一本族谱。1926年,《即墨滕氏族谱》由滕氏第十三代滕文江筹资印制,请来私塾先生张宗伟作序,张先生是个谨慎的人,无史料考证之事绝不入籍,于是,我们现在在滕氏族谱看到的是这样一段叙述:“余闻滕氏者世家也,绣叔受封于滕盖氏自始,但世代变迁,岁月久远散处流寓不可胜计,故吾邑滕氏不知迁自何年,亦不知迁自何处……”虽然在当年缺资金、少资料的情况下,滕氏族谱中并没有对自己的姓氏根源做出一个准确的定性,但滕氏的后人仍从其他古籍上查出了与自己姓氏有关的一些起源说法。

一说为上古时期黄帝赐封的国名,据《史记》、《国语》和明、清、民国年间的《滕县志》记载:“黄帝有二十四子,赐土得姓者十四,其第十子封于滕”。黄帝所封的滕国,疆域广大,经尧、舜、禹至商末灭亡。

还有一说是滕姓来源于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国滕国,滕国君主为姬姓。周武王在灭商之后,封其宗亲及功臣为诸侯。其中错叔绣(即周文王姬昌第十四子)被封于滕,是为滕叔绣。古滕城是滕国的首都,距离山东滕州7公里。四方村滕姓居民是从云南还是滕州迁徙至此,至今依然无从考证。

滕姓居民永乐初年来到这里,从族谱上看人口繁衍一直比较缓慢,直到清朝中页,才慢慢趋于正常增长趋势,对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亦兵亦民的身份可能是造成这种现象发生的最大原因。

一个烧饼改变四方村

旧时的四方村因为靠海,所以村民多以打渔、农耕为生,十分淳朴。四方村有一种说法,说最早教会滕氏族人做生意的是1904年从会前村迁居此处的于家人。

1904年德国胶澳总督府收买会前村附近山地辟建植物实验场,又征收全村房地令居民迁出。会前村村民各奔东西,会前村就此消失。会前村的于家来到了上四方村居住,因为在拆迁时得到了一点补偿,他们从滕姓人手里买来房屋和土地,农忙之余,于家的女人又在家烤烧饼拿到天后宫一带贩卖,又能多赚一些钱,于家人的生活明显比滕姓人富裕些。这一点启发了滕家的女人们,于是她们陆陆续续地学做起了烧饼生意,生意越做越火,有时还把农产品带去卖 ,手头便有了零用钱 。女人们尝到了甜头,于是几乎全村的妇人都参与了此项活计,上四方村一下子变得有了生气。

但是对于四方村的经济发展是从一个烧饼开始的说法,滕氏第十四世后人滕学梅却不以为然,滕学梅遍查资料发现,早在1900年,德国德华山东铁路公司就在四方村(现杭州路附近)投资158.7万马克,创建大型工厂,即为胶济铁路四方工厂,占地12.5万平方米,到1903年就已经实车投产。这一期间,工厂需要大量用工,四方村的大批居民就成了他们的招工对象,远远高于捕鱼、种地的收入,让不少四方村村民走入工厂成为工人 ,这应该是四方村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重大改变。

此后,日本人又先后在四方村附近投资建立了大康、隆兴等多家大型纱厂和四方发电所。从此,不仅是上下四方村的居民们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随着厂方大量用工的需要,青岛近郊或周边地区都有人来这里打工,逐渐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了一次大移民潮,而在这个过程中上下四方村的村民们也从中获得了一份额外的收入——房屋租金。大批移民工人来到四方村租房子,一是因为这里的居民不欺生,二是距离工厂近。滕氏族人闲置多年的老屋里一时间全都住满了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七七事变发生之前。

张宗昌来青时就住在下四方村

民国时期的大军阀张宗昌大家一定都听说过,就是他在1925年残酷镇压了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的大罢工,一手造成了“青岛惨案”。但或许很多人不知道,他在青岛的时候就住在下四方村,而且还在这里讨了一房小老婆。

