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是山大首任校长 他还创办了青岛华新纱厂

2016-11-24 作者：田野

周馥之后，周家代代有能人，最有名的要数第二代的周学熙。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有“南张北周”之称。“南张”指的是功盖东南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北周”指的是北方的周学熙。周学熙曾经两次出任民国财政总长，但他最终选择了退出政界，全身心地投向实业。周氏企业集团资本金额高达4000多万元，在当时这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今天的《发现青岛》，我们就来说说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周学熙。

他为啥放弃仕途

周学熙(1866年～1947年)，字缉之，号止庵，安徽至德(今东至)人，他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周馥。

周馥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左膀右臂，被称为“李鸿章的大管家”。周馥跟随李鸿章办洋务，周学熙从小耳濡目染，对“洋务”特别上心。

周馥共有六子三女，周学熙排名老四。除第三子夭折外，其余五子均各展才学，另辟新路。周馥自己不是科举正途出身，因此，特别渴望儿孙金榜题名。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孩子的学习要求很严格。

清光绪六年(1880年)，15岁的周学熙独自一人，肩背书籍行囊，翻山越岭，徒步到池州府去应童子试。16岁，他赴省城参加科考，轻易取得了科举资格。这让周学熙踌躇满志，以为青云直上指日可待。不料天意弄人，此后，周学熙竟然连续5次落榜，直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第6次应试后，才递补为顺天乡试第18名举人。

更大的难处还在后面。1894年，周学熙第一次参加会试，虽然考中，但“仍以额满见遗”。第二年，周学熙会试再次高中，却被心存偏见的主考以“书经题文有两句引用《说文》”为由，从榜上除名。

周学熙科场为何如此不顺呢?当时的主考认为周学熙是“甲午败将之子”。

原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李鸿章是幕后主帅，无论胜败，他都得负责任。当时，李鸿章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周馥是李鸿章的“大管家”，自然也就成了战败的“罪魁祸首”。周学熙是周馥之子，主考因此心存敌意，两次借故将他除名。

两次会试皆遭遗弃，这让周学熙大失所望，以至于对科举完全失去了兴趣。1895年5月2日，康有为、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这些话就像拨开了迷雾，让周学熙心头一亮，看到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这位29岁的官宦子弟下定了“放弃仕途、实业报国”的决心。

王庆云在《周学熙 漫漫寻梦路》一文中说，周学熙经过深思熟虑后对父亲周馥说：“这些年来，在科场遭到的坎坷风霜使我对‘入词林’绝了念头——纵然得中了进士，又当如何?目下中国缺少的不是进士，缺的是干实事的人。我打算用分家所得的银两，弃举业而改习实业，另走一条富民之路。这样于国于家都有好处。”周馥是个老洋务派，对儿子的选择自然表示支持。

时过不久，周馥为周学熙捐了个候补郎中的职官，并推荐他到儿女亲家张翼主管的开平矿务局谋了个监察、督办的差事。从此，周学熙投身实业。

他是山东大学首任校长

开平矿务局监察是周学熙投身实业的第一份差事，应该说他干得不错，可义和团运动打断了他的职业生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造反时，英军以信鸽通敌为由逮捕了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目的是骗夺开平煤矿。

在英军的威胁欺骗下，怕死的张翼竟然监守自盗，将开平煤矿私自盗卖。张翼还拉着周学熙，让已升任总办的他也在卖约上签字。不愿同流合污的周学熙岂肯签字，他实在无法与这位无耻亲家再共事下去，愤然辞职南下。

正所谓祸福相依，这次的失败反而为周学熙今后搞实业铺就光明前程，因为他随后就认识了一个贵人——袁世凯。

周学熙南下后，周馥把他推荐给了李鸿章。李鸿章觉得周学熙是个好苗子，就把他引荐给了亲信袁世凯。当时袁世凯在山东担任巡抚，正在推行教育改革，废除科考，提倡“实学”。李鸿章是袁世凯的上司，周馥是袁世凯的故交，袁世凯对周学熙自然不敢怠慢，就委派周学熙筹办山东大学堂。

山东大学堂是山东大学的前身，是继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之后中国创办的第二所官立大学堂。1901年10月，山东大学堂在济南创办，周学熙出任管理总办，也就是首任校长。他按照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教育方针，大力整肃校风，订立办学章程，当时的山东大学堂还不能男女同校，教学内容亦以“四书五经”为主。周学熙编印《中学正宗》以正“中学根本”，要求学生打躬作揖，如遇祭孔等大典则行跪拜礼。与当时的私塾相比，山东大学堂的教育理念已经有质的飞跃，具备了近代正规学校的体制和规模。