听下四方村的老人们回忆,滕家巷与兴元街交会处有个朝西门,里面住着个姓杨的女人,是远近闻名的美女,张宗昌来青岛的时候就是和她住在一起。

张宗昌的绰号不少,“狗肉将军”、“混世魔王”、“长腿将军”都是在说他,还有人叫他“张三多”、“三不知将军”,意思是说他兵多、钱多、女人多,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士兵,有多少金钱,有多少女人。所以到了青岛自然也不能闲着。

杨氏到底是怎么跟了他的 ,现在的老人们也都说不清楚。原下四方村村民滕学臣,就曾经住在兴元街,家里的长辈曾亲眼见过张宗昌住在下四方村的小老婆家里,胡同口都有卫兵站岗,村里卖烧鸡的伙计经常端着盘子,屁颠屁颠一路小跑往那里送烧鸡,生怕凉了受怪罪,还有面馆里的伙计也是提着食盒一趟一趟地往那里送。但到1932年张宗昌死后,这姓杨的女人便断了生活来源,后来就去国棉三厂做工了。

下四方村村民吃海鲜从不花钱

四方成为工业区之前,这里的人以出海捕鱼、种地为生,后来即使大多数村民都进入了工厂,下四方村人也没改了靠海吃海的习惯。直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湖岛海、沙岭庄海的海产资源都还非常丰富,村民们吃海鲜从来不用钱,只要等到涨潮的时候去海边走一趟,不光够自己吃,还能带回多余的卖钱。

据滕学臣回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下四方人赶海还是家常便饭,到农历初一、十五落大潮,人们在夜间八点来钟,就开始熙熙攘攘经过兴元街往湖岛海集中,挖蛤蝲 、钓虾虎 ,有的还提着乙炔灯,拿着小鱼叉去海里捉鱼、捉螃蟹、拾海螺,每次都收获颇丰。那时四方机厂有个吴大爷,就站在湖岛海边撒“旋网”,一次就能打上200多斤“鼓眼鱼”,可见那时还没被污染的海域物产是多么丰富。

下四方村村民去赶海会抄小道走近路,经过湖岛村一座家庙南边的义地(旧时掩埋穷人的公共墓地),常常会看见有鬼火闪烁,有时走着、走着就会一脚踩进坟窟窿里,被瘆出满身的冷汗。据说在这大片古坟茔里埋葬着一些反清政府的殉难者,还有上世纪初胶济铁路客 、货两车追尾相撞事故中的众多无名死者……村民们为了在夜里给自己壮胆,会一起唱赶海版的游击队之歌:“我们都是神抢手,一摸就是一大篓。我们都是飞行军,不怕山高海水深。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大海送上前。人民币没一毛,去给大海要。我们都是穷光蛋,吃的是蛤蜊喝稀饭。”等来到海边休息片刻,村民们就把竹篮子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趁退潮走进漫到大腿根的海水里,开始用脚踩着、试着,如果觉得有像是贝壳的东西,就蹲下身子将蛤蜊抠出来放入竹篮。有时候都能摸着别人的脚拇指,还以为是摸着香波螺了。

那时候因为家家户户都去赶海,所以带回来的海产也卖不上价钱,在海云街上常能看到有赶海回来的孩子守着一大筐蛤蜊,一分钱一斤,螃蟹几毛钱一斤都没人要,一是那时候人手里钱不多,二是嫌吃起来麻烦,要想卖好价钱就得走远一点去市里卖,住在海边的村民已经不稀罕了。但到了上世纪60年代物资缺乏的时候,这片海还真是救了不少村民的命,每到退潮海滩上都是钓虾虎的人。

随着行政区划的变更,四方村、四方区都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回忆。2012年12月份,按国务院批复,青岛市进行区划调整,为了给老四方人留个念想,辖区覆盖原四方村区域的兴隆路街道办现已更名为四方街道办,四方人以这种方式将“四方”这个名字保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