据曹辉、曾科所撰《安徽周氏：家学渊源 代有人出》一文记载，当时光绪皇帝只是发布了各地书院改办新式学堂的上谕，但具体如何改，并无先例。山东大学堂的做法提供了一个具体可操作的模式。1901年，学部大臣张百熙将周学熙制定的《山东大学堂办学章程》转发各省，要求参照办理。在清末“新政”期间的倡办学堂风潮中，山东大学堂起到了模范和指导作用，影响极大。

因为这一贡献，周学熙在创办实业之前，已经在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北洋集团的大管家

周学熙管理山东大学堂成绩卓著，为袁世凯争得了脸面，袁高兴地称赞他是“当代奇才”。但袁世凯当时还没认识到周学熙可以搞实业。

1901年，李鸿章病逝，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喜洋洋地从山东移师北上。可此时的天津，由于八国联军的疯狂掠夺，不仅乱民遍地，而且穷得一塌糊涂，市面现银奇缺，连府库也分文没有。当时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整顿金融，这件事不解决，袁世凯这个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没法干下去。

没有资金就没法练兵，正在袁世凯抓耳挠腮时，周学熙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胡冰在《大商传奇》一书中写道，周学熙建议袁世凯以官方名义成立一个银元局，“自己铸钱，自己发行，不仅可以平抑银元贴水，压低物价，稳定市场，还能赚不少钱呢!”

周学熙的建议得到了袁世凯的肯定，马上任命周学熙为北洋银元局总办。周学熙上任后，马上四处勘察，利用一座废墟的寺庙，修建厂房，招募工匠，改造机器，亲自设计铜元的式样，仅仅用了73天，就建成了造币厂，铸出铜元150万枚。由于式样新颖，便于携带，加之官方强力推行，北洋铜元的流通区域不断扩大，既满足了市场流通的需要，也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同时也打击了投机奸商。

北洋银元局的成功建立，让袁世凯看到了周学熙搞实业的潜质。于是，他派遣周学熙去日本考察。这趟日本之旅，让周学熙眼界大开，尤其是日本的教育体制和金融体制的确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40多天考察的所见所闻，写成《东游日记》，第一次完整形成了“振工兴商，富民强国”的观点。考察回来后，周学熙积极筹建直隶工艺局，扶持民族资本投资各类实业，从而开创了华北工业的先河。在此基础上，他建议以北洋银元局为基础，吸收社会游资，创建直隶官银号，实际上就是一家北洋银行。这样北洋银元局、直隶工艺局、直隶官银号互为支撑，三位一体，形成支撑北洋集团的核心金融架构。

最为担心的财政问题能被周学熙圆满解决，袁世凯极为满意，他再也不用三天两头求人告贷了。自此，周学熙成为袁世凯心目中最得力的“金融专家”，担当起北洋集团的大管家。周学熙一生能官、商两道通吃，根本原因在于深受袁世凯赏识，并和他结为坚定的利益共同体。袁世凯和周学熙紧密结合，有枪有钱，成为北洋集团的核心所在。

三件事令人刮目相看

周学熙搞金融，帮袁世凯解决了财政难题。可金融毕竟是以钱生钱，怎样才能既赚钱又提升国力呢?那就是搞实业。

周学熙搞实业离不开袁世凯的支持。据《大商传奇》记载，此后，周学熙慢慢摸出门道，在实业领域做出了三件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大事：

第一件是坚持“以滦促开”，维护了开平煤矿的主权。前文说了，英国人骗夺了开平煤矿。眼看开平矿权追回无望，袁世凯咽不下这口气，就授命周学熙在开平盆地另开一个滦州煤矿，与开平煤矿公开竞争，争取以滦收开。于是，近代经济史上著名的“开滦争夺战”就此拉开帷幕。经过了近一年的价格大战后，开滦双方两败俱伤，于是英国商人改变了策略，开始大肆鼓吹“开滦合作”。1911年11月，开平、滦州达成协议，同意合并成中英开滦矿务有限公司，股权对等平分。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开平煤矿的主权。

第二件是，重振唐山细棉土厂，集股创办启新洋灰(水泥)公司，成功地进行了合股办企业的尝试。1906年8月，原本被英国人把持的唐山细棉土厂回到了中国人手中，袁世凯让周学熙负责经营。起初，细棉土厂是官办的，1907年7月，为避免因官场变化而发生的产权风险，周学熙立即向社会招收商股100万银元，将官银号原定10年的优厚借款悉数还清。自此，唐山细棉土厂成为完全商办的股份有限公司。9月，更名为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袁世凯与周学熙家族都是大股东。

第三件是，吸收外商资金、技术，与比利时合办耀华玻璃厂，开中外合资办企业的先河，为后来的民族工业发展，树立了坐标，指明了方向。当时国内玻璃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玻璃基本全靠进口。耀华玻璃于1922年3月成立，股本定为120万元，中比各半。比方用专利权作为股本，中方的60万元由滦矿新事业基金拨付。这种以购买专利的方式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方式，算得上是周学熙的另一项创举。特约撰稿 田野

因反对袁世凯称帝，周学熙被软禁 。袁世凯倒台后，周学熙才重获自由。此后，周学熙以天津为基地，营建起一个庞大的“周氏企业集团”，逐渐形成了中国南北两个经济重镇：上海和天津。周学熙也被誉为“中国水泥之父”、北方近代工业的奠基人。值得一提的是，周学熙曾在青岛创办华新纱厂，这是国棉九厂的前身。周学熙为青岛棉纺织事业的发展，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两次出任财政总长

周学熙曾两次出任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总长，做出了不少开创性的贡献。为使国库充裕，周学熙大胆地进行了多项改革 。

1912年，袁世凯刚当上民国大总统不久，就委任周学熙出任财政总长。在任上，周学熙最大的贡献是实行分税制，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在各省建立国税厅。他首先指出当时税制紊乱的三个原因：一是穷者纳税繁重，二是富者不纳税，三是地方截留税收。他采取了集主要税源统归中央的办法：把大部分财权收归国家，建立新的财政管理体制，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区分国家税和地方税。为落实中央与地方依标准分权收税的规定，他在各省设国税厅，分属财政部，以综理国家税收。随着中央权威的增长，民国二年国库收入增多了。

据《周学熙：巨擘善舞兴家国》称，1915年3月，周学熙第二次就任财政总长，袁世凯企图称帝，他坚决不与其附和，拒拨帝制活动经费，被软禁于北海。直到袁世凯倒台，他才重获自由。此后，周学熙以天津为基地，营建起一个庞大的周氏企业集团，他亲自创办的企业就有北京自来水有限公司、中国实业银行、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大苑实业银行、天津华新纱厂、兴华棉业公司、跃华玻璃公司、唐山启新机器厂、滦州矿地公司、江南水泥公司等，吸引了北洋军阀争相投资天津，逐渐形成了中国南北两个经济重镇：上海和天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工业产业格局的形成。

周学熙也被誉为“中国水泥之父”、北方近代工业的奠基人，并与南方实业家张謇一起被时人称为“南张北周”。周氏企业集团资本金额高达4000多万元，在当时这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

在青岛创办华新纱厂

第二次任财政总长期间，周学熙发现，由于欧美国家忙于一战，一向大量进口的棉纱、棉布锐减，导致价格飞涨，纱厂的利润倍增，于是周学熙有了办纱厂的主意。可是创办纱厂历尽波折，直到1919年1月，天津华新纱厂才正式生产。由于纱厂利润高，华新公司又在青岛、唐山、卫辉陆续建立了3个纱厂。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青岛华新纱厂，周学熙之所以在青岛设厂跟他的一次崂山旅游有关。

辛亥革命爆发，逊清遗老纷纷避居青岛，周馥便是其中的一员。1912年，周馥携家带口来到青岛，住进了湖南路与蒙阴路路口的一所大宅子里，作为第四子，孝顺的周学熙随同侍养。据1937年《青岛华新纱厂特刊》中有关华新纱厂的历史记载，有一次周学熙到崂山郊外旅游时，“见居民面多菜色，衣不蔽体，惄(ni)焉悯之”。于是，周学熙就召集亲友，决定创办“华新实业公司”，买沧口德人缫丝厂旧址。利用袁世凯的关系，借公款，周学熙准备向德商瑞记洋行订购英国爱色利斯纱机。然而，纱厂生不逢时，契约刚签好，一战爆发，青岛成为日德战争的战场，周家仓皇迁到天津，厂房成为英国招募华工的根据地。

1919年，周学熙聘请了英国律师甘博士迭经交涉，青岛华新纱厂才重新回归。可此时的青岛被日本人占领，重启过程中，日本人为让日资内外棉纱厂占得先机，百般阻扰，致使华新纱厂1919年方得出纱。

青岛华新纱厂的经营颇为坎坷。众所周知，日商为了霸占青岛的纺织业，自然会用尽各种手段排挤华新纱厂，这最终导致华新纱厂走进低谷。为了摆脱困境，周学熙一度将工厂交给他的儿子周志俊主持。周志俊上任后，考虑到纺纱难以续存的情况，进行六项改革，他有留洋的经历，就对工厂用西方的管理方式。但在当时的国内形势下，想要振兴民族企业又谈何容易?据周志俊回忆，华新纱厂在青岛的发展可谓举步维艰，“当时日本人有意捣乱，招来崂山土匪孙百万、马文龙入驻市内，并绑架商会会长隋石卿”，周志俊称，当时他住在厂内“每夜均闻枪声，一夕数惊。”除此之外，由于军阀混战，青岛市政的主持者也是几易其人，频繁地迎来送往同样让华新不堪重负。

青岛华新纱厂的最终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九·一八事变”结束后，华新纱厂的股线在东北三省市场跌落，周志俊非常惊慌，不得已只能借钱买布机，开办了织布厂。日本在青岛登陆后，强迫周志俊卖厂，其实周已经把厂子转给美国人了，但日本人不甘心，他们扣押了周志俊的外甥作为恫吓的手段，反反复复之下，整个厂子以196万日元的低价卖给了日本人。”自此之后，青岛第一个民族纱厂成了日本人的资产。直到抗战胜利，华新纱厂才被赎回。解放后，华新纱厂发展成为青岛国棉九厂，继续书写着一座城市的纺织盛事。

周学熙在青岛还热心公益事业，曾常年捐资助教。据《胶澳志·教育志》记载：“礼贤中学始于光绪二十七年由瑞士同善会创设……经常费年约三千余元，大部分由亚细亚新教会同善会捐助。德日宣战因而辍学，翌年恢复开校授课，而经济日困，学生亦不如前之踊跃。八年皖绅周学熙捐助常年校款，兼设甲种商业班，至十二年，周氏岁捐中止。”此举令人所称。

曹禺受周公馆启发写出《雷雨》

周学熙虽然大力发展实业，可在晚年却淡出了商界，关于他隐居的原因，曾有这样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有一次，启新公司股东开会，身为大股东之一的袁世凯家族也派人参加。会上，周学熙与袁家八公子意见不合，对方竟然掏出手枪来拍了桌子，而这个人还是自己的妹夫。这件事让周学熙很受伤，不久他就宣告引退，不再过问北洋实业的事务了。

退隐后，周学熙一直住在天津孟庄三多里的周公馆。周公馆始建于1915年，紧靠墙子河岸边，约10亩余，是一组极能体现房主人风格的中西合璧的建筑。苏莉鹏在《澳门路3号周学熙旧居：闭门耕读度晚年》一文中介绍，在周公馆里，周学熙过着与从前完全不同的日子。他不必整日在这里冥思苦想，思考怎样发展企业;也不必费神烦忧外面政局的混乱。在周公馆里，他闭门念佛，吟诗作乐，过得好不惬意。而在外边，这座周公馆却在不经意间因曹禺的一部话剧而令人产生了很多联想。

1935年8月，在天津师范学校的礼堂里，首演了一部名叫《雷雨》的话剧。这部话剧一上演，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个发生在周公馆的故事，立刻让天津市民联想到了当时在天津乃至全国都赫赫有名的周学熙。但曹禺说，他家虽与周家是世交，但《雷雨》的故事与周家毫无关系，只不过是借了他们的那座大房子而已。

作为周氏家族代表人物的周学熙，晚年对后代子孙的教育更加重视。最著名的，是他去世前前写下了一首示儿诗：“祖宗积德远功名，我被功名误一生。但愿子孙还积德，闭门耕读继家声”。

周志俊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一架

周氏家族此后近百年的命运，正是按照周学熙临终的设想发展的——“闭门耕读继家声”。周学熙的子侄辈、孙子辈出了大量的有学问的人，几乎可以开一所大学。

周学熙有3个儿子。长子周志辅，1918年任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后任青岛华新纱厂董事长等职。

次子周志俊，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生，1912年随祖父周馥和父亲周学熙一起迁居青岛。他主要致力于周氏企业集团中的棉纺织业，长期主持青岛华新纱厂的生产，并在堂兄周达的长子、电气工程师周震良的协助下，将该厂建成了一个以电气动力为标志的现代机器大工业。

抗战爆发后，周志俊将青岛华新纱厂的机械设备移到上海，并陆续在上海创办了纺织、印染、机器三厂等，使他在上海企业界建立了声誉。因其支援抗战，遭到日本宪兵和汪伪特务组织的敌视和暗算，屡历险境。解放后，周志俊曾任青岛市政协副主席和山东省政协副主席。1950年，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一架，这是周志俊的又一大手笔，成为一段佳话。

三子周叔迦，是著名的佛学家。早年他隐居青岛，潜研佛学。1930年至北京后，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授佛学，著有《中国佛教史》。我国著名的红学家、文史学家周绍良就是周叔迦的长子。

周氏家族为后人所称道的，还有中国古籍收藏家、文物鉴藏家周叔弢 ，历史学家周一良，数学家周炜良等等。有人这样为周氏家族总结：第一代人做官;第二代人亦官亦商;第三代人经商兼做学问;第四代人因时代之局限，多以收藏度日;第五、六代几乎全是大学问家，真正实现了中国人“家学渊源”“代有人出”的传统理想。

虽非出青岛，然与青岛渊源深厚，这就是周氏家族。特约撰稿 田野